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正舶来与本土:1926年法国传教士所撰中国北方教堂营造手册的翻译和研究(比利时)高曼士、徐怡涛著,吴美萍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1926年,法国传教士撰写并出版了手册《传教士建造者:建议——方案》,介绍如何在中国北方建造教堂,内容包括教堂选址、建筑材料选用、砖砌工艺、屋顶形式、建筑装饰等。该手册不仅提供了一份详尽的关于教堂建造的技术资料,也从另一角度帮助我们了解当时西方传教士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建筑,以及他们是如何将西方建     

南明使臣卜弥格的中国随从——教徒郑安德肋史事考释

正19世纪之前,由于中西交通的不便,出访欧洲的中国人少之又少。一般以为,明清之际最早到达欧洲的教徒是郑玛诺,他也是第一位中国籍耶稣会士。(1)之后比较著名的还有跟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赴欧的沈福宗,跟随法国传教士梁弘任(Artus de Lionne,1655-1713)赴欧的黄嘉略,跟随意大利传教士艾若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1662-1720)赴欧的樊守义,还有跟随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赴欧,并在其所创圣家书院学习的一些中国教徒(其中较著名的有殷若望与谷耀文)。上     

天主教在福泉的传播

福泉天主教于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由石阡县传入,先后有法国传教士尚正道、莫善吉、华文英(均为中国姓名)前来传教。最早建造教堂的是团坡。团坡天主教堂由第二任法国神父莫善吉主持修建,以后又在城关和     

中国儒家思想对17、18世纪法国的影响

中西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中国和法国的进步。其中中国儒家思想对法国的影响是中国思想影响西方的典型。法国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们在交流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康熙时期法国皇家科学人员在清宫的教学与研究

17世纪下半叶,为扩展在印度洋地区的海外贸易和传播天主教,在王室支持下,巴黎皇家科学院向中国派遣了由六位耶稣会神父组成的代表团,其目的是集外交、商贸、政治、宗教和科学为一体。本文论述了留在清宫的法国耶稣会成员如何向康熙皇帝传授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哲学等知识,即大量运用巴黎皇家科学院成员的科学成果,尝试在清宫建立一套以“法式科学”为蓝本的科学体系,以及上述知识如何被康熙皇帝接纳乃至在全国推广。西方科学知识融入中国知识体系的这一现象,表现了17-18世纪清代宫廷对新鲜知识和新奇物品的接纳和融汇。论文以大量的法国档案和文献为依据,从法国视角探讨了17-18世纪中法科学交流。     

爱新觉罗·玄烨与西学

十六世纪,发祥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大大推动了欧洲近代科学文化的进展。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以下简称“西学”)的传入中国始于明末。当时,作为资本输出的先驱,欧洲各国(荷、葡、法、比、意等)的传教士比肩接踵来我国传教,由于我国的儒教(孔教)根深蒂固,起初他们收效甚微。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来华,他吸取了前任的教训,首先努力学习汉语、儒经,广泛交接朝野名儒,力图以     

清宫洋画家王致诚考略

王致诚(Attiret)是法籍耶稣会士,1738年受法王路易十四派遣来华,为乾隆朝宫廷画家。王致诚的艺术成就与郎世宁比肩,但其名字却鲜为人知。他不仅为皇室绘制了大量的风景、花鸟、人物画,而且还是《乾隆皇帝得胜图》大型系列版画的主要创作者和圆明园大水法的主要装饰绘画者之一,死后葬于北京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然而,所见中文文献中关于他的记载却不多见,其中文名字也没有定论。本文对Attiret的中文用名以及墓碑遗存等试做考证。一王致诚与巴德尼王致诚自乾隆三年(1738年)来到中国后,数十年服务于宫廷,并葬在中国。他的西文名字是Fr.Jean…     

法国驻华使馆武官卡瑟维尔少校报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法在华情报工作

这是1931年7月1日法国驻华使馆武官卡瑟维尔(Casseville)少校致法国国防部的一封信函,主题为“有关法国在华情报工作”,系译者在法国国防部档案馆查阅法国驻华武官报告时所发现.法文原档48页,反映出法国在华情报搜集的关注点为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及外国在华活动的相关信息,从政界人物、相关媒体到在华外交官、传教士、警察和情报人员等,来源广泛,无所不包.信函展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政治和军事风貌,对于了解当时外国在华情报收集工作亦具参考价值.     

清代法国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策略

清代是中西文化直接交流的时代,也是西方天主教在中国全面传播的时期,在这个文化大交流中,法国传教士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很久以来,由于外文材料利用方面的种种困难,国内学术界似乎从未对法国传教士进行过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对他们所起的作用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笔者有感于此,参考在国外接触到的某些外文资料写成拙文,对法国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一个侧面──传教策略作一尝试性探讨,希冀能对国内开展对法国传教士的研究有所裨益。（一）关于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天主教事业在华奠基人利玛窦。１６１０年５月,…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与佛郎机——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

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佛郎机)的关系,成为中国人将传教士视为是侵略者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人视葡萄牙人为侵略者,导致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初竭力掩盖与葡萄牙人的关系。1616年的南京教案,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然徐光启上强兵策,建议明朝军队引入西洋火器,并请传教士与澳门的葡萄牙人担任军事顾问。在传教士重返北京的同时,给中国人留下了传教士与葡萄牙人是同一集团的强烈印象。于是葡萄牙人是侵略者的看法被转移到传教士身上,导致传教士是侵略者的观念形成。     

郎世宁的宫廷画

意大利人郎世宁于公元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7月19日出生在米兰,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GiuseppeCastiglione)。19岁时他加入了热那亚耶稣会,不久即运用他的艺术才华为该市修道院内小教堂绘了两幅宗教画,展露了他的艺术才华。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极为向往,年甫弱冠的郎世宁就请求该会派他前往中国。1715年7月,作为一名传教士,郎世宁抵达中国,11月得到了康     

