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简“有秩”新证

根据里耶秦简"迁陵吏志"的记载,可以考证出秦代迁陵县属"十官"为司空、少内、仓官、田官、尉官、畜官、船官、都乡、启陵乡和贰春乡,乡啬夫为官啬夫之一种。在将迁陵县行政文书与张家山汉简《秩律》比对后发现,县属各官啬夫的禄秩等级均为有秩,迟至汉初还不存在有秩啬夫与斗食啬夫的秩级差别。且岳麓秦简《置吏律》明确规定,不管是县属有秩吏,还是小佐无秩者,均可由县道任除,这与"有秩郡所署"的汉代制度有异。秦代县吏的设置,在西汉后期的居延汉简、尹湾汉简中体现出较大的变化,并最终在东汉中后期定型为县廷设诸曹掾史、乡设啬夫(有秩)的格局。     

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与迁陵

本文将里耶秦简牍中有关阳陵、迁陵的文书记载与传世文献、考古发现相结合,考订这两个秦县的沿革与地望,并着重分析阳陵县的起源、地望和迁陵县的乡里结构等问题,指出:目前关于里耶简中阳陵地望的两种说法,均不能与传世文献完全吻合,我们认为此县既不属洞庭郡管辖,也不应在关中地区;由此提出另一假设:里耶秦简中阳陵县的前身即见于包山楚简之“阳陵”,为郑国故地,后属于楚,当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北。迁陵即今里耶古城,但非洞庭郡治所;迁陵县下辖乡,乡下辖里,与包山楚简所见县辖里的结构有所不同。     

里耶秦简所见秦迁陵县粮食收支初探

据里耶秦简,秦洞庭郡迁陵县的粮食来源主要包括本县田租、公田产出、外县输入三部分。迁陵县对个体人员的粮食支出分为供给、出贷两类,供给的对象包括官吏、戍卒、刑徒及刑徒的婴儿、冗作等,出贷的对象则主要是戍卒。与迁陵县的田租收入相比,仅官吏及刑徒的口粮年支出量就颇为巨大。仓、司空、田官、尉官、启陵乡及贰春乡是迁陵县支付上述人员粮食的机构,这些支出机构与支付对象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受支付对象的所属机构及工作地域制约。某些特定岗位的官吏负责粮食支出行动,多数情况下见有禀人协助进行粮食支出,至少有一部分禀人是由刑徒包括女性刑徒隶妾来担任的。     

南方六朝墓中出土文字杂识

“都乡” “都乡”一词,不见史诗,而六朝墓葬文字中却时有出现。如“湘州始安郡始安县都乡都唐里”、“南阳郡涅阳县都乡上文里”、“丹阳石城都乡”、“兰陵郡兰陵县都乡中都里”、“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等,可见都乡之制广存于当时。六朝时县以下设亭、乡、里,《晋书·职官志》和《通考》皆有载。按“都乡”之义同于乡乎?都,就城市言,初多指国都。《左传》庄二十八年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释名·释州国》曰:“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汉以后渐指一般城市,《华严经音义》释“都,城也。”是又有都会、都市之称。都乡,余以为即都市之乡。     

聚落与交通视阈下的秦汉亭制变迁

秦汉文献中的"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是真实存在的制度设计。亭的设置原则一是不能远离聚落,二是不能脱离交通。邮亭主要设置于京师与郡国、郡国与县邑的主要交通沿线,乡亭主要设置于聚落附近和郡国辖域的次级交通道路。乡亭、邮亭的辖区称"亭部",随着亭部人口的增长和耕垦的需要逐渐形成新的聚落,此即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和三国吴简中的"丘"。新的聚落称"丘"而不称"里",说明"丘"是按地域命名的,而非乡里行政组织。丘的形成既有邑居之民外迁的路径,更有移民在国家赋民草田、赋民丘地等安置政策下通过"占垦"而聚居的渠道。随着东汉地方管理体制的变动,亭部开始对辖域内散居的聚或丘行使乡部治权,出现亭部—丘的隶属关系。亭部退出历史舞台后,丘划归所在乡或另设乡统一管理,形成乡—里、乡—丘不同的管理体系。秦汉以来以联户为目的的乡里组织在聚与丘的浪潮下逐渐松动,聚落逐渐演变为地域单位,表明国家对丘的管理已经放弃了以"里"为基础的乡里编制和多重监管的传统。乡里行政编制虽然犹存,但广大乡村行政权力弱化的历程已经开始。     

