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

清季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介译,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产物,对清末早期新式学堂的历史教育,对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的出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支那史、东洋史的介译亦是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介译支那史、东洋史之主旨在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功利色彩。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史学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克努霍特普二世自传体铭文译注

克努霍特普二世自传体铭文形成于古代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被刻写在位于贝尼·哈桑的克努霍特普二世的坟墓墙壁之上，是我们研究古代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地方贵族势力和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本中文译文根据德·布克的象形文字拓本译出，并对内容作了必要的注释。     

宋代桑税考论

宋代桑税肇端于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除与桑蚕业、丝织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以外,唐宋之际两税法制度的变迁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宋代赋税体系内,桑税是国家正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征税方式北方以桑功计量,南方则依据桑地征收。桑税的出现是土地作为征税对象进一步细化的结果,也是宋代两税区别于唐代两税的一个重要特征。     

唐代举子游丐之风--《太平广记》所见唐代举子生活态之一

本文以《太平广记》所载的举子游丐资料为基本素材,探究唐代举子游丐现象产生的原因及社会地位,进而从另一个侧面对唐代士子阶层进行研究。     

福建闽南地区古代陶瓷生产概述

闽南陶瓷产品享誉海内外,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有：末代同安窑系“珠光青瓷”、明代德化窑“猪油白”、明末清初平和窑“克拉克瓷”以及“吴须赤绘”、“交趾烧”和明清漳州窑“米色釉”等诸多品种。     

襄樊长虹南路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

本文简要介绍了在襄樊市长虹南路墓地发掘的13座墓葬,其中东汉墓2座、隋墓2座、唐墓9座。均为砖室墓,随葬器物有陶、硬陶、瓷、铜、铁、铅锡、金、银器等。它们的发掘丰富了本地区汉唐时期墓葬资料,尤其是M16画像石门的结构填补了东汉墓葬发掘的空白。     

Aristotelian Work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tween 1623 and 1640, Jesuits in China published nine Aristotelian works in the domains of logics, natural philosophy and ethics. Some forty years later, under the Qing dynasty, Ferdinand Verbiest integrated those previous works into a unified and comprehensive philosophical handbook, which he presented to the Kangxi emperor. We shall present here the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of this translation project, analyz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ose Aristotelian works and reflect on their degree of compatibility with Chinese culture.     

从考古与历史的整合看中原文明起源的方式

在夏王国的起源中,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同古雅典国家的起源一样,夏王国的起源也是国家起源的另一种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     

从楚公逆钟铭文论到西周的方伯制度

西周的方伯 ,或称侯伯 ,是介于周王 (周天子 )与诸侯之间的、对周王朝政治疆域内某些地区有征伐权力的一方诸侯之长。方伯的形成有两种途径 ,一是周王朝授予 ,如齐国 ;一是自己强大后造成既成事实 ,或可能得到周王朝承认 ,如楚国、徐国。方伯出现在西周初期 ,是商朝方伯制度的继续。方伯的存在使西周政治地理格局从一开始在某些地区就形成了周王—方伯—诸侯的三级结构。学术界长期忽视对西周方伯制度的研究。晋侯墓出土的楚公逆钟铭文为研究西周方伯提供了珍贵资料 ,结合文献 ,对西周方伯制度的形成、特点、方伯与周王、普通诸侯的关系等作了初步研究     

商代的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

从整体上看,商代的生态环境处在"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但在长达约600年的商代历史中,以气候为主要因子的生态环境也出现有不小的波动,表现为商代早期出现有短暂的干旱,中期到后期有较长时期的温暖适宜期,商末环境又有转为干旱的迹象.商代的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有直接的影响,形成了"粟稻混作区".商代农业确定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并为商王朝的崛起和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西周时期人兽母题青铜器

本文对西周时期人兽母题青铜器进行归纳、梳理,并通过与商代人兽母题青铜器的比较研究,认为商代人兽母题纹样发展到西周时期,已明显发生了变化,即已由完全宗教含义转变为单一的军队威猛的象征,是炫耀战功的一种形式。     

开封城墙西门北侧古马道勘探与试掘

开封城墙源于唐汴州城,北宋时期为东京城的内城,金代末年曾将其南北两墙稍加拓展,后经明、清之际的多次重修,一直沿用至今.2000年5月至7月,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开封城墙西门的北侧进行了勘探和试掘,发现有三层不同时代的马道相叠压,为研究开封城墙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考古资料.     

