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蒋介石命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朱家骅通过组织与人事的调整,试图控制各省市党部,加强基层党部的督察,树立党部形象；提高县市书记长地位,推进基层党政融合.朱家骅的党务整顿受战时政治环境之限制,党内派系严重.在平衡派系政治的需要下,党务整顿被蒋介石所废止,但开启了战后党务革新与改造的先河.     

抗战时期朱家骅系权势的消长——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纠纷案为中心

1943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发生严重纠纷。此次纠纷的爆发并非一时冲突所致,而是该省党部内朱家骅系与CC系间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由该案切入,通过对抗战时期陕西省党部人事调整与党务运作的考察,本文揭示出国民党党务机构设置上所存在的问题,亦使得面貌向来模糊的朱家骅系渐趋明朗。该案不仅是陕西省党部内派系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国民党中央派系斗争在地方的缩影。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积极推进国民党的党务建设,尤其重视与日军反复拉锯的湖南省。朱家骅与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广泛沟通,改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组织部空降人选到湖南省党部担任执委,以平衡派系之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朱家骅遭遇了CC系等派系的攻击,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湖南省党部再次改组,此前所派驻的执委被迫离开。由此可观,抗战时期国民党省市党部建设受到了派系冲突的严重制约,人事难以保持稳定。而一个没能强化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的执政党,注定了其不良命运。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团关系再探——以贵州省为中心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此后,党、团两方在发展上逐渐形成双轨竞争关系,进而演化为党内派系斗争的新形态。战前,国民党党务长期被CC系把持,而三青团又脱胎于黄埔系复兴社势力,党团矛盾可大体视为CC系与黄埔系两派斗争的战时延续。抗战之初,朱家骅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代理三青团书记长,与团方高层交好。朱方与黄埔系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达成合作关系,在诸多省份曾一度抑制CC系势力。然而,自国民党省县党部选举恢复后,团方干部时常临阵倒戈,致使朱方陷入孤立而落败,贵州省党团冲突便是其中的典型个案。     

党内选战: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选举与派系角力

1924年国民党师俄改组后,"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要求各级党部必须由直接选举产生。随后,国共关系破裂,华北局势动荡使选举制的实践历经曲折与变异。抗战之初,国民党曾一度明文暂停省县选举,虽时隔不久再度重启,选举制却已沦为党内派系斗争的工具。其中,以朱家骅与CC系在地方党部的竞争为主线,亦掺杂了三青团、政学系与地方实力派等多种势力的较量。在党内民主外衣的遮蔽下,各方为赢得选举,不惜僭越制度,操纵选举。最终,选举制的恢复不仅未能使党务振衰起弊,反而导致党内派系矛盾彻底公开化,地方权力秩序陷于混乱,将国民党引入更加危困的境地。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

抗战期间,国民党变更组织部和教育部的人事,积极在大学发展组织,势力膨胀,引发源出同门的CC派和朱家骅派之间在各所大学的校园内展开全面恶斗。面对朱家骅派在组织系统咄咄逼人的攻势,陈立夫则利用教育部掌控的资源逼迫各大学就范。1944年,二陈的职位与朱家骅互换,各自反攻倒算,开始新一轮的明争暗斗。被卷入漩涡的大学教授,成为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对于国民党的恶感普遍迅速加剧,思想日益左倾。1945年国民党六大,突然取消大学党部,而中共则趁战后复员之机,加强对大学师生的工作,两党在大学的势力此消彼长。大学教授的离心离德加剧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瓦解,而对中共的缺乏了解则留下后来磨合困难的隐患。     

忆陈立夫先生

陈果夫、陈立夫亲哥俩 ,俗称“二陈”。因“陈”字的英文第一个字母是Ｃ ,“二陈”就被简称Ｃ Ｃ。另有一说是 :Ｃ Ｃ是英文ＣｅｎＴｉａｌＣｌｕｂ(中央俱乐部 )两词的缩写 ,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的对外名称。“二陈”是在解放前一直掌管国民党的党务。无论哪一种说法 ,他俩与Ｃ Ｃ 之间是能划等号的。“二陈”手下有张道藩、朱家骅、程天放……等八名国民党的中执委 ,还有他们控制下的中央政治学校不断为国民党政府输送一批批的地方中下级官员和为数不多参加“中统”的党棍。在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中 ,Ｃ Ｃ 派以“兵”多优…     

历史视野中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最早创办的文校,在国民党历史乃至民国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有关该校校史资料至今没有能够得到系统整理与出版,加之学术界对于该校的研究很不充分,致使人们难以掌握更多信息,很少了解它的历史,对于民国史研究而言殊为遗感。有鉴于此,笔者试图运用已掌握的内藏史料,对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进行初步研究,并透过这种研究一窥该校的干部培养体系与政策。     

李汉魂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粤省党务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华南沿海地区亦相继沦陷。作为华南地区的中心,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广东省地缘优势显著,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也始终没有放弃在广东的党务活动,不断作出党务机构和人事的调整,协调军政相关力量,为抗战工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努力。李汉魂作为战时广东省政府主席,长期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以其为中心考察粤省党务,可以管窥"党政联系"下国民党的党务开展及其党权虚弱和派系纷争,从而认识到标榜"以党治国"的国民党,显然无法通过地方党务的运作在华南担当起领导抗战的重任。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抗战中后期朱家骅的对德活动——以国民党的对德舆论及敌后对德工作为中心

抗战中后期,面对中德关系由危机转为断交、宣战,朱家骅以各种方式作出反应,在关注和干预对德舆论的同时,指示国民党敌后组织及有关人员建立对德工作渠道,妥善安置在华德侨,为战后两国关系的恢复创造条件.作为现有研究的延续,①本文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未刊朱家骅档案为基础,对这一时期朱家骅的对德立场及有关活动进行梳理...     

