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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大革命时期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6年10月～1927年7月）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4月蒋桂战争结束后,在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基础上,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该校1932年4月并入南京本校后,校址改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军官教导团使用.1936年初,再次恢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建制.1937年底,分校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1938年因战局原因迁至湖南邵阳,旋迁湖南武冈.1944年后先后迁移至绥宁、会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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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我在河南淅川上集的国立第一中学毕业后,为了抗日,就决心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次投考,我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而未被录取。我不气馁,又第二次报考,这次以第一名录取,进了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正式进军校之前,还要先到入伍生团进行初期军事训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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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签是指选取《四库》书原有的校签中较合适的,用黄纸誊抄清楚,粘于进呈本相应校改之处的眉端,专供进呈御览之用的校签。一般来说,《四库》书经纂修、分校、覆校等校办后,粘贴校签,然后经由总纂、总校、总裁等审核,酌定、认可其中的一些校签,并从中选取一些写成黄签。可以说,黄签是校签的精选。《四库全书考证》即是汇编、加工上述黄签而成的。其所收的考订,既包括讹、衍、阙、倒置等一般问题的校正,也包括史实、观点等的校正。尽管相对于所有《四库》书的所有考订而言,《四库全书考证》所收很有限,但其文献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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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为纂修《四库全书荟要》和《四库全书》期间形成的签讹档册，是复校官核查分校官签改书籍及誊录官誊抄讹错的记录，呈现了《四库全书》早期编纂的相关史事，揭示出四库馆纂办书籍的细节过程：先由分校官于底本上校改粘签，然后将这些签条移录至校档，同时也有大量校签在改后被直接省去。随后复校官稽查校签内容和缮本抄写情况，如有讹错就直接于校档中增补、删改。馆臣摭取四库底本和校档中的校改记录，汇编成《四库全书考证》和缮录为《四库全书荟要》的按语。《校档》中有两份《新唐书》的校改记录，应分别属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可以明晰荟要处与全书处既密切相关又彼此疏离的复杂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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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于1924年6月16日在广洲黄埔长洲岛正式开学。自1925年3月至1947年3月共开办了十二所分校,毕业学员生约17万余人,其中女生1100余人。以下按各分校成立的时间简介其历史发展。一潮州分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是黄埔军校开办的第一所分校,创办于1925年3月,是为给随同第一次东征的军校第2期学生补习课程而开设的。1925年5月23日分校即停办。同年11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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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胡宗南在陕西创办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直接目的是为军队补充中下级军官、恢复军事实力,同时也有安定西北、遏制中共发展的企图。在胡宗南的经营与蒋介石的关照下,第七分校规模不断扩大,编制日渐膨胀。地缘因素是第七分校招生时的重要考虑,既要稳固关中,又要深入沦陷区与中共争夺青年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学缘关系是胡宗南培养的重点,通过黄埔精神维系同学关系,塑造共同认知;通过军职与教职之间的调换和升迁以及亲自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建立师生关系,最终达到为军队培养人才、增强军事力量的目的。第七分校为胡宗南构建军事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做法是对蒋介石"黄埔经验"的效仿。第七分校既是黄埔军校的缩影,也是胡宗南个人野心的缩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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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方志》2 0 0 3年第四期刊载《方志编辑缺什么》 ,文中记录整理了 2 0多个方志编辑的志稿错误 ,笔者读后受益匪浅 ,同时也觉得有个别地方值得商榷。“缺少标准化意识”的第 8条 ,原文为 :“8 志稿中写‘出席了中共山东省第七次党代会’ ,后来据查 ,是‘第七届’党代会。党代会一般称第几届 ,在本届代表大会开过之后 ,当选的委员开会时 ,称第几届第几次会议 ,如中共十六届一次会议 ,如果写‘出席了某次党代会’就讲不通了 ,写‘×××为某次党代会代表’也不通 ,一般为某届党代会代表”。笔者认为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累计排列叫“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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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党代会后召开的一中、二中全会一般是做人事方面的安排,而七中全会则是为下一届党代会做准备。这中间的中央全会,则有针对性地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四中全会,正是两次党代会的中间节点。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至1927年五大召开,6年内共召开了5次党代会。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中央委员会,但由于战乱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无法召开中央全会。直到1928年中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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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国先生在天一阁发现的明抄本北宋天圣令及后附唐开元令十卷,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其中的天圣《田令》及后附唐开元《田令》,相继由日本学者兼田信一郎、池田温和戴氏本人点校,在中日两国杂志三次刊登。三种校本均源自戴氏录文。笔者在仔细研读了这些点校本后,发现其中一些文字的录校尚有疑问,个别文句也难于通读。此外,原抄本的状况、格式和页数、行数,戴氏的录文和描述也欠详细。为解决这些问题,承天一阁博物馆破例允许,2001年春,笔者亲赴该馆调查并校核两田令原文。本文第一部分介绍抄本状况;第二部分校录天圣《田令》及后附开元《田令》,并考释抄本部分存疑文句;第三部分讨论天圣《田令》采用和修改的七条开元《田令》的复原问题,尝试将开元《田令》全篇复原。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