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代的民间借贷习俗与官方秩序——兼论汉代民间借贷中的“契约精神”

汉代民间存在比较发达的借贷行为,主要可分为民间的互助型借贷和商业借贷两类。在具体的做法上,汉代的民间借贷有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两种方式,其中商业借贷以抵押借贷为主。借贷过程中要签订契约,由此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发展出一定的规范契约格式。这些民间借贷的习俗被官方秩序认可并吸纳后,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反馈民间。这个过程中,既有对民间习俗的稳固与强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民间习俗产生了矛盾与冲突。汉代的民间借贷习俗中,体现出汉代社会重视契约、重视公平公正的观念,这与现代"契约精神"相类似,是当时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同时也存在着重"情"甚于重"法"的倾向。     

汉代民间巫术与知识信仰

巫术思想及信仰在汉代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汉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巫术与汉代知识和思想发展水平相适应。巫术思想和巫术活动具有广泛性特征。巫术在汉代思想文化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文化知识的积累与思想信仰两个方面。是文化知识积累的重要途径,是文化“小传统”的主要发展形式。民间巫术信仰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共同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模式．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及精英知识阶层中杂糅了大量巫术因素。民间巫术具有社会凝聚作用,对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也有一定拒斥功能。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女性政策

女性在汉代具有较高的地位。在汉代传世文献中,关于保护和重视女性的事例举不胜举,但是一直缺乏可靠的法律文献资料从国家法规政策方面来证实。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保护和重视女性的法律依据,与传世文献相互佐证,从而有力证明了女性在汉代具有较高的地位,并由此呈现出了一些汉代女性独特的活动特点。     

从珠江三角洲康公崇拜看神明故事地方化模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诸神大致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官方认可的神明,另一类是没被官方认可的,士大夫称之为“淫祀”的鬼神。在官方认可的神明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通过列入国家祀典或加封赐匾等方式,将民间神吸收改造为政府认可的神明（如天后、龙母）;另一种情况是民间将国家祀典或政府提倡的神明接受过来,并改造成为民间神（如北帝、关帝等）。珠江三角洲的康公（主帅）或康王崇拜应该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但康公崇拜比起北帝等“标准化神明”似乎具有更强的民间性。     

明代社会女性思想控制成因探析

明朝统治者对女性思想控制的力度超过以往,究其原因与明代社会贞节观的普及关系密切,在此普及过程中明朝廷通过建立和完善旌表制度来引导女性的忠孝节义观念,利用官方和民间编撰女教书籍进行舆论引导,以及利用家庭对幼女灌输节烈观念等措施,最终在明代出现了未嫁女殉夫的现象。     

朝鲜典籍中的孟姜女故事

儒家伦理纲常不仅影响着古代朝鲜半岛社会文化发展,而且受到历代统治阶层的重视与推崇。古代朝鲜的儒家思想和儒学教育大都是借助引进中国优秀儒家典籍并加以本土化改造创新而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朝鲜古代典籍《三纲行实》《女四书》《女范》《女小学》中都有关于孟姜女故事的记载,对于孟姜女故事在朝鲜半岛的流传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孟姜女故事的文人叙事和民间讲述不同的是,典籍作为朝鲜古代社会的官方话语,其孟姜女故事书写的出发点侧重于展示烈女精神,弘扬忠贞坚韧的完美女性形象,同时,亦有训诫、规范之意。     

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

民间信仰自古以来就不为政府所承认,经常处于被官方压制、打击、甚至被禁止的境地.在古代,民间信仰被视为"淫祀",《礼记·曲礼》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1.那么何谓"非其所祭而祭之"?《汉书·郊祀志上》认为,天子以至庶人的祭祀,都有相应的典礼制度,不合典礼的各类祭祀,即为应当禁止的淫祀,所谓"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2.直至今日,民间信仰的处境虽有所改善,但仍然未被列入宗教法的保护中.     