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

里耶户籍简当为秦人侵吞楚国青阳以西之地后的产物,其编录年代或可定为战国末叶。户籍简中的南阳,为迁陵里邑之名,其上级行政单位或为设置在迁陵之都乡。南阳里大致有编户民20余户,涉及姓氏多达七八个,呈异姓杂居之状。编户民的家庭类型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三类,但以前两者为主,联合家庭只是个别现象,大致可视为一种暂时性的过渡形态或贫困及其他原因导致的个例。家庭奴仆乃编户民的附属人口,他们与主家的人身隶属关系已得到法律的承认,而女性奴仆则可以通过婚姻或生育达到提高社会与家庭地位的目的。这些与基层社会形态相关的诸多特征,可以看成战国末期楚、秦两国基层社会的共性之所在。里中居民行编伍之制,但这可能属于秦文化因素,非荆楚旧有。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居民组织及其管理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居民组织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居民组织中,"里"和"乡"的地位十分重要.<国语·齐语>所载管仲对国都的规划为"五家为轨,伍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在同书的其他各处,当言及国中居民组织时,往往是"乡里"并称.如<国语·齐语>中就有"与其为善于乡也,不如为善于里"及"发闻于乡里,有则以告"等句.     

清末四川乡职身份良贱之两歧——以团保首人为重点

清代对乡里首人亦即乡职的身份有制度规定。乡职是"役",在良贱之间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导致其易于滑向贱役,染上"贱"的色彩。出于免役、防弊等考虑,政府不令绅士出任乡职。清末,团练、保甲等组织成为总括性的乡里行政枢纽,首人成为职能融混的乡里负责群体。四川推行了提升首人身份待遇的改革,但并未奏效,而是使得乡职群体的身份处于良贱两歧的状态。基于社会政治的身份语境,绅民有明确的身份意识,对乡职处于迎拒之间。     

隋朝乡里制度浅探

隋朝的乡里制度,从隋初京畿之内的族、间、保三级制和京畿之外的党、里二级制双轨并行,到开皇九年（589）不分京畿内外统一编制的乡、里二级制,都体现了隋王朝根据时局变化调整国家政策的实用立场。终隋一代,乡里制度在基层组织普遍存在,即使在隋朝初期法令没有见到乡级组织,从出土的隋代墓志铭文可以证实隋初的乡是存在的。     

里耶秦简所见秦代迁陵县公船相关问题研究

从里耶秦简透露的信息可知,秦代迁陵县公船主要用于日常公务出行、民事运输、军事运输等三个方面。迁陵县内与公船相关的职事之人有津渡船人、津吏、船官、县司空、县丞等。其中,津渡船人为官府雇用、驾驶公船在渡口工作,津吏管理渡口公船之事务,船官总揽一县公船、具体执行县内船务,县司空指导船官工作、是其直接上级,县丞负责审批县内公船的借出。迁陵县对公船的制造与管理既有一系列制度化的规定,又不乏灵活性的变通,这鲜明地反映了秦代县级政府日常运作的一个面相。     

“积户”与“见户”:里耶秦简所见迁陵编户数量

里耶秦简中对迁陵县编户数量有"积户"与"见户"两类不同记载。积户数多达五万余户,见户数仅有不到两百户。见户数是核验、钩校后确定的实存户数,反映的是一个时点(一个会计年度中的某一天)的户数;年积户数则是一年中每一天的实存户数的总和,反映的是一个时段(一个会计年度)的户数。秦始皇廿八年至卅三年、卅五年迁陵县实存152~191户,迁陵县编户人口大致为一二千人。     

明代乡、都、图、里及其关系考辨

在明代乡里组织研究中,有许多问题迄今仍未得到较为合理的阐释,其中有关乡、都、图、里等名称概念及其关系便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的难结是:一方面有关明代乡里组织材料的各种记载中,对乡里组织的称谓混乱繁杂、莫衷其是,使人很难明白这些称谓在明代所表示的真切含义;另一方面则由于这称谓上的混乱而导致的对另一问题认识不清,即在明代     

