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二十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     

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

1962年,我曾上书毛泽东主席保荐“责任田”。这件事,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许多关心这一历史事实的同志——无论是熟悉的还是仅见“上书”未曾谋面的,都曾约我写点回忆录之类的文章。真实反映历史原貌,是鉴往知来的重要依据。我已是66岁的人了,与其让后人去“捉迷藏”,倒不如乘现在能看能写之时,将这段历史真情和内心世界挑明,以尽晚年之责。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对“责任田”的热烈拥护,促使我向毛主席上书     

“四人帮”和他们的系列“阴谋电影”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一部神秘的影片作为“四人帮”反党的证据,在全国各大电影院连映多日。当其时,虽然名曰“控制放映”,但其放映范围之广,观众之多,报刊舆论引导力度之大、之“及时”,只有“文化大革命”前夕对于《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的大批判可以相媲美。从这部影片中,广大观众还学到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阴谋电影。它,就是“四人帮”精心策划,用以炮轰周恩来、邓小平的“哑炮”———《反击》!张春桥下令: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1976年初,张春桥的心情是“喜怒相伴”。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又受到批判,他的劲敌已然散去,…     

“四人帮”被捕消息是如何泄露的

有人经常问我,听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对此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我当时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下面我谈谈上海的这伙余党是怎么知道“四人帮”被捕消息的。     

《毕节地区军事志》是一部优秀志书

去年,糜崇习、雷昌应二同志给我送来了《毕节地区·军事志》．并要我写一篇评论．我欣然同意了。读了之后,受益非浅,觉得它写得很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志书。说它好．还不只是就志书的一般要求来评价它．因为,“体例严谨,资料翔实．文字通顺”之类的话一人们早就听得耳熟,再去说它,似乎就没有多大必要了。何况,在这几方面,它都作得很不错,别人已经作了充分肯定,我再去重复,也很难写出新意。我说它写得好,主要是从它的内容着眼。这本志书,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它以浓墨重彩,记述了红军长征过毕节,记述了黔西北…     

耀邦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

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会上讲话,他在讲话最后提出,粉碎“四人帮”两年来,多少英雄夜以继日地用全部精力为拨乱反正、扭转乾坤作出了贡献。史学家们现在就可以写粉碎“四人帮”两年的历史了,叫做“拨乱反正的日日夜     

《史记》所用“我”字说

在阅读《史记》的《纪》、《表》、《世家》等部分时 ,常能看到诸如“秦伐我”、“魏败我于……”之类的句子。我们都知道“我”字是代表的某一诸侯国 ,但称“我”应是春秋战国当时人的语气 ,司马迁作为后人写《史记》 ,理应直呼国名 ,但他用“我”字 ,显然不合逻辑。不少学者以“我”字为司马迁作书时所依据的旧史原文来解释这一现象 ,其实这一说法很难成立。本文即是对此现象作出另一种解释 ,并进而对《史记》的部分资料来源作出一种推测     

一本地下出版物的命运

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5月下旬起,全国各大城市群众冲破“四人帮”的禁令,纷纷举行悼念活动。与此同时,北京人民也自发地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4月4日,到天安门广场悼念的群众达二百万人次。5日,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遭到殴打和逮捕。随后群众的革命行动被诬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这个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答编辑问

编辑:您写的《改革动摇不得》一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种议论都有。我想请问您几个读者感兴趣的问题。首先,您为什么要写《改革动摇不得》一文,有什么背景? 答:2006年,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的30周年,也是我主持撰写“皇甫平”系列评论呼唤深化改革的15 周年,同时义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去年(2005年)11月底,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旗下的《世界》月刊执行主编姚献民先生,前来找我,写了一     

忆沈从文先生二三事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天,一家即将创刊的学杂志主编听说我与沈先生有过交往,于是就托我请沈先生为杂志题写刊名。不巧,老人病重住院,正在特别护理中,但仍托夫人转告我,待病愈之后,一定不辜负我的重托,把字写好。哪知道,此后不久我就接到老人与世长辞的噩耗。这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随即,如烟的往事,一幕幕的,像冲破闸门的洪水,展现在我的脑海中。     

舅舅黄俊民的一些往事

我的舅舅黄俊民（1899--1988）,字立礼,河南省罗山县人,是我母亲的哥哥。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是从1951年开始和舅舅联系的。那年,我给舅舅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此后,我们经常通信联系。几乎在每封信中,他都要告诫我和我的兄弟姐妹,要“关心政治,靠近组织,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第一段]     

盛京读书记(二)

七 法克什 八旗中工匠,汉名匠役,有鸟枪匠、弓匠、铁匠、鞍匠之别。 八 华沙布勒绰哈 “养育兵”之称。 九 爱什拉喇 汉名“贴写”,即幕府诸司抄录文案者,部院胥吏之类。     