略论五色审美观在汉代的发展

五色审美观是中国传统审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古老的五色崇拜,到汉代形成五行色彩学体系的雏形,色彩观念转换成一种逻辑推理方式和思想认知图式,并广泛深入民间,形成色彩使用中的形式美规范;发展到唐宋时期,最终形成了五色审美观。在这一审美观念的发展过程中,汉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奠基阶段。     

近30年来的汉代民间信仰研究

民间信仰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热门的研究课题,但关于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却相对较少,这其中既有史料匮乏的原因,更与理论指导的缺位有关。近30年来文史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涉及民间信仰的主要对象、西王母信仰、伏羲女娲信仰、巫信仰、神仙信仰、民间佛教信仰和道教信仰等问题。以往的研究固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亦存在不足。今后要加强对汉代民间信仰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研究,尤其要深化对地域性神灵及其文化功能的研究,也要合理借鉴多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使得我们对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不仅要知其然,更要在深度分析的基础上知其所以然。     

汉画题材展览的策展探索——“石上画卷——中国汉画艺术展”侧记

汉代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以石头为材质,在其上刻画天地、祥瑞、神怪、人物等内容,生动地展现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更表达了汉代人对现实生活的眷恋以及对死后世界的希冀,在一定程度上是汉代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2017年于广州艺术博物院开展的“石上画卷—中国汉画艺术展”,策展团队认为洞悉图像背后的意义才更能让人们真正了解历史,因此,此次展览试图运用历年来考古学界、美术史界对汉代画像石的研究成果对展品进行整合,以展览呈现汉画像石所依托的观念和思想,让观众在欣赏画像石的过程中,既了解汉代社会的风貌,又理解汉代人对生与死乃至对宇宙万物的观念,是一次画像石题材展览策展思路的新探索。     

《天圣令》复原唐《医疾令》所见官民医学之分野

《天圣令》所载唐《医疾令》所代表的官方医学,无法展示唐代医学的全貌。官方医学对于博士、医学生身份的抉择,一方面体现出官方医学对民间医学的尊重与服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体制的开放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官方医学并未试图改变中国医学的传统教育模式。在唐人特重古方的背景下,《新修本草》能够取代影响巨大的《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经集注》成为官方医学中罕见的当世教材,体现出官修药书对私修药书的天然优势。对唐《医疾令》中所记载的医学分科不宜给予过高评价,因为它仅是官方的行政需求,并不代表当时医学的整体面貌,不仅民间医学分科项目与之迥异,而且后世的官方医学分科也未受到其影响。从灸疗法在《医疾令》中的地位可以看到民间医学思想对律令的影响。     

论唐代的民间淫祠与移风易俗

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民间淫祠在唐代社会非常盛行 ,主要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生祠”、祭庙以及巫鬼信仰。唐政府及各级地方官对民间淫祠 ,基本上是持禁绝或改造的态度 ,为此曾展开过一系列移风易俗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清初士大夫与妇女--以禁止妇女宗教活动为中心

本文以乾隆年间地方官打击宗教活动与妇女入寺烧香的事例,了解清初至乾隆末年士大夫对于宗教活动的态度,集中的焦点在妇女活动的范围.清初以维持伦理秩序为前提下的理学观念,影响着对宗教活动的政令,从顺治至乾隆年间,屡有律令对妇女入寺活动禁止过,表现着政府对民间的宗教态度,一方面也显示民间或妇女宗教活动之盛.而妇女的活动似乎在士大夫的规范中,呈现着不同的面貌.     

