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

北洞山楚王墓未见标准四铢半两铜钱,故其年代下限早于铸行四铢半两的文帝五年;该墓出土印章非楚故县官员在葬礼中的赗赙,据地名为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前楚国所属判断,该墓早于此年。根据对狮子山、驼篮山的墓主及楚国世系考察,推测北洞山楚王墓墓主为楚元王刘交,墓葬建于刘交受封之后,刘交去世后下葬。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食官监”陪葬墓墓主人探析

殉人现象在西汉诸侯王墓葬中时有发现,如徐州的狮子山楚王陵墓、广州的南越王墓等。狮子山楚王陵墓墓道内发现陪葬墓1座,墓室内2座。其中位于墓道内陪葬墓未被盗扰,出土印文为"食官监印"的铜印一方。据此,发掘者及相关研究学者多将其称为"食官监"陪葬墓,认为墓主为负责楚王饮食的食官监。该陪葬墓出土铜鼎、铜印、玉枕、玉璧、玉璜、铁剑、无字玉印等随葬品,出土器物数量及组合说明墓主生前具有较高的等级地位,与"食官监"一职不甚相符。因此,墓主生前当有更高的职位。墓葬内出土一方无字玉印,玉印原应朱书或墨书官职名称,此印或能代表墓主生前最高身份。     

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考略

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及建筑耗时几方面考察,狮子山汉墓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楚王刘郢(客)。若此,对于探讨西汉横穴崖洞墓的起源及形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也谈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墓主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墓主问题一直是文物考古学界悬而未决的学术焦点问题.根据墓葬形制的早期特点、金缕玉衣、玉棺和印章等,都无法彻底排除墓主为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可能性;根据陵墓种种反常现象和建成陵墓所需的时长,也无法认定墓主必然不会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很难或者说根本无法确定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主究竟是刘郢客还是刘戊,不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武断地判定墓主究竟是谁,是有失轻率的.     

徐州两汉诸侯王墓研究

目次一徐州两汉封国概况二徐州西汉诸侯王(后)墓葬分析三徐州西汉楚王(后)墓墓主推测四徐州西汉诸侯王墓与西汉帝陵及其他地区诸侯王墓比较五徐州地区横穴崖洞墓研究的几点推论六徐州东汉诸侯王墓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分封诸侯王是汉代中央政府巩固统治的措施之一。两汉400余年,今徐州一带共属七个不同的诸侯国,前后有数十位诸侯王。目前徐州境内共发现两汉诸侯王墓十余处,墓葬近二十座。本文拟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及其他相关资料对这些诸侯王墓进行研究,并对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为刘戊考

狮子山楚王陵是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因该墓早年曾遭盗掘,其墓主问题自发掘以来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并由此产生了诸多的墓主观点。对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的综合分析,可以认为该墓处于西汉早期,墓主为西汉前三代楚王之一;结合徐州地区其他西汉早期楚王陵墓的比较研究,可以判断其墓主人为西汉第三代楚王刘戊。若此,对于探讨西汉时期楚王国崖洞墓葬形制的发展演变和徐州汉楚王墓群的前后排列关系,特别是对汉初七国之乱史实的深入研究,均具有重大意义。     

寿县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墓主的再认识

1933年寿县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被盗出土的铜器群,是本世纪考古重大发现之一,也是楚文化研究之启端.由于它是王一级的大墓,且有数十件有铭铜器,所以至今在考古学上和楚文化研究方面仍未失去它的学术价值.中外有关学者,对这一铜器群也尚频频关注.该墓器物出土后,即有“墓葬”和“窖库”两说.1934年,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派李景聃、王湘两位研究人员赴寿县朱家集调查,于1936年发表《寿县楚墓调查报告》.《报告》否定了窖库说,为墓葬说提供了颇有说服力的依据.既是墓葬,墓主又是谁呢?在30年代,学者们多以器铭考释,认定墓主.如唐兰认为,器铭中的“楚王(今酉)肯”即考烈王熊元,“元、肯一声之转”;“楚王(今酉)(干心)”,即楚幽王熊悍.马衡亦主“(今酉)肯”为楚考烈王说.郭沫若则认为“(今酉)肯”、     

徐州西汉早期墓出土玉器(系列讲座之三)

一、徐州子房山三座西汉早期墓出土玉器1.墓葬的发现与墓主身份1976年,在江苏省徐州市子房山发现二座汉墓,分别编号为 M1和 M2。1977年又在同地发现一座汉墓,编号为 M3。三座墓都是在子房山西麓的石灰岩上凿成。三墓中除 M2墓主为中年男性外,另两座墓因尸骨已腐而无法辨别性别。经考,三座墓的埋葬年代均在西汉早期,具体时间可定在汉武帝之前的吕后至文景时期(公元前182年至前140年间),墓主均为一家族成员,其身份应是当地楚王国中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三座墓中的 M2时代稍晚于 M1和 M3,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

作为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自发掘出土以来,其宏伟的规模,奇特的葬制以及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此墓年代久远且早年遭到盗扰,其墓主身份也随学者研究角度的不同而产生了多种学说,其中牵扯到的楚王从二代到五代不等,时间跨度长达57年。就目前而言,第三代楚王刘戊为墓主说法较为盛行,但笔者从葬制、礼仪、出土文物及与相关墓葬的关系等方面综合研究后认为:以第二代楚王刘郢(《汉书》作刘郢客)为墓主更为合理。同时,在本文中作者还将对其他三种观点一一进行辨析,并就与此墓及墓主身份的有联系的相关问题,试做初步的探讨。     

