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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国门洞开,外国新式轮船航运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并逐渐垄断了中国的江海航运。以旧式木帆船为主的中国传统航运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1872年,由清廷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等人创办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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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洋务派官僚在兴办以“自强”为中心的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开始创办若干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性企业。这一显著变化,颇引起世人的关注。这种新式的近代民用企业,到九十年代甲午战争以前,约有二十个,而以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为其发端。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是我国第一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我国设立的规模最大的民用性企业。该局从清同治年间创立起到1949年大陆解放止,存在了七十多年的时间,在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尤其是航运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现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将1927年国民党政府统治前该局的组织沿革情况,作一简要的介绍(国民党统治时期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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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堪称“两异性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1]。郑观应同孙中山有过颇为密切的交往,相互切磋探讨“救国之策”。他们的交往和友谊虽然未能持续长久,但却含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他们的交往和友谊并不是偶发的。两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郑观应出生于兼具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经营的家族,幼习八股,应童子试落第,旋即“赴沪学商务”[2]。孙中山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3],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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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在户部与轮船招商局合力推动下,江西、湖北、湖南实现了漕粮采买海运的制度变革。三省漕粮仍全行折征,由政府动支漕折、漕项,委托招商局于江皖采买米石,海运交仓。从1874年江广首次采运到甲午战争前后湖南、湖北停办,江广的采买海运始终在严格控制成本、深度依赖市场的原则下运行。招商局因此成为江广漕运的关键角色,在技术与运作方式上改变着王朝大政的基本形态,但也不应忽视官僚体制之下此种变革的限度。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如何与官僚体制的运行互相嵌合,改变贡赋经济的运作模式,是理解晚清漕务乃至近代经济变革的关键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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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在清末民初由"官督商办"转变为"完全商办",是当时官企改制潮流中的一个重要案例,也颇受时人和后人的关注。其间,该局经历了完全商办法定权利的获取、对商办权利的自卫和完全商办的实现三个阶段,并伴随着官、商两方激烈的权利博弈,最终借助于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带来的有利政治条件得以如愿以偿。此案一方面反映了绩优官企改制的艰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政府部门对待商产和商权的政策与态度逐渐转变,体现了商政改革的实际效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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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作为近代著名的爱国思想家和实业家,他一生为追求中国自强、致富,为振兴工商和改革社会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毫无疑问是中国近代倡导和实践民主改革的先驱之一。他的著述如《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和《盛世危言后编》等已成为中国近代改革思潮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我们了解郑观应思想的重要根据。近年,不少学者对上面的著述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位近代思想家和实业家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角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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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反复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内部动荡的中国近代历程,其实也是一个中国人民族国家观念逐步形成、发展,和深化的构建过程,作为沿海口岸商人,实业家和启蒙思想家的郑观应该(1842-1922),不仅是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倡导者、实践者,更加是晚清中国知识界世界和民族国家观念产生根本巨变的代表人物,郑观应思想的主体部分确立于19世纪中后期的70和80年代,介于19世纪中叶魏源的初步介绍和后期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激进变革思潮之间,是一种相对温和、理性的思想。本文拟对郑观应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作粗略探讨,借以管窥中国近代早期民族主义思潮的脉络的特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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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郑观应,在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都被作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历史定位。如果转换一个视角,就会发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名副其实地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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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轮船招商局作为我国民族航运的先驱,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我国航运事业的发展速度,为我国对外贸易、养殖农业和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由于轮船招商局所处的那个时期具有较强的约束性,所以使得轮船招商局由原来的"商事商办"转变为"商事官办",因而大大降低了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速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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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1841—1920)是近代史上比较复杂的人物,当过洋行的买办。兼任洋务官僚,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曾先后在英国的太古公司和洋务派举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担任要职,长期“客游四方,日与异国人相接,较早接触西方法律文化,实现了法律意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意识到:徒袭西方“皮毛”的洋务运动难以富国强兵。他以爱国自强为基础,以西法为参照系,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改良思想,并且开始涉及对传统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改良的根本性问题,促进了西方法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清末修律奠定了思想基础。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