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

《二年律令》中许多律条是惠、吕时期以诏书令形式颁布的,它们在《二年律令》中呈现出来的正式的成文法形态,表明它们经历了将诏书令加工为律条、然后归属在相关律篇下的编辑加工程序。这不仅证明《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修订的当代行用法典,而且揭示了汉代追加、修订律与令一样,均来源于皇帝的诏书令。以往对杜周、文颖说存在误读。杜周、文颖说从法典编纂修订的不同角度诠释了汉代律令的区别与联系。至少从吕后时期起汉王朝在法典的编纂修订上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皇帝即位后通常要将前主颁布的令进行编辑,将其中属于九章律范畴的、具有长期法律效力和普遍意义的令编辑进律典,而将那些虽然仍然适用于当代但无法归入九章律的有关制度方面的令按内容、官署、州郡、干支进行分类编辑,形成令典。汉武帝以前是汉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时期,形成正律(九章律)、旁章(傍章十八篇、《越宫律》二十七篇、《朝律》六篇)及令甲以下三百余篇。汉武帝以后,汉代律令的篇目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法律的修改主要表现在具体条文的增删、修订上。     

汉代的鬼神观念与巫者的作用

鬼神问题于先秦典籍中即已触及,延至汉代,鬼神观念大行其道,民间的种种习俗与信仰受其影响极深,因此,关于有神与无神的争论也沸沸扬扬,各种论说迭出不穷。同时,“事鬼神”的巫者亦应运而兴,他们的活动在社会上影响甚巨,这也是汉代特有的一种社会风习。     

论宋代私有财产权

宋代的私有财产权产生了新观念,理论界承认贫富差异的合理性,强调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官民的私有观念增强。宋政府依法维护私有财产的处分继承权和买卖权,对民间无主、遗弃、埋藏、遗失财产给与充分的尊重与保护。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宋代朝廷通常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有时甚至牺牲官方利益。作为国家意志,宋代对于私有财产的立法保护,通常与官有财产处于同等法律地位。宋政权对私有财产权的剥夺分依法剥夺和非法剥夺,其中非法剥夺更普遍、更严重,但法理上是禁止非法剥夺私有财产的。两宋时期,一般情况下民间私有财产权有基本保障,促进着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发达。宋代私有财产权仍处于萌芽状态。私有财产权不容他人侵犯,但官方可以侵犯,在专制体制下,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权,只有财产使用权。     

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江南为研究对象,从与当时的民生密切相关而且在近代变迁过程中比较受到关注的环境与用水卫生等方面入手,初步考察了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认为在传统时期,国家基本上没有关于公共卫生的立法,但在地方官府和社会的层面上,相关的观念和行为多有存在,大致可以保持自然和社会生态的相对平衡。嘉道以降,随着江南自身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西方文明的输入,众多士人针对旧有卫生体系的弊端,认为有必要引入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度,制订日常巡查惩罚条令,即直接以公共和国家的权力介入卫生的经常性管理,从而使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逐步转变成系统化的、有组织的、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     

从药名异译论西夏医方的性质

同一个中药名称在存世的西夏医方和法典中的译法往往不同,这意味着西夏不存在官修的规范药典。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西夏政府曾经采取任何手段推动了本国医疗事业的发展。现存的大多数西夏文医方抄本并非西夏本土的医学着作,而只是黑水城某个寺院保存的民间零散医方的杂抄。     

“贞女遗芳”与明清广东仕宦塑造的女性形象

广东顺德龙江镇的贞女桥,原名老女桥,传说宋代女子吴妙静新婚之日,未婚夫在迎亲时溺水身亡,她遂出资在溺水处建造一座五孔石桥,并终身守节。明清时期,地方仕宦出于教化需要,不断发掘有关吴妙静的传说故事,在其建造的桥上竖立了"贞女遗芳"牌坊,将其塑造为节孝双全的女性形象,成为地方社会重要的文化资源。广东仕宦对其形象进行塑造的目的是借此在地方推行王朝教化,强化人们对王朝统治的认同感,从而将地方文化逐步整合到统一的中国文化之中。     

汉代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探析

汉代,民间信仰具有维护统一的巨大凝聚力,通过群体性的祭祀活动,使人们产生共同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并升华为共同的信仰和意识,从而把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粘合为一个整体;民间信仰为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超自然的避难所,使人们有强烈的安全感和方向感,能在精神和心理上取得慰藉;在神灵观念的支配下,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潜意识,成为一种客观强大的威慑力量,犹如道德和法律,能够起到规范人们行为、组织社会成员、整合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