我所认识的文博大师沈从文

劫后相逢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天,我遇到暌违多年的沈从文先生,赶忙主动打招呼。哪知,沈老居然先道出了我名字,称我为老同事。我异常惊讶,叮嘱他注意身体,说揪出“四人帮”,有很多事情等着您去做,并告诉他我在区政府工作,沈老有事尽管说,我一定帮忙。沈老颔首示谢说,“四人帮”     

热干面

一个地方的小吃,其实是最能体现地方文化、地方风情、地方特色的。武汉的小吃之丰富多元,应该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吧?我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单是武汉的传统小吃, 便有二百多种,真是不统计不知道,一统计吓一跳。这些个传统的小吃,其实应该算作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应该在我们的保护之列的。但是,却很少有人去关心经理弘扬武汉的小吃文化。其中的缘由, 大概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人,关心的都是天下之大事,比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没得到解放,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至于我,从小大概是饿怕了,所以对小吃非常的感兴趣。说起来好笑,我小时候最宏伟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用一根竹签一次串三个面窝,让我一次吃个够。所以,当这个理想最后实现了,我就想写一本关于武汉小吃的书。架势拉开了,资料等身了,可是一写起来, 才觉得水好深。再加上自己也逐渐成了个文化人,逐渐地就被“水深火热”之类的天下事缠住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书即使写出来,谁跟你去出呢?现在的市场其实只需要一个宝贝：“方便面”。开水一泡,马上就一大碗,这样的“快速”食品, 是中国商家快速发财的宝贝啊。于是,写了十几篇后,就将《武汉小吃》的计划,封存起来了。今年初春,小琴来访,谈起这个封存的计划,小琴非常感兴趣。于是去寻找当年的旧稿,可惜很多已经遗失了。现将能够找到的,作为引玉之砖先抛出来,以期有同好慨然响应,纷纷投笔从吃,则武汉好吃佬之幸也,武汉文化之幸也。     

报喜不报忧的战事报道

在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下,日军的战地报道只能“报喜不报忧”。只有类似“胜利!胜利!”之类的报道不必通过检查;新闻稿中连“士兵”二字都不准使用,表现“士兵”要写“勇士”;一旦写日军后方遭遇袭击吃了败仗,就会惹来麻烦。     

捻军正名——一个有关立场问题的名称的商榷

一、問題的提出 1938年我写了一部小书专论天京失陷后长江以北在遵王賴文光领导之下的“蒙、亳之众”的战术。对于这一支革命队伍,当时清朝的文书和地主阶級的記載都称为“捻匪”,直到我写那部小书的时候,一般写中国近代史的人也还是称它为“捻匪”。这显然是站在反革命立場的写法。我認为不对,称之为“匪”是誣蔑,应該把“捻匪”改为“捻軍”才是, 因此,我那部小书就叫做《捻軍的运动战》。那时候,我在政治上是走中間路     

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改革开放初期,我有幸参加了两场共和国大审判。1980年,我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81年初,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宣判后,我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回到上海休息几天,到医院里看望生病多时的老伴,然后于3月到衡山饭店报到,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参与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我在2006年出版的《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这本书中,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过程已经作了一个全面的口述;而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情况,至今却鲜为人知。作为一名亲自参与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法官,觉得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一次回忆,那就先从庭审的情况说起吧。     

难忘的三封加急电报

我当兵后的1979年,不仅是我们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我个人刻骨铭心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开国元勋相继逝世;“四人帮”乘机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震惊中外……就在这天灾人祸不断．举国上下迷惘若失之际,我接到了“父病重”的第一封加紧电报。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所见“调”的含义——兼与王素同志商榷

王素等同志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一文,提出了孙权时期的长沙郡既有口钱、算赋征收之制,又有户调制的实行。我曾于2000年就这一问题写了一篇短文,认为孙吴有口钱、算赋征收之制而无户调之制,向王素等同志提出了质疑。此后,王素同志又在《历史研究》撰文反驳了我的这一看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正式出版后,提供了对吴简中有关“调”字的涵意进行全面考察的条件,因而我把吴简中有关“调”的竹简按其表述的不同方式区分为六种类型,并分别说明每种类型的“调”都不能作“户调”解释,从而动摇了孙吴有户调制的观点的论据。     

报喜不报忧的战事报道

在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下,日军的战地报道只能“报喜不报忧”。只有类似“胜利!胜利!”之类的报道不必通过检查;新闻稿中连“士兵”二字都不准使用,表现“士兵”要写“勇士”;一旦写日军后方遭遇袭击吃了败仗,就会惹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