明义士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北大核心CSSCI

明义士(James MellonMenzies,1855—1957),加拿大人,从1910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至1936年回国(间有去法国及回美休假),20多年中实现了从传教士到汉学家的转变,在甲骨收藏、研究及商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促进了中国甲骨文化的海外传播。学界对于明义士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他的甲骨收藏和研究方面(如方辉:《明义士和他的藏品》,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魏敬群:《明义士甲骨收藏始末》,《史海钩沉》2010年第2期,第52~55页;董延寿:《明义士与甲骨文研究》,《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第189~192页)。     

葡萄牙觅见中国——记“中葡文化关係展”

2005年元月13日,正值葡萄牙总统若热·桑帕约访华之际,中国与葡萄牙文化关係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葡萄牙总统携夫人出席了开幕式。中国文化部长孙家正也出席了开幕式。葡萄牙是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国家,与中国的陆地距离非常遥远,但早在五百多年以前,中葡两国人民就开始了交往。据最新的考证,最早记录中国郑和远洋航海的,是葡萄牙人文献。1513年,葡萄牙人奥维士(Jorgeálvares)第一次到达中国,几年后,葡萄传教士使用的葡汉字典牙特使皮尔斯(ToméPires)到达广州。以后到十六世纪末,葡萄牙传教士带着圣经文化和科学文化,叩开了中国古…     

简议“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在“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中外文化的重大的碰撞,或者说交流,或可说中外文化会合:第一次是两汉开始的印度佛教哲学、文化艺术对中国的传入;第二次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到东方来,包括中国、日本在内,基督教文化艺术的东渐;第三次可否这样说,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宗教等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传播,一直到现在.这三次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的一些国家产生着影响.现在我们所面对着的课题,是第一次中外文化大接触的一部分,现在的题目也局限在第一次中间的佛教艺术里边的佛教造像系统在南方的传播.这个问题,仅我个人所知,本世纪初,国外的学者,主要是法国的学者,他们已觉察到有些问题.比方说沙畹(E·E·Chavannes,1865—1918)、色伽兰(V·Segaien).色伽兰在1914年曾经参加一个考古队,在四川做过一些考察,著有《中国西部考古记》(1930年冯承钧译),南方的佛教造像,尤其是四川地区,除了在隋唐以后有些是中原龙门     

抗战时期外国传教士著述中的金融信息

Two Years In Guerrillas Relief（暂定译名《与八路军同行》）一书,是美国传教士霍华德·索伦伯格牧师1938年至1940年的日记、记录、信件及回忆,主要内容是索伦伯格与贵格派教友王普琳、路易斯一道以救助难民的方式在晋东南投入抗日的经历。三个传教士已经去世多年,作品尚未出版,资料由索伦伯格和王普琳的后代打印成册,并插入大量当时的照片,十分珍贵。     

清光绪八年呼兰教案考

晚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以后,外国人获得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力,自此后,法国传教士于同治末年来到黑龙江呼兰地区传教,曾酿成多起影响重大的"呼兰教案"。光绪八年呼兰教案起因主要是由于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侵犯到当地旗民利益,偏袒保护教民,造成旗民和传教士、教民间的对立,酿成"盗卖土地致使传教士杀人案",此案严重损害当地旗民利益,对当地旗民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法国园林国王的纪念碑

17世纪末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了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Louis le Comte便是其中之一,他有一个更好记的中文名字：李明。很快。李明发现了中法在城市和花园上的不同——在法国,城市是曲折的,花园是方正整齐的：而中国恰恰相反,城市方正而花园曲折。     

芜湖暴动

本文选自《华北捷报》编辑部1892年在上海编辑出版的《1891年中国的排外暴动》(Anti—Foreign Roits in china in 1891)一书第一部分。该书是一部资料与论文的合集,其中第一部分“有关暴动的一束报道”,大都是摘录各地传教士与该报道讯员的信件或报道稿,作者以当事人或目击者的身份,对1891年间中国各地、尤其是长江流域发生的数十起重大教案,作了一些记录。这些信稿,作为来自教会和列强方面的原始记载,和中国官方文献及私家著述互相印证,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教案——反洋教斗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中对于中国民众的污蔑之词,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日本两通翻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在日本有两通翻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通立于京都市的京都大学,一通立于和歌山县高野山。珍藏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是唐代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在长安大秦寺立的。于明代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从西安西郊出土以后,被安置在崇圣寺的后院。当时该碑的一张拓片被辗转送到浙江杭州的著名学者、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公元1569-1630年)那里,李之藻同从明末来中国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有来往,因而,《景教碑》出土的消息,很快就被在杭州的外国传教士知道了。他们派鲁德昭于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亲     

盈寸纤研 伦敦大英博物馆与华莱氏博物馆藏鼻烟壶鉴赏

15世纪末,航海家哥伦布把美洲印地安土著的烟草与吸闻鼻烟的习俗带回欧洲。而后十余年间,吸闻鼻烟迅速成为西班牙和法国宫廷的时尚,传统吸食烟斗的方式逐渐沦为下等阶层的象征。16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朝贡鼻烟,大获明万历皇帝赏识,从此舶来品—鼻烟在中国落地生根。17世纪60年代,当23岁的法王路易十四登基17年后终于亲政,开始引领＂中国风＂装饰,大规模采购中国瓷器、家具装饰凡尔赛宫时,英国王子查理二世结束九年的流亡生涯,回英即位。这位游历欧洲、精通艺术的皇帝把很多法国上流社会的习俗带回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