洪武年间明朝与麓川王国关系考察

麓川王国在元末已摆脱元朝控制自治一方。当明朝接替元朝在云南的统治权时,要求麓川服从。麓川不愿受明朝控制,并在兼并同族以扩大势力时与明朝发生冲突。几经周折,明朝终于制服麓川,将其分解为数部,这对明王朝控制当地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本文通过对这段史事的分析,着重指出,明朝对麓川的控制是分阶段完成的。由于形势不同,双方关系各阶段变化各有原因;某些史书为强调明朝统治合法性而忽略各阶段具体情节的做法,是将事情简单化,有碍后人认识真实史实。     

从法律看清朝的旗籍政策

本文讨论清朝的法律对待族群之差异,这是研究清代满汉关系的重要议题。清代统治者常说满汉一家、不分满汉,利用汉化政策掩饰,似乎看不到满汉的区别。从户籍制度的管理上可以看到,清朝统治旗人与汉人是不同的。     

略论清初的学术史编写

清初顺康时期 ,经历了鼎革之变的理学士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总结 ,写下达 2 6种之多的学术史著作。诸多学术史作者以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学术危机感和深沉的历史反思意识 ,总结了自先秦孔孟至宋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心学的源流发展及利弊得失 ,从学术层面探讨了社会治乱兴衰的缘由 ,并在写作体例上突破旧模式 ,涌现出像黄宗羲《明儒学案》一类的上乘学术史佳作 ,从而把中国学术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此期学术史著作初步展示了调和程朱陆王与扬朱抑陆两个不同的思想倾向 ,为清中后期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做了重要铺垫。这些表明 ,宋明以来流行的理学尽管在此时已呈衰势 ,但仍然是学坛的主流派别 ,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甚至在较长的时间里还保持着相当的优势地位     

两汉诸侯王墓出土葬玉及葬玉制度初探

在中国玉文化发展进程中,两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玉器的神秘作用在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和商周的发展之后达到了巅峰。汉玉的一大特色是走向极端迷信化的葬玉,而这也是玉器神秘化在汉代达到巅峰的标志。这之后的玉器,佩玉逐渐融入了现实生活,葬玉逐渐消失,进入了中国玉器发展的新阶段——世俗化发展阶段。因此可以说汉代是葬玉的黄金时代。     

清代道员职衔考述

道员,源自明代藩臬佐贰,各道设置之初,其独立性远不及后世,均各带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两司职衔守巡各地。入清后,仍沿其旧制,诸道职衔、品级各不相同。随着道制的完善,道员的地位、作用日趋固定,遂有乾隆十八年停直省守巡各道兼两司职衔之举,同时定其品秩为正四品。自此之后,道员不再是藩臬佐贰的统称,而成一独立职官名称。道员职衔经历了一个从各道坐定职衔,到以一定原则兼衔任缺,再到逐渐弱化兼衔意义,并最终去兼衔定品级的过程。     

略论五色审美观在汉代的发展

五色审美观是中国传统审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古老的五色崇拜,到汉代形成五行色彩学体系的雏形,色彩观念转换成一种逻辑推理方式和思想认知图式,并广泛深入民间,形成色彩使用中的形式美规范;发展到唐宋时期,最终形成了五色审美观。在这一审美观念的发展过程中,汉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奠基阶段。     

峡江地区汉晋南朝花纹砖上的车轮纹饰

文章对峡江地区汉晋南朝花纹砖上的车轮纹饰进行全面检讨。首先将车轮纹饰分为若干种类,其后以发掘报告为依据讨论各类车轮花纹砖的年代,最终归纳出峡江地区车轮纹饰的演变线索。文章以为,峡江地区的车轮花纹砖大约出现在新莽至东汉初期,东汉中晚期至东晋最为流行,南朝仍有发现。文章同时分析了各阶段车轮纹饰的时代特征,并且简要讨论了与车轮花纹砖相关的若干问题。     

论西汉中期玉器风格的变化及其社会背景

西汉早中期玉器组合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装饰用玉器类和数量的消长。西汉早期装饰用玉在整个随葬玉器中占很大的比例,代表了当时玉器风格和工艺水平。西汉中期装饰用玉的数量和种类骤然减少,不但复杂的组玉佩消失,而且玉具剑饰数量也比早期少得多。分析和统计组玉佩和玉具剑饰数目、组合、出土位置及其造型、纹饰,是认识西汉早中期玉器变化的重要参考标准。西汉中期玉器风格的变化,对整个汉代玉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玉器的风格是在武帝时期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