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去的原因

文革期间,秦城监狱的三位牢友互相问起进去的原因。第一次是资深牢友：“我因为反对周扬。”第二位刚进不久：“我因为拥护周扬。”第三位老者语出惊人：“我就是周扬。”     

“二月抗争”中的谭震术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我所经历的“四清“运动

1964年上半年,我作为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到河北省抚宁县参加了正在全国开展的“四清”运动。40多年过去了,“四清”工作的一幕幕至今仍萦绕心头。40年后说“四清”“四清”是简而统而言之,其所含全部内容是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亦称“新五反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我国于1963年初至1966年“文革”前开展的一场影响很大的政治运动,已写入了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四清”的提出,源于“阶级斗争”深化的…     

试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

多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捡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一篇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传单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传单的落款时间为1967年2月。这个日期，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阶段，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夺取各级各单位的党政大权，全国范围的“天下大乱”的时期。     

影像站

“四五”运动 “四五”运动,是指1976年4月5日前后发生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为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十年动乱,拨乱反正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四五”运动再一次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朱偰：不应被遗忘的“两京”研究专家

朱偰先生是留学欧洲取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却由于拳拳的爱国之心,迷上了北京、南京“两京”的宫苑城垣研究,硕果累累,泽惠后人。可惜的是,为保护古城面貌,他敢于出头反对拆毁古城垣,终被打成“右派”,更招致不公平待遇,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十年动乱后,他的冤案自然得到昭雪,而他的事迹也应为世人广泛地宣传。     

寻访数学家陈景润

我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由素昧平生到不由自主地为他奔走呼吁,以至为他写了十数万字的内参,实在是因为我从内心里反对那场动乱,同情“文革”中科学家们的遭遇所致。     

“中央文革”三大笔杆子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虚妄，理智最终战胜狂热，“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究竟如何呢？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说当时的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刘国新一、“文革”史研究的一般情况（一）“文革”史研究的起步国内对于“文革”史的研究起于何时,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从“文革”结束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就开始了。当时,一大批亲身经历“文革”的人开始讲述自己在“文革”中...     

我的烦恼的“工农兵学员“生活

著名作家何申的新作《我的烦恼的“工农兵学员”生活》,记述了他在不正常年代的一段不正常的生活。文革中的大学,与文革前所谓“十七年教育”的大学和文革后恢复正常教育的大学,是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教育史上绝对的另类。政治运动不断,帮派矛盾重重,在一个文明之所却文明难觅,在一个斯文之处却斯文扫地,焉能使人不烦恼?“工农兵学员”生活是文革史料中较为罕见的,故本文殊为难得。     

张作霖与“二十一条”交涉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涉及东北条款甚多 ① ,谈判期间 ,北洋政府征询东三省意见 ,时任民国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独排众议 ,表示强烈反对并拒绝军官会议的决议 ,也不参加主和派的行列” ,并致电北洋政府 :“中日交涉丝毫不可让步 ,如交涉破裂 ,愿率全师进行决战 ,驱逐日寇 ,否则一死殉国。”② “二十一条”签订后 ,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和列强对日本独占中国阴谋的反对 ,并未能立即执行。 1 91 6年 4月 ,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后 ,面对日本要求在东北兑现“二十一条”的外交攻势 ,仍然持抵制态度。对他的这种态度 ,以往著述极…     

阎红彦生平片断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品格中,有许多可贵之处。当高岗权势煊赫时,他敢于揭发高岗;当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他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不能光唱赞美歌;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指导方针时,他敢于提出:“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当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对他横加训斥时,他敢于愤然相对:“我就是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你们这样搞下去要出乱子的!” 坚持真理、反对错误,有时固然困难,但尤其困难的是,当错误成为潮流,或者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依然能坚持真理,反对错误。古人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此之谓也。     

先秦道家生死观的主要特点

先秦道家的生死观在中国哲学各思想流派中最具特色。其主要特点有：唯物辩证的生死关系。生死必然的命定论,“苦生乐死”的超然态度,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反对厚葬的节俭精神,“死而不亡”的理想境界。     

“文革”中“帮文风”留给我带血的记忆

“文化大革命”对全国各项工作以及党风、社会风气、人际关系等等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其中对文风的破坏也是至深且巨的。我个人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对此感触极深。“文革”已时过二三十年,有时候还能感到它的影响。当时一伙文痞肆意鼓噪,最高领导姑息纵容,遂致祸害全国达十年之久。抗日战争中期,共产党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整顿“三风”,包括整顿文风即反对“党八股”。“党八股”作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曾经对我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1942年作《反对党八股》报告时,“三风”虽然已经只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     

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历史课题——国外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评析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关系的研究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文革”的起因、社会后果以及否定“文化大革命”与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构成了国外“文革”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文革”结束30周年之际,探讨国外关于“文革”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反思“文革”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吸取历史教训以及坚定改革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 误解及其他

学术界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做一次反儒学运动是对历史的误解。五四新文化派所反对的不是儒学, 而是礼教; 他们所要打倒的也不是儒学, 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儒学的态度是 “评判的态度”, 也即是一种历史的态度。五四新文化派并没有把儒学当做一种死去的东西而抛弃,而是力求用新方法来阐释儒学的现代意义; 他们也并不是要废止儒学, 而是要改造儒学、重建儒学。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理论贡献

怎样评价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理论贡献,这是一个关系到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问题。解放以后,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曾经取得很多成果,但也出现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文革”前及“文革”中,由于“左”的影响,理论界和学术界长期存在着拔高的现象。这种倾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得到克服,然而近几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不适当地贬低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理     

“文革“中的“三支两军“

“文革”爆发,天下大乱,形势失控。280万解放军官兵受命于危难之时,以“三支两军”形式介入地方运动之中,由此卷入“文革”政治漩涡达6年之久。如何看待：“三支两军”,中央虽已有定论,但多数人对解放军在这6年的作为、作用及影响仍不十分清楚。《“文革”中的“三支两军”》一文概略地叙述了这一历程,对那特殊年代解放军的特殊作用作了回顾。     

“文革”前的中学生思想教育

“文革”初期的一些中学生,为什么成了政治及人身迫害的一种工具？为什么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作家王小波的一位曾任北京市工读学校校长的世伯,“文革”前曾在学校大讲“二十四孝”之“卧冰求鱼”,听的学生毛骨悚然。结果在“文革”中,学生们强迫这位校长赤身趴在冰面上,留下了终身病痛。王小波说,这是他“自己吃了自己的屎”。“幸运的是他还未讲过‘割股疗亲’、‘郭巨埋子’,因而幸免于被刀片割肢和活埋”。     

毛泽东曾想培养张春桥接班

“文革”前,张春桥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资历、人望俱不足道。在“文革”中,张春桥青云直上,一下子跻身中国政坛最高层,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文革”十年的政坛上,张春桥高居“中央首长”之位,翻云覆雨,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