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服

这一时期的军服大体可概括为灰色中山装式样上衣和军裤为主,头戴大盖帽。这套军服最具特色的是上衣的4个衣袋外置,如同衣服上挂着四个口袋一样。黄埔建军后的第一套军服,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无论官兵,在军服上都看不出军衔标识。清朝末年,中国军服的样式发生了巨大转变。新军的建立揭开了晚清军队走向规模性改革的序幕。北洋六镇的出现,使得晚清军队抛弃之前传统的满式号衣,而军服也日趋实用化、西式化。此后百年,陆续登上历史舞台的军服各式各样。本文介绍的是一套不仅有象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特殊历史意义,并且在款式风格上也别具一格的黄埔军服。     

论点摘编

辛亥革命后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新政策”元代西藏地方的基层组织古格王国兵器与外域文化的影响辛亥革命胜利后,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并在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但辛亥革命时期国内...     

民国时期日本称谓中国国号之演化及用心考论

日本政府延至1913年10月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但又规定在内外公文中要以“支那”或“支那国”称呼中国。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又先后将其改为“中华民国”和“中国”。每一次改称背后都包含着分裂或独占中国的野心,也是民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交涉中的一个症结。     

清朝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宁远总兵吴三桂打着为君父报仇的旗号引清军入关,从此,清军控制了渴望已久的山海关,长驱直入。占领北京、挫败李自成、击跨张献忠、覆灭南明弘光、隆武、永历诸政权,进而完成了清朝入主中原对全国的统一。如果没有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事件的发生,清军绝不会如此顺利地在月余内占领山海关并进取北京。就此而言清军入关与进取北京确乎有某些偶然性。但有人夸大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作用,甚至把清军入关     

军政部军需署编制之历年拨发第十八集团军及新编第四军经费服装数量表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国民党政府承诺拨发军费军服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本刊公布的军政部军需署编制之历年拨发军费军服数量表可作例证。但本表亦证明了另一个史实：即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实际已停止了对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的军费军服等物资经费的供应。     

甲午战前,清政府陷入外交陷阱

110多年前的那场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军的完败告终,有人认为清军是输在武器装备上,也有人认为是败在清军训练弛懈、指挥无方上,等等。其实,回眸再看,当时清军的全线崩溃以及战争的最终失败,与清政府正式宣战前,因外交幻想而陷入“外交陷阱”有极大关联。     

杰出的封建君主——康熙(下)

清军撤走之后,俄国侵略者立即撕毁誓约。托尔布津奏命率五百余人重返雅克萨,依旧址筑城,工事、火力较前大大加强,贮备了足供两年的粮食,准备固守抗拒清军。半年多以后,直到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清军才发觉。康熙命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第二次进兵雅克萨,收复中国领土。七月,清军再次围困雅克萨,托尔布津凭借坚固工事和精良枪炮负隅顽抗。清军决定“进兵直抵贼城,掘长堑,立土垒以围之”。双方多次展开激战,托尔布津被击毙,守城俄军由拜顿率领,龟缩城内,等待援军。沙俄尼布楚督军符拉索夫,派出援兵偷袭,见清军营垒禁严,无机可乘,只得返回。     

总统府“中西合璧”之建筑遗存

位于南京长江路292号的民国时期总统府建筑群，始建于明朝初年，这里曾为明朝的汉王府，清朝的两江总督署、太平天国天王府，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府、国民政府及总统府。如此“风水宝地”虽历经了600多年的风雨沧桑，但由于战事频繁，政权多变，几度重建，至今得以保留下来的却只有清末和民国时期近130年的历史建筑。而在这些遗存中，又以民国时期的居多，其中最具特色，保存最为完好，也让人别有兴趣的就是中式建筑与西式建筑风格并存、交融在一起的“中西合璧”式建筑群。     

试论战国时期的军服供应问题

在探讨战国时期的军服供应问题时,学术界的认识并不统一,多数学者认为此时的军服主要由士兵本人自备。传统文献、睡虎地云梦秦简及其所附两版“家书”和里耶秦简的一些记载,为我们了解战国军服供应情况提供了重要材料。战国时期军队士兵的服装一般由国家发放,特别是其战服外衣应当是官府统一制作,而其贴身内衣则可能由士兵自备。士兵衣服,由于经年累月行军打仗,磨损很大,士兵随时到军市上采买一些作为补充,也是情理中事。战国时期军市的大量涌现,其中当然也有军服交易,但它只是一种辅助性的军用物资供应方式。     

中国民族主义与战后东北地区政治建构

国民政府在获得对内政治的合法性过程中,1936年发表的五五宪法草案具有象征性的地位,即《宪法草案》第4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东亚政治空间中日本“殖民地帝国”侵占中华民国领域。但是自1945年8月之后,中华民国政治合法性却面临新的挑战。这就是在日本战败之前和苏军一起回东北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提出的双重民族主义。一种是如何对待苏联的中国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如何把东北地区的认同意识凝聚成为新的国民国家民族主义。处于转折点的1945年不仅构成了当今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原型,而且还迎来了自身认同意识逐渐延伸到新的国民国家民族主义的历史阶段。     

