曹聚仁致鲁迅、许广平的三封信

曹聚仁与鲁迅非泛泛之交。1927年12月21日,鲁迅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演讲,曹聚仁时为暨大教授,参加听讲并将鲁迅讲演笔录成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上海1928年1月29日、30日《新闻报》副刊《学海》第182、183期上发表(署名刘率真),后收入杨霁云编的鲁迅《集外集》中。三十年代初,曹聚仁主编《涛声周刊》、《芝种》及与人合编《太白》等报刊时,鲁迅积极为之撰稿,往来书信就有40余封(据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183;日记》记载：曹聚仁从1933年5月7日得鲁迅第一封书信,至1936年3月7日得鲁迅最后一封书信止,共得43封书信),单《鲁迅全集&;#183;书信》就收了鲁迅致曹聚仁的二十五封半信。鲁迅逝世时,曹聚仁集鲁迅诗意写成挽联。     

曹白与《呼吸》

说起曹白,对现在的文学青年来说是很陌生的,但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走过来的从事文学或涉猎文学的老人来说应该是有着清晰印象的,因为《鲁迅全集》中有15封鲁迅写给他的信函,并保存着曹白创作的木刻《鲁迅像》。鲁迅逝世后,曹白是参与了抬棺的八人之一,可见他对鲁迅先生的深厚感情。此后,不到一年,     

鲁迅与徐梵澄

凡读过鲁迅日记与书信的人,大概都知道鲁迅先生三十年代在上海有个年轻友人徐诗荃,即1999年5月在北京逝世的我国著名学者徐梵澄先生。从1928年5月开始,他们的交往就非常密切,此后八年的《鲁迅日记》里,三百多处提到“徐诗荃来”或“得诗荃信”。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梵澄是受鲁迅先生宠爱的学生”。而许广平却对“此公”颇为不满,甚至说他“磨     

台静农与陈独秀

台静农（ １９０２年－ １９９０年）, 安徽霍丘人。他曾是以鲁迅为首的未名社的重要小说家,鲁迅对他的小说评论道：“能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文学史家杨义对台氏小说评论说“从内容到风格,皆师法鲁迅”,将他定位为乡土写实作家。他是鲁迅的重要朋友之一,可以互谈心曲。中国第一部评论鲁迅的论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是他问世的第一本书。他１９２５年结识鲁迅,直到鲁迅逝世,有１１年交往,彼此通信六七十封。 台静农与陈独秀交往时间很短,只３年多,陈独秀就去逝了,其情景很长…     

帮助鲁迅改变命运的人——鲁迅挚友许寿裳

鲁迅一生助人甚多,特别是帮助弱势群体和文学青年。他的“人生计划”就是“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1935年12月14日致周剑英信）;又说：“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1926年12月16日致许广平信）鲁迅为人力车夫包扎伤口的故事,为女佣王阿花赎身的故事,以及甘为文学青年当梯子、当垫脚石的许多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     

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文学史

<正>中国文化素有“盖棺论定”的传统。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作《论鲁迅》演讲：“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鲁迅由此获得了现代文坛的最为崇高的评价。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2))     

冯雪峰:为毛泽东和鲁迅相知架桥

如果要问,中国近代历史上毛泽东最推崇的人是谁,人们可能都会回答:鲁迅。毛泽东曾充满感情地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毛泽东与鲁迅——两位时代的巨擘,如两座交山巨峰,终生相望却无缘相逢。幸而两“山”之间曾有一“峰”,为他俩架设过一座精神桥梁。他就是冯雪峰。今年,适逢鲁迅诞辰120周年,同时是毛泽东忌辰25周年,也是冯雪峰逝世的25周年。本期发表《冯雪峰:为毛泽东和鲁迅相知架桥》一文,将鲁迅与冯雪峰的交往以及毛泽东与鲁迅心灵的相通的史实告诉读者,也是对他们的一种纪念。     

新发现曾国藩致琴西的两封书信

近日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发现了曾国藩致琴西的两封亲笔信件.这两封书信,收录在河北大学图书馆珍藏的《国朝名人笔墨》(登录号为560106)中,一并收入的还有曾国荃、李鸿章、李瀚章、宋士骧等人的十封信件.     

柳亚子与鲁迅的深情厚谊

柳、鲁二人活着时的交往不算多,可是鲁迅逝世后,柳亚子不断写诗悼念,甚至在他短短二百来字的遗嘱中要求埋葬在鲁迅墓侧。文坛上两位巨匠的神交,感人至深。     

鲁迅写信问候“即颂饿安”

鲁迅留下的书信有1000多封,不同的信,鲁迅在信尾所用的问候语是不同的. 1925年7月16日,鲁迅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信中就北京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封建家长式的统治和许广平讨论,语言诙谐幽默,信尾用的是“顺颂嚷祉”的问候语,祝福她在吵嚷中得到幸福快乐.     

