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西征与胡光墉

在新疆近代史上,胡光墉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其实,此人在左宗棠收复伊犁、消灭阿古柏匪帮过程中,是西征军费的经理人,在筹措西征军费、购置新式武器方面,是个“实与前敌将领无殊”的有功之人。 据《辞海》介绍:“胡光墉,字雪岩,清末买办资本家,安徽绩溪     

北京林学院清查“五一六”

1969年末,我作为北京林学院教师,被集合到云南,卷入了耗时数年的清查“五～六”运动。从昆明搭乘卡车,弯弯绕绕了两个白天,辗转到了深山老林的清水江林业局。它位于茂密云松林的半山腰,山下是传说有麻风病人的苗族村寨。我们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女生宿舍里,生活了几个月。不到夏天;分散在各个林场的全体师生就集中到丽江去了。原因是来了中央文件：要彻底清查“五一六”。到达丽江后,数千人的林院师生分散居住,指挥部就设在丽江的四方街（现在成为旅游胜地）,师生分散在丽江的学校和各村老乡家。我和部分学生住在新二中学校。     

“查不清”的清查团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开始积极准备接收工作。1946年7月底,由国民参政会、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三方面联合组成的“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成立了。8月,清查团成员分赴各地。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若干史实辨析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作为太平天国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在五十年代末年以后,才开始被人明确写进史册。论者往往把这次战略行动的胜负,看作是太平天国存亡的关键。然而,如认真探究一下太平军第二次西征的具体史实,即会发现,目前流行的中国近代史和太平天国史著作,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有关史实的论述,是颇多歧异的。在此,笔者想把一些不很清楚的问题提出来,特向治太平天国史的同志求答。     

反思“文革”不是揪着历史旧账不放

值得警惕的是,现在对“文革”仍有两种态度和倾向很是流行,一种是持反对或漠然态度,认为反思“文革”是有意揭开那一段不光彩的党史伤疤,不符合“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流,甚至是借此反对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山西分社“清查”厄运追记

近日,我在宿舍的书房里,翻阅多年积存的历史资料时,看到30年前打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召见新华社山西分社全体职工,发动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讲话复印件,不禁使我想起当年山西分社被列为清查重点单位的那段颠倒是非的史实,今天把它追记下来,为的是作为一面历史镜子,避免日后重复过去类似的错误教训。     

《天问》“阻穷西征”解

对于屈原《天问》“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两句的解释,几百年来,聚讼纷云,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列四种观点: 1.两句所问乃鲧事。 2.上句问羿事,下句问鲧事。 3.所问乃三苗事。 4.所问乃寒浞事。 以上四种观点,3、4两说乃为望文生义,故标新导之说,现今已为诸家所摈弃。1、2两说正各据其理,互不下之。     

痛忆粮食部清查“五一六”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十年浩劫的一项重要内容,粮食部是这场劫难的重灾区。在军代表的领导下,制造了一个以朱相远(原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绵阳所技术员,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廖祝南(原粮食     

广西都安清查“反共救国团”经过

我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都安高中)66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前夕正碰上"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下旬,我从金城江被押送回都安高中后,县公检法军管会将我关押在都安高中的教工宿舍。对我多次踢打批斗,逼我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团"。我虽被吓破了胆,但也感到     

清雍乾时期的“另记档案”清查

清代旗籍中,另记档案户籍分为另户另记档案与自首另记档案两类。乾隆时期,自首另记档案人出旗,而另户另记档案则被保留下来作为军功赏赐之用。清廷制定了较为有效的善后措施,保证了另记档案清查的顺利进行。另记档案清查,是八旗走向规范化的关键一步,暂时缓解了八旗生计问题。而另记档案人的出旗,使得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谋生路径,同时也加剧了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区隔。长远来看,另记档案清查、出旗并不能彻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拔都西征”决策讨论及相关问题

