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写

忧心忡忡李光耀呼吁华人讲华语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最近表示,如果新加坡华人失去讲华语的环境,今后要再造同样的环境将极为困难。他说,新加坡人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和公共场合讲华语,使新加坡华人生活在华语环境中。李光耀的担心自有其道理。新加坡华人人口最多,但近年来,英语已有取代华语之势。华语的“没落”,正在使新加坡人失去一大“个性”,也将影响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他指出:“我们必须努力促使3％,甚至5％能通晓双语的华人掌握高水平的华文,以方便到中国做生意,以及为在新加坡营业的中国公司服务。”     

中国中医为新加坡政要名流治痼疾

正1986年到1992年,我在中国驻新加坡外交代表机构工作。因为殖民统治者遗留的历史偏见等原因,中国的中医中药在新加坡一度得不到认可,面临着困局。后来,在各方努力下,中国政府应邀派出中医专家为李光耀等新加坡政要和社会名流治疗久治不愈的痼疾,获得显著成效,引起巨大轰动。中医中药在新加坡由此"正名",打开了局面。同时,中医中     

特殊的“母猪多产考察组”

1960年冬天,湖南省科委组织的“母猪多产考察组”一行来到湖南宜章县科委办公室。他们是由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学院的四名教授、一名副教授、一名助教组成。一到宜章,便要我和他们一道去香花公社考察。     

在新加坡追思孙中山——“晚晴园”参观见闻

2002年2月初,我到新加坡去探亲,听说这里有个“晚晴园”,孙中山当年曾经居住和工作过。人们都知道,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大约20年之久,在日本、美国、南洋(即东南亚)、欧洲各国华侨聚居的几十个城市,风尘仆仆,奔走呼号,争取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不过,关于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活动,一些传记中大都记述得很简略,因而,我对“晚晴园”发生很大兴趣,三次前往参观采访。     

齐家文化与文化担当

2013年12月15日上午,叶舒宪老师把一个优盘的资料拷给我,里面全是齐家文化方面的研究资料,嘱咐我要好好研究。但我忙于各种杂事,对齐家文化的考察一直未能如愿。2014年7月23日,接到叶老师短信,将于26日下午在定西举办“中国玉石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总结会,希望我能趁此到定西考察齐家文化玉器。     

扎根湘西

一 1949年7月常德一解放,我就报名参加了四十七军,当时年仅15岁。大队长、教导员看到我年纪小,常叫我“小嘎子”,还问我为什么要参军?我回答很干脆:“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们听了哈哈大笑。     

走马观花(上)——新马泰见闻录

９９８年１０月，我随甘肃省国家公务员考察团赴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三国和香港、澳门两地进行了考察学习。在完成考察学习任务之余，还星星点点地了解了一些异域风情，他乡趣闻，华裔逸事，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自由之国”的“禁忌”“泰国”一词在泰语里意为“...     

《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出版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梁元生博士的新书《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已于2005年2月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八方文化创作室联合出版。该书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之八。该书共分十章,分别是早期新加坡之“士人社会”、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士”阶层之分析、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之士人雅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星沪之间两本游记的解读、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的儒教复兴运动、早期新加坡华人基督徒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回应、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两个潮人家族之历史考察、二十世纪早期新加坡…     

宛梆下乡记

河南内乡县宛梆剧团,早在1992年时就被文化部命名为“天下第一团”,它是我国惟一的宛梆剧专业团体。2005年的3月份,我跟随他们到南阳乡村下乡演出,三天里,体验了宛梆剧的艰辛、无奈、委屈、感动和依依不舍。     

南方谈话 发展进入快车道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第二次来到深圳。一路风尘仆仆,大家都劝他好好休息,邓小平却毫无倦意,兴奋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他乘车观光市容,感慨地说: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知要等到哪一年才实现。     

万大鋐的三十封海外来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对台方针实现了从“一定要解放台湾”到“台湾回归祖国”,再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历史跨越,终于在1987年打破了持续38年的两岸隔绝状态,又于1992年与台湾当局达成“一个中国”的共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一位旅居海外的国民党知名人士与祖国大陆     

《中国抗日战争史纲》

李振民、赵保真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纲》一书,29万字,1992年7月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1931年“九一八”至1945年“八一五”的14年抗日战争作了简要的论述。著者分三编论述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日战争:一、从“九一八”到“七七”;二、从“七七”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三、     