王稼祥同志十四封信的收集过程及主要思想内容

我馆于一九八○年春收集到王稼祥同志青年时代的书信十四封。这些书信,是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间,写给他的同乡同学王柳华、王久长等人的,一直由泾县厚岸公社王柳华(解放后任小学教员,一九六一年逝世)保存。一九六六年“扫四旧”时,从王柳华家中查出,共有十七封信,同所谓“四旧”物资一起放在公社。一九七○年县革委会宣传小组汪应昌同志去厚岸公社采访新闻时,公社同志介绍有王稼祥同志书信,他看过后,认为这     

战前日本鲁迅研究概观

战前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的文字早于中国;五四时期日本文化人也较早地从文学的角度发现了鲁迅的价值;30年代日本的鲁迅研究完成了从“旧文人”到“文坛泰斗”的认识转变;鲁迅逝世时日本出版了世界第一部《大鲁迅全集》;中日全面战争期间,日本还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鲁迅传》。     

“流氓才子”叶灵凤的谍战生涯

<正>现代著名作家叶灵凤（1905—1975），成名于20世纪20年代上海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抗战爆发后，他随《救亡日报》从上海迁至广州，广州沦陷后又到香港，从此在香港定居直至逝世。20年代末，因文惹祸，激怒鲁迅，导致鲁迅在多篇杂文中对他猛烈批判，为其封了“新的流氓画家”“流氓才子”的尊号。鲜为人知的是，在日本占领香港期间，他这个“流氓才子”却有过一段特殊的抗日谍战经历。     

鲁迅和瞿秋白的革命友谊

鲁迅和瞿秋白是亲密的战友。早在1923年10月,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初版刚三个月,瞿秋白就在他写的《荒漠里》对鲁迅表示极其仰慕,并推崇说：“好个荒凉的沙漠,无边无际的！鲁迅先生虽然独自“呐喊”着,只有空阔里的回音。”后来他又提到《狂人日记》、《头发的故事》等。1931年,溜秋白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排斥于党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来到上海养病。他在读了鲁迅送给他的刚出版的译作《毁灭》之后。就写了一封《论翻译》的信给鲁迅。开头以“敬爱的同志’叶B称,并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     

季自求与鲁迅的交往

1912年至1920年的《鲁迅日记》中曾经50多次提到过季自求（季天复）这个人,南通图书馆珍藏的《季自求日记》中也有50多次提到鲁迅,鲁迅拜访他10多次,互访40多次,可见他们两人的关系曾经颇为密切。那么季自求是谁？其一生有何主要经历？他和鲁迅是怎样认识的？两人之间有过什么交往？后来为何逐渐疏远？     

蔡元培和鲁迅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鲁迅。可是,你未必知道,中国的另一位哲人和先贤蔡元培与鲁迅交往的详情,以及他对鲁迅一生的影响。还是郭沫若说的好：“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     

孔祥熙挽鲁迅联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与鲁迅分属两个正进行生死搏斗的营垒,但是,当鲁迅逝世的时候,孔却送去了一幅怀着深深敬意的挽联。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寓所逝世。文坛巨星陨落,举世震惊。10月20日至22日上午,鲁迅先生的遗体安置在万国殡仪馆的礼堂里,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地前来瞻仰遗容,向这位中华民族的“民族魂”致最后的敬礼,作最后的告别。礼堂里摆满了人们送来的花圈、花篮,四周的墙上悬挂着许多的挽峰和挽联,以凝炼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对这位文化巨人的敬意与哀思。在挽联中,有一B视为显眼,其上写道：鲁迅先生千古…     

一副没有公开的挽联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逝世。鲁迅的同乡兼学生,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左联”常委兼秘书长徐懋庸闻此噩耗,当即写了一副发自真情的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懋庸与鲁迅原有师生之谊,因“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争,意见分歧,产生误会,互相论战。鲁迅逝世,徐懋庸的挽联实在不好写。这副挽联是通过连续发问的形式,更多地表达了自己深感愧疚、引以自责、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情,体现了磊落的胸怀与真挚的感情。下联中的“知我罪我”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一副没有公开的挽联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逝世。鲁迅的同乡兼学生,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左联”常委兼秘书长徐懋庸闻此噩耗,当即写了一副发自真情的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懋庸与鲁迅原有师生之谊,因“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争,意见分歧,产生误会,互相论战。鲁迅逝世,徐懋庸的挽联实在不好写。这副挽联是通过连续发问的形式,更多地表达了自己深感愧疚、引以自责、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情,体现了磊落的胸怀与真挚的感情。下联中的“知我罪我”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也谈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与蒋锡金、王尔龄两同志商榷

鲁迅逝世前一段时间,曾计划去日本疗养,但后来终于没有去成。这个问题近年来引起了一些鲁迅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如蒋锡金同志的《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一文(刊《新文学史料》第一辑,1978年12月),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和考索。随后,王尔龄同志的《鲁迅逝世前的两次斗争》(刊《新文学史料》第四辑,1979年8月)也涉及这一问题。现在,我把自己的不同看法提出来,以就教于蒋锡金同志、王尔龄同志以及从事鲁迅研究的同志。鲁迅要去日本,确如许广平同志所说,是他“早年的夙愿”(见锡金同志文章所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