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塔音义考略——兼论“Buddha”一词的汉译

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有上清宫一则,言及当时京华寺观之盛时,有“婆台寺在陈州门里”一语。邓之城在注婆台寺时,博引众家之说,并附以自己的按语。其中涉及婆台寺及繁塔名称由来的,有以下数则: 周城《宋东京考》:“婆台寺在陈州门里,始建未详,金季兵毁。”按云:“婆台     

论努尔哈赤的崛起——兼析李成梁之“养虎遗患”

努尔哈赤父子最终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镇守辽东三十年的总兵李成梁,由此被扣上"养虎遗患"的罪名.本文通过反思明朝在辽东民族政策的得失,以及透视努尔哈赤的文韬武略,进而得出,辽亡负主要责任者,不应该是李成梁,而应该是昏庸的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的结论.     

明代“司卫同城分隶”现象与改隶之议——基于永宁、乌撒地区的考察

明初,在黔蜀边界设立永宁卫、乌撒卫,分别与永宁宣抚司、乌撒土府同城而治,卫所隶黔,土司隶蜀。明后期,永宁和乌撒地区出现了疆土纷争、土官日益骄纵不法、土司拖欠协济粮饷、黔蜀矛盾突显等问题。地方官将其归因于两地"司卫同城分隶"之旧制,不断有官员提出将永宁宣抚司和乌撒府改隶贵州的建议,但均未得行。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隶事关多方利益,牵涉重大,明廷难以轻易决断;此外,祖制不可违也是未能实现改隶的重要原因。     

辛亥鼎革之际“民军”称谓考略——兼论清帝逊位诏书的性质

辛亥革命初期,"民军"实际并非革命党军队主要称谓。上海光复之后《民立报》、《申报》迅速以"民军"取代之前使用最广的"革军",其中《申报》政治转向尤为明显,暗含对新成立的上海军政分府及其宣称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之承认。伍廷芳被推举为民军议和总代表后,"民军"才正式成为各地革命党军队统一名称。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民军"又成了民国军队的统称,其政治意蕴值得关注。南北议和时期"民军"屡次出现于清方文献,其意义在清帝逊位诏书中得到充分体现。研究"民军"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清帝逊位诏书性质的认识。     

秦“封陵津印”考——兼论风陵渡之得名

秦"封陵津印",为新公布的秦代津渡用印,与黄河著名津渡风陵渡颇有关联。关于风陵渡之名,戴延之《西征记》云有风后女娲之墓,故称"风陵",然此本是晋以后附会的说法,不足为信。"封陵津印"之发现,则可证实秦时已有封陵津。《史记·秦本纪》、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均载封陵,为魏国故地。而文献所载封陵与风陵渡位置,大致重合。又因"风"、"封"二字均属帮纽,古音可通,《宋书》载"封陵堆",《魏书》作"风陵堆",可证封陵、风陵至中古时期本可通假,故二地虽属异名,实本当一处。今以"封陵津印"为新证,则风陵津其名的真正来源,当出自至少在秦时已有的封陵津,远承魏国之封陵故名。而风陵为女娲之陵的说法,则本属典型之层累古史,由是推出的关于女娲墓的种种考证,皆不足为据。     

论徐杲——兼及明代的“匠官”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以工匠身份而被拔擢为工部尚书的,只有明朝的徐杲一人。总结他在建筑上和水利上的成就,分析他脱离匠籍,超登仕流的原因,澄清他遭诬陷,被罢官的冤案,对于研究明代的技术史和政治史有一定的意义,也可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徐杲,生卒和籍贯已不可考。明代中叶嘉靖、隆庆年间(公元1522—1572年)人。在他所处的时代,政治腐败有增无已,土地     

明代士人文集见存陕西盐商传记述论——兼论藤井宏先生之“关中主体说”

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士商阶层频繁互动、陕西盐商因“贾而好儒”所引发的传记需求以及当时如火如荼的修志活动等共同促成了明代士人文集中陕西盐商传记的大量涌现。在传记创作的过程之中,受累于当时的社会观念,陕西盐商往往会寻求那些关系较为亲密者或出身于盐商、商人家庭的乡族士人作为请托对象。而在传记的实际撰写过程中,除“铭而不实”的书写特征以外,撰者的撰写思路明显受到了《史记·食货列传》以及当时正史、地方志书中“节”“孝”撰写模式的影响。此外,在“关中主体说”依然成立的前提下,清代陕西盐商的籍贯构成相较于明代可能更为多元和复杂。     