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

唐朝建立以后,为了强化封建统治,巩固中央集权,加强了中央及地方各级统治机器。在中央继续实行隋代以来的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县下有乡里,乡里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唐朝法令规定:“凡百户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一乡,乡置耆老一人”。关于里正的设置和职责,史籍中留下来一些记载,可以了解他们的一般情况。甘肃敦煌和新疆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很多唐代文书,为研究唐代里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使我们能够具体地看到他们的职能和作用。同时通过与里正有关的文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前期强化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唐朝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在甘肃、新疆等地区推行的情况。     

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先令券书》初考

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县胥浦乡南京化纤联合工业公司工地101号西汉墓甲棺内,出土了书简十六枚,简文自名为《先令券书》。现将经我们复原并释定的《先令券书》简文录写于下。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亥],高都里朱凌[庐]居新安里。甚接其死,故请县、乡三老、都乡有秩、左、     

《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

根据里耶秦简,秦朝迁陵县设有九曹,即少内、尉曹、吏曹、户曹、仓曹、库曹、司空曹、狱曹、厩.金布为少内所辖专司出纳、统计、核算的部门,田官、畜官属于都官系统,不归县廷直属.九曹之中,县丞主狱曹事,“廷主吏”主吏曹事.在秩级上划分,少内、仓、库、司空、厩为“有秩吏”,尉史、户曹史、狱史为“斗食吏”,唯吏曹情况不明.乡置乡部和田部,与汉初律所载律文吻合.“××守”之“守”的含义,可以确定者有“试官”、“临时代理”之义,其余义项尚有待进一步分析.     

将军神功甘泉涌——《贰师泉赋》赏析

在敦煌藏经洞所出的遗书中,有三个写卷抄有《贰师泉赋》,署名“乡贡进士张侠撰”。此赋不见于今存唐人诗文集,作者张侠,史籍未载,生平不详。贰师泉,本名悬泉,在今敦煌市东130里三危山脉中部的悬泉谷中.泉在东崖丈余高处,周围又有多处石隙渗水,与悬泉水汇合,向西北流50米许,渗入地下消失。初入悬泉谷,不见寸草滴水。逐步深入,忽睹泉流潺湲,甘草丛生,红柳吐蕊,胡杨写绿。又前,更有飞瀑挂练,石隙含津,可以想见,汉唐士卒沿着枯干嶙峋的三危山麓行进,跋涉于这片茫茫沙海之中,是何等的艰辛。百里以内除了这股细微的泉流外再无点滴地表水。而一旦看见这清澈的甘泉,真是惊喜万分。贰师,即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时期,他奉诏期至西域大宛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但《史记》、《汉书》都没有记载他同悬泉的关系。史籍关于贰师同悬泉相连的最早记录,当为《艺文类聚》卷九所引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组织的经济职能问题

经济剥削是秦汉乡里基层行政组织所要承担的主要职能,但不是唯一的经济职能.此外,还有其他诸多经济职能,比如国家维护小农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经济措施,乡官里吏都是具体的执行者.乡里社会自身日益复杂的经济事务,基层吏员也有解决与处理的职责,从而构成了封建国家乡里组织设立的另一重要原因.以此为视角,对我们客观看待封建国家政治权力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不无益处,对我们全面理解乡里基层权力的结构与性质或许有些启示.     

隋唐长安辖县乡里考新补

隋代长安城下辖大兴、长安二县,唐代为万年、长安二县。它们的郊区,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共有104乡。但其乡名、里名及其位置多已淹没无闻。武伯纶曾据唐代墓志资料补出了近70个乡的名称,并推定了大多数乡的位置。本文在武伯纶等人论文的基础上,利用新出墓志资料补出了隋代14乡、5里,唐代16乡、33村、19里。唐代的乡名基本沿用隋代之旧。唐代的乡与里分属不同的系统,之间无统辖关系。清代董曾臣所谓“唐长安有50乡”,是因版本而致误,唐长安的乡数应以宋敏求的记载为准。     

唐京兆万年县三乡之里村补证

长安、万年县乡里考是唐都长安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万年县乡里村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仍有许多里村的具体位置无法确定或存在疑问。本文论述之唐代万年县三乡即浐川乡、崇义乡、崇道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详实的唐代墓志资料,比对墓葬出土工地信息等,对万年县所属三乡以及三乡中6里11村的具体位置进行了考证。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还重新划出了三乡的边界线,并绘制了位置示意图。     

“乡”起源于周朝

《周礼·大司徒》中关于五州为乡的记载,是我国乡制的起源。西周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后以乡党泛指乡里,如《论语.乡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