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

11世纪七八十年代 ,北宋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国家 (皇权 )与民众(个人 )之间的士绅阶层 ,他们以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 ,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 ,试图使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而这种文化权力为了与政治权力对抗 ,逐渐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甚至是皇权之上的“理” ,作为批评政治的理论根据。他们用重新叙述和解释过的“道统”说、“性情”说以及新的经典 ,建构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 ,这就是后来理学兴起的基本背景。由于在位官僚与赋闲官僚的趋向不同 ,现实策略与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 ,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统”与“道统”、“师”与“吏”、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和对立。     

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

现代国家仪式作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工具和措施,有其产生背景与契机,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本土资源,而随着近代中国逐步开放,西方现代仪式知识的传入及传播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域外资源。民国成立为现代国家仪式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利用国家仪式操演,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并提供正统与道统支持,构建"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仪式及其政治文化,从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动员社会等方面形塑、表达和强化剧烈转型的民初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严复与近代学科

就现实与学理的关系而言,严复对近代学科的建构既有学理的追求,又有对现实政治中救亡图存的反思。以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为界限,严复对近代学科建构可分两个阶段。从甲午战争到清末新政宣布废除科举,严复侧重用狭义的进化论结合学科知识,探求西方富强之缘由。1905年前后君主立宪得到朝野呼应,严复在学理上将广义的进化论诠释为狭义的社会进化阶梯,从改良层面解释政治制度变革的艰难。在治学方法及治学路径的选择上,严复以天演进化论为学科理念及对逻辑论证方法的强调,是"不变"的一面。严复对近代学科的建构既有西方学理成分,更有近代世变之亟的困境下实现民族救亡的思路。     

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华夏民族与国家的演进和互动走着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由此形成古代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传统及民族意识中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深层价值结构,同时也导致古代中国独特的政治地缘与民族地缘的特征。它使中国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上呈现重要特点:即族别上的兼容性、民族统一与国家安全的一致性、文化的开放性。近代以降,传统家天下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受到严峻挑战,其认同观念面临断裂和重新阐释、再塑的问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仁人志士积极探索民族国家的重建途径,创造性地提出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统一的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近代中华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新的一致性。     

学统观念与清初经学的转向

清代经学主流如何从理学转向汉学,仍然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其中道统和学统观念的消长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当理学官员囿于道统、道学来诠释学统时,一些民间学者则重释理学,推动以经学取代理学,并逐渐自觉地皈依汉学。朝野学统观念相互影响,复杂递进,成为清初儒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将独尊理学导向汉学复兴。     

《史记》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表现出了强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意识。它提出的“圣王同祖“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精心编排的历史王朝的统系,反映了对中国古代政治统绪的认同意识;它宣扬华夷各民族同源共祖的民族一体性,强调夷夏民族一统,是对中国古代夷夏观念和民族认同意识的重大发展;它通过对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的历史考察和对汉皇朝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反映与颂扬,体现了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地理的认同意识。     

理学诞生前夜的中国

本文试图在北宋政治合法性与秩序合理性的确立以及“治统”与“道统”的分离背景中 ,重新建立理学发生的思想语境。本文指出 ,由于唐五代发生了国家与秩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双重危机 ,北宋皇权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方法包括借助仪式的象征性、重建政治制度、通过对知识阶层的优遇和对文化事业的支持 ,来确立国家的合法性 ,但是 ,思想秩序的合理性危机仍然存在 ,因此 ,当确认权力合法性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 ,确认思想合理性就成了士人的最深刻的忧患 ,这种忧患使要求思想转型的取向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在皇权和国家日益确立其合法性的情况下 ,如何维护知识与思想的批评力和约束力 ,表达北宋迅速膨胀起来的士人阶层的意志 ,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所以“治统”与“道统”之争就渐渐凸显 ,并在 11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 ,正是这种分离 ,导致了新儒学思潮的兴起。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近代留日回族教育活动研究

论文探讨了留日回族对近代中国教育转型改革的作用和贡献。认为留日回族是近代回族留学生中人数最多、生源地最广的群体。立身特殊的时代中,留日回族以强烈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投身国家教育事业,在回族社会中积极普及国民教育,奠定了近代回族教育的爱国传统,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回族社会的思想文化顺应国家需要与时代发展。这既是他们参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讨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方面,也是近代回族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英博物馆 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博物馆

<正>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从不为人关注到成为英国的国家文化载体、大众的文化空间,在这一历程中如何发挥国家在文化载体、民族文化建构上的主导作用,以及实现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相信会给中国的文化建设以一定的启示。     

双重政治文化认同的困境——解读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

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解读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困境。笔者认为,在近代国家观念建构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两个层面上,梁启超的政治文化认同出现了分离,即双重认同,这使其民族国家思想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进而使自己陷于两种选择的困境中。     

民国政府文物保护评析

保护文物,就是维护前代物质历史文化遗存,保持民族文化特性,意义重大而深远。民国时期,在挽救民族危机、保存国粹思潮的引导下,加上西方近代考古学和文物保护观念的影响,政府当局首次以国家的名义对文物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中国真正现代意义的文物保护事业开始发绪,并逐渐成型。本文将尝试对民国政府的文物保护从特点、意义、和教训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评析。     