县中读书两年半

因中考失手,1997年我被“下放’到安徽贵池中学读书。这一去就是两年半,直到最后半年回宁准备“3+X”的高考。虽然在那里很“苦”,但我觉得我不但学到了知识,还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一些农村的孩子教会了我许多东西。 (父亲点评:我当时的想法是让孩子远离父母一段时间,这对他的成长有利。) 农村的孩子不同于城里的孩子,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是从下面的乡里、镇上中学考到县中的,他们也和我这个外地人一样,要在学     

中国小留学生海外生存悲歌

小儿郎腰缠万贯去留洋暑期,余欣从重庆八一路小学毕业,几天后就在妈妈的陪同下去了新加坡。“我要拿个外国的毕业证了,中学的。”她发电邮给自己在重庆的同学。所谓“小留学生”,有人曾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持F1签证在美国的中、小学就读的外国学生。此风源于80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1996年,美国修订移民法案,严格限制F1学生签证的外国学生在公立学校的小学、初中就读,高中阶段的外国学生就读期不得超过一年,不能延长期限,并需缴付学杂费。此后,台湾地区小留学生赴美人数明显下降。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内地的赴外风气又逐渐兴盛起来。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爱尔兰、新西兰等国家都可见到中国小留学生的身影。教育出口已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产业之一,     

“二十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举行

1992年,是瑞典著名地理学家、考察家斯文赫定(1865——1952年)逝世40周年。为了纪念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北的探险及20世纪对西域的考察与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西域艺术研究会与瑞典国家民族博物馆、瑞典斯文赫定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二十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2年10月3——6日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中国、瑞典、美国、英国、几本、新西兰等国家的6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有33位学者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讨论会的主要议题是:对20世纪以来各国学者西域考察与研究的回顾与评价;关于20世纪以     

登上世界遗产的殿堂

1991年,九寨沟被排在我国向联合国申报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5个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的首位。1992年联合国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派专家专程前往考察。当年,笔者有幸陪同联合国专家考察九寨沟。 “这真是一个吃胶卷的地方!” 1992年6月5日下午,联合国专家桑塞尔和卢卡斯博士,风尘仆仆抵达九寨沟,受到了千名藏族同胞载歌载舞的热烈欢迎。 两位专家不顾年高和长途劳顿,立即进入景区考察。他俩一直专注地观察着车窗外的景致,当他们     

三千里外打来的“纸弹”──陈嘉庚在抗战初期的“电报提案”

1938年10月28日,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时值日寇侵陷广州、武汉。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和主和派,更加对抗战前途悲观、绝望。他们四处散播“亡国论”,说什么“战必大败”;“中国与日本作战必有结束的时候,所以和平不是不可以谈的”。他们竟然声称：“不要为共产党劫持,不要为一部浅薄无知的舆论所蒙蔽”。他们千方百计企图涣散抗日民心、军心,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达到对日妥协投降的卑鄙目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时正在新加坡为抗日募捐、赈济而奔走呼号的南洋爱国华侨领袖…     

退缩与进取:论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及其角色的演变

本文先论析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下 ,“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语义 ;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殖民地时代、独立建国时代和踏入二十一世纪后 ,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出身和特征 ,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从政治、教育和文化舞台上逐步退缩 ,而今后又将会有怎样的转变和突破     

杜月笙与沙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1934年 1 2月下旬 ,大概是阳历年前的一天 ,杜月笙派人把我叫到上海杜美路杜公馆。照江湖上的规矩 ,像我们这样的人被他“召见” ,首先要向他“问安”。但这次还没有等我开口 ,他就笑着对我说 :“侬做件事情 ,啥样 ?”在当时的上海 ,要想在杜月笙手下搞个差事 ,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看到杜月笙的神情 ,我心里十分高兴 ,忙说 :“听先生吩咐 !”他点燃一支雪茄 ,看了看我说 :“无啥事体。前两个月 ,沙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请我当董事长 ,尤菊荪再三恳求 ,也不好驳他的面子 ,只好同意了。找侬来 ,是要侬每天到锦江公寓去看看 ,他们的董事会就…     

技艺·学理:"史无定法"与专门史的融合研究

“史无定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影响巨大。学界一般认为,“史无定法”是吴承明先生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学者笔下,或许已多有提及,如余英时在1991年写就的《怎样读中国书》中就曾经说“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4页。所以吴承明在集中论述“史无定法”的重要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缕述了这一观点的发轫:“1984年,我在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这是吴先生提出“史无定法”的源头。在他1992年正式提出“史无定法”时,也曾经表明:“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并没有把这一提法归在自己名下。在缕述学术史时,这是需要首先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