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活动

17、18世纪欧洲在科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成立使科学合作更为广泛。许多科学活动,如大地测量、地图绘制、动植物考察乃至天文观测都需要科学家的通力合作。在这种形势下,     

路易十四派遣“皇家数学家”传教士来华的背景

17世纪,葡萄牙国力日渐衰败,令其无法再从经济上支持传教士的东方拓展之旅,这不仅让罗马教廷颇为不满,而且让欧洲新崛起的法国看到了一个取而代之的机会。当时法国遇到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是葡萄牙所拥有的保教权;二是罗马教廷所要求的宣誓问题。但是,法国政治、科学和宗教的发展需求,加之暹罗使团的突然来访,让路易十四最终决定派遣有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之称的耶稣会士跟随暹罗使团前往东方。这些耶稣会士便是在中法交流史上赫赫有名的"皇家数学家"。     

18世纪中国和法国的科学领域的接触

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代（1643一］．715年）和康熙执政年间（1662—1722年）一出现了中法两国之间最早的科学接触。这些接触以耶稣会士为中介而产生。1685年,六名法国耶稣会上高法前往中国。除了传播福音的使命之外,他们还负有双重任务：既作为路易十四的科学使节．又作为法国皇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他们被称作“国王数学家”,并以此名义而领取一份年金、仪器和科学书籍。本文旨在分析向中国派遣的这第一个欧洲科学使团的动机,也将述及法国在华耶稣会士在科学方面所起的真正作用,最后将概述他们对欧洲科学所作的贡献。一、法国传教团：…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明清传教士中国上古编年史研究探源

本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几部重要作品中对三代以前中国帝王世系的记录 ,来了解耶稣会士研究中国上古史所可能依据的中文资料 ,以为评价 17— 18世纪欧洲人有关中国上古史和编年史的讨论奠定一个文献基础。分析结果显示 ,耶稣会士所提供的中国上古史知识并非如他们自称 ,出自儒家经典和官方正史 ,而是来自宋代以后出现的不入流的编年史书。这说明耶稣会士为欧洲人构建的中国历史知识基础并不牢靠 ,而这成为启蒙时代的欧洲人误解中国历史的重要原因。     

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

17世纪是中西关系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世纪。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中心地位。经考证17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为76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纪录,它们是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亦是研究明末清初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书简是17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表现了17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展现的是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这三部著作组合在一起,建构了一幅较为完整的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北京画像,奠定了西方北京学知识谱系的重要基础。     

艾儒略与中国近代教育

16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教育开始传入中国,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艾儒略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与课程设置体系传入中国。以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方法论也在明清知识阶层中得到传播。本文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魔灯镜影:18—20世纪中国早期幻灯的放映、制作与传播

17世纪中期,欧洲人发明了一种早期幻灯机,由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商人带入中国。到19世纪后,幻灯作为新教传教士"科学传教"的重要工具,遍及中国内地,幻灯演讲和幻灯片也成为表达近代知识的重要载体。在17—19世纪全球知识环流的背景下,这种"西器"在指称、制造、应用、流通等方面都与中国本土旧有资源发生了复杂的互动。来自英国的近代教育技术和程式也因此成为中国内地教会演讲、口岸城市社会公共讲座、学堂科学教学的流行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聚集的具体形式和发言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从闭门结社转向对社会公众开放的"影灯演讲",并对"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变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熙宫廷耶稣会士医学: 皇帝的网络与赞助

本文考察的是在康熙皇帝赞助西学之下,耶稣会士医学和耶稣会士医学活动是如何在一个多族群医疗活动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发挥作用的。宫廷中的传教士,尤其是那些专习医学的传教士,成了欧洲医学与中国医学的穿针引线者。他们通过侍奉康熙皇帝的医学活动,可以接触皇帝甚至是与其周围人有着亲近机会。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满汉文医学奏折,它们见证了耶稣会士医学在康熙宫廷的传播与实践。这些文献的私人和机密性质以及它们反映的部分宫廷政策,显示出医学是如何成为受到康熙皇帝系统赞助的西学的一个领域的。本文还鉴别出一些属于皇帝权力和特权的广泛网络的重要参与者的身份。当康熙皇帝对于一些股肱文武官员及皇室成员的健康问题表现出个人的关切,有时甚至是分发耶稣会士医药给他们时,这种权力和特权表现得尤为明显。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钟表鉴赏(下)

<正>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沈阳故宫,不但有精美的历史建筑,还贮藏着大量的历史文物。在这些精美的历史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沈阳故宫博物院西路戏台的扮戏房设立的"清宫钟表馆"展览。这里展出的各式机械钟表,多产于18世纪至20世纪初,为英国、法国、瑞士、日本以及中国清宫、清代地方制造的。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所制造的钟表,种类繁多,设计独特,造型别致,制作精良,装饰华贵,风格各异。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中国外销民俗画收藏

<正>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蒙古帝国时期欧亚贯通,中国商品大量传往欧洲,使得中国商品对俄国人来说不再陌生。16世纪中国的器物文化便已为俄国宫廷所知晓,17世纪即有俄商来华贸易,中国物品成为俄国宫廷贵族猎奇的目标。18世纪欧洲特别是法国的中国热随着俄国沙皇彼得一世的引欧入俄被引入俄国,欧洲大航海时期由海路泊来的中国物品和中国知识也被间接地     