饭碗之争:面和心不合的民国大腕

<正>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派系林立。例如,国民党内有汪精卫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何应钦系、朱家骅系、孙科系——这个单子还可以一直开下去。然而,最大的派系和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派系,是CC系、政学系和黄埔系。     

德奥留学派的构建与运作：以朱家骅与洪谦的交谊为中心

20世纪20年代欧陆留学派盛极一时,到40年代已分化为德奥留学派与法比瑞留学派。德奥留学派在留德派领袖朱家骅的引领下,积极谋求资源,拓展影响。1942年年初,在朱家骅的支持下,西南联大教授洪谦创办《学术季刊》,聚集留德奥学人开展学术活动。相似的教育背景涵育共同的价值观,留学资源不但构建学人交往的认同基础,还成为缔结人际网络的重要渠道。朱家骅执掌国民党组织部及教育部时期,留德奥学人颇受重用,渐成一脉,乃至20世纪40年代末有舆论称"朱家骅派"已成为一股政治力量。     

对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事释疑

今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载左双文《国民党对晚年陈独秀的资助与陈独秀的态度》一文,我是相信作者的材料和考证的。作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得档案五件,均注有“密”字,系有关国民党官方以朱家骅个人名义,在1940年、41、42年三年向陈独秀分别赠款一千元、五千元、八千元,并有陈独秀1942年1月29日致朱家骅信,表示“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1942年1月一次赠款八千元,有陈布雷致朱家骅信(档案一件),是陈布雷“呈奉谕示”即经蒋介石批准的。1942年重庆物价已大涨,此八千元已不可与抗日战争爆发前,即1937年上半年时的物价同日而语了。     

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机制初探

国民党一大代表选举着眼于未来的国民党改组规划,而非现有的党员分布格局。因此国民党一大采取了地域代表制,结果引发了代表名额之争。在组织尚不完善、党务重心仍在广州与海外的背景下,选举纠纷通过孙中山增加指派代表名额予以仲裁调解。而国民党二大,是在孙中山去世后,国内党务在国民政府、革命军与群众运动推动下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国民党二大的代表选举采取了混合代表制,为政府、军队与群众运动中的新兴党部配置代表名额,并通过中央党部指导监督各地代表选举,更具包容性与规范性,体现出国民党改组进程中代表群体的组织化、部门化的变化趋势。相对而言,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主持的"二大"则在代表选举中延续了一大的模板,影响有限。     

牛道一叫忆录（三）

九、主笔起草《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当时国民党中统局的最高领导是朱家骅局长,副局长是徐恩曾,干部小组有濮孟九、王思诚（主任秘书兼第二组组长）、谢永存（江苏人,陈果夫的女婿,第三组组长）、王杰夫（中统局总督察长）和我。干部小组的职责是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图办事,每个成员都必须由蒋介石本人审核,并有随时向蒋介石当面汇报的权利。这些也正符合我在北师大毕业前立下的志向：前半生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活,而后再定型个人的事业。     

1928——193O年中国国民党党员总登记

1927年4月,国民党开始“清党”,其中,党员登记是“清党”、整理党务的中心。国民党意欲通过此举纯化党员成分,强化党员意识,统计全国党员数量。经过党员总登记后,国民党党员数量、社会结构及党员分布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幕向蒋介石献鼎的闹剧

解放后,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作过自我批评,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其中有一条就是曾为朱家骅献鼎作过鼎铭。此事说来话长,当年曾轰动一时,我曾参与其中之事,其鼎铭还是我请顾先生写的。鼎是献给蒋介石的,后遭蒋的拒斥,这实际是国民党内部倾轧的结果。 朱家骅解放前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在学术界中有一定的威望。他是浙江湖州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所以有些富家公子     

胡宗南与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

胡宗南主持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国民党为对日持久作战、与中共争夺知识青年、弥补干部不足的短板而创设的干部训练机构.该训练团存续时间长达七年,几乎贯穿整个全面抗战时期.战干团一方面延续黄埔模式与国民党干部训练传统,另一方面又加入胡宗南个人治军特色.受训干部大多被派遣到部队基层、西北地区或沦陷区.战干团在源源不断地为持久抗战补充新鲜血液的同时,更成为胡宗南限制中共力量发展、垄断地方资源、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工具.围绕"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引发的国共摩擦及国民党内部军政冲突,凸显了胡宗南在多元势力中拓展个人权力网络的尴尬遭遇,也折射出战时地方力量消长背后的独特政治生态.     

朱家骅歪解杜诗

朱家骅曾任国民党教育部长,CC重要人物,也是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我们常看到他提个手杖,风度儒雅。据悉,一次有几个客人和陈诚闲谈,说到某些大公馆如何富丽堂皇,宴客一掷千金,茅台酒都不登大雅之堂,非舶来品威士忌、白兰地不可等等。陈诚顿时怒形于色,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如何得了!真是朱门酒肉臭,野有冻死骨啊!”后来有好事者向朱家骅报告说:“这句话是冲你而来的,朱门,不指你指谁?”朱家骅气极败坏,大骂陈诚:“在我头上拉屎,欺人太甚!”扬言要找总裁讲理,又有人向陈诚劝告:“你说话得罪人了,最好解释一下算了。”陈诚说:“他读过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