正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前,大蒙古国曾经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西征,即13世纪20年代成吉思汗发起的远征中亚、伊朗、北高加索地区与伏尔加河流域的战争;13世纪30—40年代的元太宗朝,诸王拔都领导的远征欧亚草原与东欧地区的战事;以及13世纪50年代元宪宗蒙哥即位后,旭烈兀率领下的蒙古军消灭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即我国史籍中的"黑衣大食")的军事行动。其中第二次西征我国蒙元史学界多称为"拔都西征"或"长子西征"。那么,除了最终决定蒙古诸王、驸马与贵族均以长子及其附属人口参加出征之外,蒙古西征的背景是什么?在决策西征时还讨论了哪些问题?这是本文希望探求的内容。     

对“角端”与成吉思汗西征退兵的探讨

文章依据相关文献对\"角端\"和成吉思汗西征退兵这一问题进行探究,认为成吉思汗是壬午十月既望畋于雪山遇角兽,遂决定班师。     

江苏清查“5·16”冤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是北京出现了一个“5·16”组织,被认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的“5·16”组织,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不该在全国搞清查？笔者不明真情,不便评论。     

“善后大借款”的恶债典型析

近代中国外债史上反动政府举借的大量恶债中,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它是袁世凯急欲得到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以加强反动统治的需要,又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借款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图谋。它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又一罪恶记载,又是袁世凯出卖国家权益的历史见证。它既在局部上使中国丧失了主权,也在整体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本文通过对“善后借款”成因、交涉过程、合同内容、用途与影响的剖析,揭示这一恶债的典型性。     

冤狱遍地的江苏省清查“五·一六”运动

十年浩劫中的1970年至1973年,继“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大规模政治运动之后,一场更为残酷和荒唐的政治运动,又一次横扫中国大地,江苏省可谓重灾区——这就是冤案堆成山、全系莫须有的清查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若干史实再辨析——兼答金弌同志

自从拙文《太平军“第二次西征”若干史实辨析》发表后,围绕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史实的讨论,先后又有金式《太平军第二次西征是战略决战吗?》(《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苏双碧《会剿武汉以救安庆的历史真相》(《学术月刊》1985年第4期)、朱哲芳《试论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失败原因》(《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等文章发表。这些文章都从不同问题和方面,揭示了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历史真相,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拜读之后,颇受启发。但感到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为此,本文就有关问题再略陈己见,以求教同志们。     

撒馬爾干的中國曆法：耶律楚材的“西征庚午元曆”及其“里差”法考辨

耶律楚材在隨成吉思汗西征途中作成"西征庚午元曆",設立名爲"里差"的地方時改正。"里差"並非來源於西方地理經度,而是由耶律楚材通過觀測月食,估計時間、空間差異,獨立構擬的一個簡單模型,體現了一種在天文學測算中自覺關注地理差異的新意識。耶律楚材在金大明曆的基礎上改作成庚午元曆,意在回應西征進程中的地理形勢變化和中亞伊斯蘭天文學的挑戰,維護漢地天文學在蒙古政權下的地位。庚午元曆及大明曆的浮沈,展現了在蒙古擴張的特殊歷史背景中知識的變動以及知識人的處境和抉擇。     

“文革”中的“汉服”

一个漫长的下午,我在成都建川博物馆的仓库里,静静翻阅着一摞已经泛黄的文革老照片,就此沉入一段影像里的旧日中国。突然,我好像发现了一小片新大陆——这是一张裙装的留影,一张严肃而年轻的面孔,轻易就将人带入上个世纪70年代的那段岁月。     

“文革”中的“第一”

第一个向林彪“顶峰论”挑战的人 1966年1月,林彪提出“顶峰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大肆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崇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李达却惊愕地说：“顶峰？难道说不发展了吗？”有人提醒李达：“这是林彪讲的啊!,,李达愤慨地回答：“我知道是他讲的。不管是哪个讲的,不合平辩证法我都不同意!”     

“三味书屋”“三味”中的

鲁迅在他的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所提到的“三味书屋”,在浙江绍兴城内鲁迅先生故居附近,是鲁迅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