中国古代思想融入西方知识场的典型路径：《孔夫子或王子的学问》初探

与国内报道不同,所谓《论语导读》并非17世纪的出版物,而是法国医生、哲学家和旅行家弗朗索瓦·贝尼耶1688年遗作的抄本,直到2015年才正式出版。这份法文抄本的准确译名应为《孔夫子或王子的学问》,译自1687年来华耶稣会士在巴黎刊行的拉丁文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本文以耶稣会士的拉丁文著作为参照,分析贝尼耶法文译本的不同取向,认为贝尼耶法译本虽脱胎于拉丁文本,但转向儒家哲学的政治学方向,强调孔子的“立法者”身份,赞赏以“孝道”为基石的中国古代治理模式,构建出一个无需仰仗基督信仰,仅靠儒家伦理道德就能实现良好治理的中国形象。《孔夫子或王子的学问》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如何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进入西方主流知识界,参与到知识全球化的构建之中。     

略论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反启蒙运动

旧制度末期,启蒙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对这一思想文化运动及其核心观念的反抗,也一直存在。这就是所谓的反启蒙运动。这场运动的成员成份复杂,既有天主教会、耶稣会和冉森派,也有普通的教士;既有君主政府、王室成员和大臣,也有不少反启蒙的文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启蒙运动的方式来反对启蒙思想,他们在出版物、在公共空间与启蒙运动针锋相对,以求影响和主导舆论。在这一过程中,反启蒙运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虽然反启蒙运动对于旧制度末期的法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由于法国社会思想和文化在18世纪发生了有利于启蒙运动的变化,反启蒙运动最终未能阻止启蒙运动的发展。     

从传教士的来往书信看耶稣会被取缔后的北京法国传教团

18世纪的耶稣会曾是一个庞大的国际性修会组织,但因其直接服从罗马教廷的领导以及在海外的传教活动广遭诟病,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在欧洲多国的压力下,被迫于1773年通过敕书"吾主救世主"宣布取缔了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耶稣会。这一事件使得原本在华就存在利益纷争的葡萄牙和罗马传信部开始觊觎和染指北京法国传教团的财产。法国在京前耶稣会士和法国国王及大臣们突破各种阻力,共同展开了一场持续了整十年、跨越两大洲的保卫战。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教廷传信部最终于1783年同意将北京法国传教团交由遣使会接管。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重建耶稣会,1842年,耶稣会士重返中国,但北京地区仍由遣使会负责。     

慈禧与西洋文化

慈禧喜欢欣赏巴黎的时髦时装,喜爱18世纪的法国高跟鞋,要求御前的女官德龄每天都穿着巴黎女服和高跟鞋,好让她看到法国人的时髦装束。     

皇家名分的确认与再确认——清宫至伪满皇宫收藏钱选《观鹅图》始末

清宫的书画收藏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考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窗口。大量珍贵的前代书画作品从民间进入清代宫廷,并在乾隆朝形成鼎盛局面。成为宋徽宗以来又一个皇家艺术收藏的高峰。这不仅是封建集权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结果。自清王朝覆亡至满洲国出笼,逊帝溥仪及其小朝廷在北京、天津及长春的一系列复辟和称帝活动中从未放弃对清宫旧藏的关注与重视,将之作为象征皇家名分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以1746年到1940年代元代钱选《羲之观鹅图》(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收藏过程为脉络,通过考察画卷上诸多收藏印鉴和题跋来认识清宫绘画收藏的兴衰转折及其历史意义。在近200年的皇家收藏史中,特别是在清皇室20世纪所经历的变故中,这一画卷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其奇特的收藏始末,深刻地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及文化史中的一段精彩画面。     

法国园林国王的纪念碑

17世纪末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了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Louis le Comte便是其中之一,他有一个更好记的中文名字：李明。很快。李明发现了中法在城市和花园上的不同——在法国,城市是曲折的,花园是方正整齐的：而中国恰恰相反,城市方正而花园曲折。     

里昂生活像一曲旋转慢舞

相比巴黎的光鲜华贵和目空一切,里昂,这个法国17世纪的法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城法国老妇手里的法棍和鲜花,一边是浓浓的生活气息,一边是从骨子里透出的情趣与浪漫。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钟表鉴赏(上)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沈阳故宫,不但有精美的历史建筑,还贮藏着大量的历史文物。在这些精美的历史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沈阳故宫博物院西路戏台的扮戏房设立的"清宫钟表馆"展览。这里展出的各式机械钟表,多产于18世纪至20世纪初,为英国、法国、瑞士、日本以及中国清宫、清代地方制造的。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所制造的钟表,种类繁多,设计独特,造型别致,制作精良,装饰华贵,风格各异。     

卜弥格与明清之际中学的西传

卜弥格是波兰17世纪来华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卜氏著述以往研究较少,本文拟对其向西方传播中国文明成就的业绩进行介绍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