历史视角下的台湾『总统』选举

2004年所谓台湾“总统”选举在即,然而许多人对其中的方方面面知之不多。 “总统”在台湾地区被称为最高行政长官。所谓《中华民国宪法》第35条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50多年来,台湾当局的“总统”在职权和选举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总统”职权由介于内阁制和总统制之间向总统制转化;“总统”选举由“国民大会”间接选举向“全体人民直接选举”转化。这些变化从一个方面折射出台湾所谓“宪政改革”的发展脉络。     

西式医疗及其教育对广州地区的影响——以广州博济医院为例

晚清以降,以博济医院为代表的西式医院在广州迅速兴起并发展。西式医疗及其教育对广州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冲击,西医医院、医疗教育体系单向打破中西医疗的界限,促进了近代广州医疗体系的发展。西式医疗的进入,使中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在一定层面又推动了广州中医事业的发展。博济医院成为中国西式医院的“孵化器”,为广州建立西式医院奠定了基础。基督教差会及传教士医生在广州建立的医学堂是西式教育的重要补充。西式医疗及其教育打破了中国人多种传统观念,培养了广州人“卫生”的观念,改变了广州人的习俗,对广府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扩大了广州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民间习俗中的彩礼及其流变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彩礼”专指“订婚时男家送给女家的财物。”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娶婚制的产物,在中国古代“男女无媒不交,无帛不相见。”（《礼记·坊记》）“非受币,不交不亲。”（《礼记·曲礼》）。彩礼作为正式的婚姻礼仪的最早规定是西周的“六礼”。由“纳征”演化而来。如果我们把礼看做是国家法律渊源之一的话,那么彩礼从西周开始即以国家法的制度而存在,并一直沿袭至清末,中华民国时期《中华民国民法》还规定订婚或结婚须有媒妁之婚书或收受聘财方为合法有效。     

中华民国早期(1912-1928)的外交立法述论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虽然在对外关系方面不得不接受晚清政府的外交遗产,但是,其以外交立法为动力,加强外交的制度化建设的做法却促使中华民国的外交发生了新变化:全面界定了最高外交权力的分配模式,建立起了外交权力相互制约的外交最高权力的制衡机制;全面规定了外交部、外交总长及外交官、领事官的职责范围,构建起以外交部和外交总长为中枢的外交运作机制和以培养、选拔高素质外交官、领事官为核心的外交官员的养成制度。     

抗法名将刘永福与广州的渊缘

刘永福于1837年生于时属广东的钦州防城司古森峒小峰乡一个穷困家里庭。8岁时，全家迁往广西上思县。20岁时，贫穷的刘永福为求生路，参加了当地的反清武装。30岁时，为躲避清军追剿，刘永福率部下黑旗军撤入越南北圻。在中法战争期间，刘永福率黑旗军配合清军作战。清政府遂将刘永福及黑旗军纳入清军系列。战后，清军撤退回国，刘永福也率黑旗军回国。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法律制度述论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在其存在的短暂时间里,为了巩固根据地,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同时改革了司法制度,形成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一)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政府组织法。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和《省政府组织法》。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并颁行了《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依据一系列组织法的规定,国民政府按照下列三项原则开展活动:首先,政府接受党的指导和监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条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和监督,掌握全国政务。”这一原则规定具体表现在:(1)国民政府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按照《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重要政务,国民政府委员无权执行。”(2)     

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有多幅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原始地图。其中五幅为清军围攻永安州的军事地图 ,一幅为长沙攻守形势地图。结合文献记载 ,各图的绘制时间大致可以考定。在 1 851年永安北路清军驻兵总数、“古束”地名写法、长沙兵勇壕坑的实际走向等问题上 ,这些地图可订正目前流行的一些看法。     

振兴中华100年——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

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振兴中华100年——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12月18日—20日在南京圆满举行。中华民国史研究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较为关注、发展较快、学术成果较多的新兴学科之一。在我国大陆地区,中华民国史的学术研究始于七十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经过一批学者二十多年的艰苦开掘,特别是经1984年的“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和1987年“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推动与促进,中华民国史研究从无到有,已     

“中华民国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中华民国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南京举行陈红民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华民国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５、２６日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多位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基本上是１９４９年后出生的）参加了会议。近年来,经...     

试论明代的清军制度

试论明代的清军制度曾国庆明代的清军,亦称清戎,是朱明统治者,为巩固封建统治基础,维护建立在世袭军籍上的卫所兵制,防范、解决军伍空虚和军籍管理淆乱,对军伍实行清理、勾补,旨在确保有兵可用的一项大政要务。清军不啻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且还是涉及当时政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