由“周孔”而“孔孟”:儒家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圣人之道”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孔孟"取"周孔"而代之,"周孔之道"演化为"孔孟之道",是儒家基于特定历史语境建构话语体系的产物。随着周、孔形象渐趋圣化,汉唐时人多以周、孔并举,包含政治教化与人伦道德两方面内涵的"周孔之道"得以生成。继韩愈"道统论"之后,宋儒建构"性与天道"理论和道统谱系,"孔孟之道"逐渐成为儒学的代名词。统治者藉由教育、祭祀等参与此过程,也彰显出道统与治统的复杂关联。     

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

在传统中国的复杂社会系统中,"礼俗互动"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并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有所延续。礼俗互动的核心要义,是借助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贯通起来,保障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消除显在与潜在的社会危机。在全球化、信息化急速发展的今天,我国面临着国际规则、国家法权与民间治权等方面的多重考量,礼俗互动所寓含的传统政治智慧与社会运作机制或有助益。     

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趋势——以政权建构与族群聚合为中心

通过对东亚“天下”的范围、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的主要形态及其发展趋势的探讨,作者认为由于没有来自域外势力的影响,近代以前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形成和演变基本是在传统王朝尤其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主导下进行,在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上呈现区域内自然凝聚的状态.近代以后,兴起于西方的近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东亚地区,在将东亚地区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引向主权国家的同时,也推动了东亚“天下”格局的演变,东亚地区完成了由传统王朝政治格局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     

说欧阳修的正统论思想

欧阳修以“居正”和“一统”作为判定“正统”标准的思想,是在批判“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以《春秋公羊传》为理论依据,带上宋学的特征。其“绝统”概念的提出,则是受到了韩愈道统“绝统”说的启发。     

银雀山汉简中的官社经济体制

战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支配形态是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 ,通过国家授田 ,建立起强制性的份地农分耕定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种官社或官公社经济体制。官社经济体制是在土地国有制下 ,以国家行政系统为统绪 ,以农为本 ,寓兵于农的新的政、农、军合一的社会经济体制。其首要特点是政社合一 ,政治、社会、经济、军事 ,乃至精神文化生活等在国家政权支配下的一体化。这种经济体制下 ,由于实行份地授田 ,政治经济关系主要是在政府与民之间发生的统治剥削关系 ,所谓阶级关系也都表现在官民对立之中。传统的战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说有违于历史真实。     

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国家——法国中世纪后期语言文化的民族化进程探析

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国家——法国中世纪后期语言文化的民族化进程探析陈文海就历史角度而言,任何一个民族的诞生与成长都必然伴随着语言和文化的孕育与发展,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通常都具有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语言和文化特征。语言是民族的象征,文化是民族的底蕴。...     

从孔庙礼制增益释孔圣地位确立

孔子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主体部分儒家文化的奠基者,另一方面又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崇的教化偶像。在中华文明行进的历程中,文化孔子与政治孔子、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是如何融合纠结,成为当代人心目中的圣人形象,这是笔者关注探究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孔庙礼制的增益变迁为切入点,从历代帝王（包括少数民族统治者）尊崇孔子地位以建构正朔王朝学统、道统、治统的政治实践视角透视,力图解读孔子如何被政治力量由一介平民学者塑造成万世师表的历史原由。     

区域整合与清代以来安徽地方认同的建构

安徽省域跨江逾淮,省内文化彼此疏离,在近代地方主义浪潮中如何形成统一的地方观念,是近代安徽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以建省、纂修省志、淮军崛起、重修省志、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事件为动力和契机,在对人、地两个要素的区域整合基础上,安徽的省籍意识和地方认同得以形成并强化。看似单调的线性建构史,蔓生着行政层级、社会阶层、地域差异、特殊人群等多元枝节,曲折演进中包含着认同的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诸多面向。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脉络使安徽地方史与国家整体史共享诸多历史经验,勾连甚广,安徽地方认同具有地方、民族和国家等多重内涵。     

儒家“亚圣”名号变迁考——关于宋元政治与理学道统论之互动研究

儒家"亚圣"名号从颜子到孟子的转移,远比人们过去所知的情况要复杂。在中古时期,颜回是长期获得朝野主流承认的儒家"亚圣"。北宋熙丰新政中始以颜孟并配孔子,然受五贤信仰遗留影响牵制,孟子位次颜回,大体可称"亚圣之次"。宋金对峙期间,南北广泛出现两个"亚圣"并称的特殊现象,体现颜孟并配的常识化与理学道统说之初兴。在宋高宗绍兴之训和朱熹《四书》构建的道统话语中,孟子地位及影响渐逾颜子,迨理宗绾合朝野道统论,官方颁示的《道统十三赞》首次舍颜子而独称孟子"亚圣"。随着理学北传,元文宗正式封孟子为"亚圣公",颜回则被改封"复圣公"。儒家"亚圣"名号从颜子到孟子的曲折变迁,映照出宋元时代理学道统论渐次兴起及与政治体制互动整饬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