瓦剌与明代大同贡市

从瓦刺的兴起到衰落,明瓦以朝贡为核心建立的边疆关系动荡不羁,围绕贡道建立的贡市贸易成为影响明蒙关系的核心要素.大同作为瓦刺贡道的重要地点,其贡市贸易经历了均势博弈下的约贡路市、瓦刺崛起下的通贡马市、明廷全面内守下的绝贡闭市和外羁内守下的封贡互市四个时期.大同贡市实践表明,朝贡关系中明廷政治利益和蒙古经济利益的非均势博弈...     

青海大通县明代长城敌台刍议

本文通过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以大通县明代敌台为主,论证了大通县明代敌台的地理位置、敌台与长城墙体的相对关系、敌台的形制等,总结了大通县明代敌台的特征,为研究我国的筑城发展史以及古代的战防思想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明代佛教方志文献研究概述

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清时期对明代方志的著录与评价;二是20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主要体现在目录学分类与著录上。主要有官方和私家两方面,其中私家书目类型分为导读、版本、登记考证3类。20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式概述,从旅游文化的角度考察明代佛教方志,探讨明代佛教方志的编纂、传播及其史料价值。海外学者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明代钦差考

钦差作为由皇帝钦命特遣的官员,在明代国家管理事务中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存在形态,这导致了现有研究中对其缺乏整体、专门的关注,在零散的使用中也往往比较随意,出现许多细节性错误。文章通过对明代钦差的详细考证,认为:钦差称谓出现于元代,而在明洪武时期的官方文书中已较多使用;钦差的选派也要经过官僚体系的运作,是皇帝与官员共同合作的结果;其派遣区域以皇帝为中心,既包括地方,也包括京城;其身份凭证除了敕书之外,有的也有关防,甚或印信;明代钦差并非都是钦差大臣,也包括低级官员、宦官及固定差遣者。     

明初考功监探微

考功监是明朝初期创设并短暂运行过的机构,明清史籍对其职责记载多语焉不详。文章通过勾稽零星史料,确认了考功监是一个近侍性质的考核机构。考功监应是在官员考核过程中负责覆核的机构,与吏部各司其职。在洪武年间官制大改革中,考功监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所下降,演变成无关紧要的官员考核登记部门,这也可能是考功监最终被罢废的根本原因。     

明代大同镇长城的马市遗迹

为更加完善《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中历代长城遗址的内容,我们于2001年6月至2002年8月对此进行了更新调查。在调查中发现,明代九边之一的大同镇所辖长城的马市遗迹较为丰富、较为集中,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些资料可以形象地反映明代边境互市的情状,弥补史料记载的不足,对于研究明代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有其独特的价值。结合史籍所载,我们对调查中所获大同镇马市遗迹进行了初步探讨。《明史·兵志四》“马政”下有关于马市的记载,云：“马市者,始永乐间,辽东设市三,二在开原,一在广宁,各去城四十里。成化中,巡抚陈钺复奏行之…     

明代县以下区划的层级结构及其功能

明代县以下层级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这种差异在南方江南地区和北方黄河流域尤为明显,究其原因在于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不同。一般来说,南方地区多采用乡一都一图三级制,北方则多为乡——社(里)二级制。就不同的层级而言,乡、都、图又有不同的行政和社会功能。     

明代工赈述论

以工代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方法,明代继承了这种赈济手段。明代的工赈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进行,地方富民(士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家缺乏相应统一的政策和制度。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运用。明代工赈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大批饥民得以生存,但并没有突破其"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其局限性仍然明显。     

明代山西方志编纂考略

明代山西方志总体数量、普及程度有了空前的发展,志书种类开始定型,体例亦逐步完善,内容日见丰富,并产生了初级方志理论。作还从明代方志勃兴的原因、编修的组织形式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安徽歙县明代贵夫人墓

1993年11月,在安徽省歙县黄山仪表厂内,当地施工人员在挖地基时发现一座明代墓葬,经报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后,派人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有金帔坠、金凤钗、金簪、佛像金箔、金步摇、金钱、大玉圭、服饰佩件、玉版、玉带扣等。共计46件,现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