从墓葬结构谈狮子山西汉墓的几个问题

本通过对狮子山汉墓墓葬结构的分析,认为该墓尚处于竖穴墓向横穴式崖洞墓的过渡阶段,早期特点明显;墓葬仍采用了西汉时期的前堂后室葬制,墓主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同时由于楚国较早地采用了凿山为藏的横穴式崖洞墓的形式,并以其在西汉早期的政治影响力,加速了这种墓葬形式的发展和传播。     

扶苏墓再探

去年夏天,我写了一篇研究秦俑三号坑西侧陪葬墓墓主的文章,我认为这是扶苏的墓。经过向有关专家请教,反复商讨了主要观点后就匆忙发表了。之所以匆忙,是因为按当时的形势此墓有发掘迁移的可能,写一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墓主探讨

随着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的最终落成,有关南越王墓墓主的相关研究探讨,便顺理成章地得以尘埃落定,而“墓主为赵佗之孙赵胡”便已成盖棺之论,多年来似乎未曾受到过怀疑和动摇。然笔者在充分接触有关南越王墓资料和相关史料记载后,认为南越王墓墓主是谁尚有待斟酌,因为诸多材料都证明了墓主不可能是赵佗之孙赵胡。故在此不揣浅陋,试将己见陈述如下,非求标新立异,但冀千虑一得。     

也谈"妇好墓"

一般认为,殷墟五号墓的墓主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妇好",所以又称为"妇好墓",本文通过对"妇好墓"位置、墓形、随葬品以及器物铭文等现象的分析,对"妇好墓"的定性提出质疑,并通过对器物符号和纹饰的分析,指出"妇好"画符和龙虎纹在先民看来都具有通天地的巫术功能,是祭祀礼器的重要标志,从而提出"妇好墓"墓主不是商王配偶而是神职人员巫觋.     

母子还是夫妻?——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的墓主关系及相关问题

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共用同一封土,一号墓打破三号墓的墓道是表现夫妇合葬的一种特殊形式;两墓使用相同的丧葬模式,出有形制、大小、纹饰相同的器物以及普通生活用品,说明两墓主曾经长时间共同生活;从年龄鉴定结果上看,两墓主年龄相差可能不足10岁,说明两墓主可能为夫妻关系,而非以往认为的母子关系。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夫妇合葬墓的确认,既有助于理解三号墓的墓主身份,也可为高等级贵族的丧葬制度研究,以及解读其中蕴含历史信息提供了新视角,其意义具有广泛性。     

南越王墓墓主问题

1983年发现的广州象岗南越王墓,是中国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该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引起了南越国历史文物研究的热潮,其墓主问题也一直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西汉南越王墓》199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之后,学术界基本确认墓主赵昧为南越国第二代王,即《史记》、     

象岗南越王墓墓主赵胡说补证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墓主赵胡说有两个重要的文献证据,即<史记·南越列传>所载赵佗"至建元四年卒.佗孙胡为南越王"和南越国"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但对此有不同意见.通过对有关史料记载作深入的分析和验证,可知"至建元四年卒"的记载无误,建元四年确系赵佗卒年;南越国"五世"确系指有五主,即赵佗、赵胡、赵婴齐、赵兴和赵建德.象岗南越王墓墓主赵眛即为赵胡的结论可进一步肯定.     

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大墓墓主试考

南京市江宁上坊新发现的一座孙吴大墓,墓主身份备受关注。发掘者确认墓主为孙皓时一位宗室之王。综合分析墓葬规模、随葬物品、相关遗迹现象及历史记载,可推定墓主是少帝孙亮时的权臣孙峻。     

谈朱然家族墓的年代和墓主身份

在朱然墓右前方发现的砖室墓应属朱然家族墓,墓主为朱然之子朱绩。     

试析绵阳永兴双包山西汉二号墓墓主身份

1995年3月至7月,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绵阳市博物馆联合发掘了绵阳永兴双包山西汉2号木棒墓,根据墓葬形制和殉葬器物的特征,时代定在武帝元狩五年之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墓主的身份只是认为级别相当高,并没有明确论述墓主的具体身份①。本文拟就这个问题根据墓葬形制特点,出土文物的种类和文化特征,结合秦汉时期的职官制度作一个尝试性的探讨,提出一些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斧正。永兴双包山二号墓（95MSMZ）为大型土坑竖穴木排墓,由封上、墓道、墓扩、墓室四部分组成。发掘时封上仅存南角约高3．5米的一小部分,据当地老年人讲…     

南越王墓出土五色药石研究

西汉南越王墓发现于1983年,墓主为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其墓中西耳室出土有一套名为"五色药石"的器物。该器物包括五种成分:紫水晶、硫磺、雄黄、赭石、绿松石。它们是否具有药性?是治病的凡药还是害命的毒药,抑或是时人求长生之"仙药"?本文试图从五色药石的原料成分、埋藏情况、秦汉史料等角度分析,得出结论:五色药石应为汉初南越国人治疗虚寒之症的药物,有一定毒性,不可久服多服,它并非汉代人追求长生不老之"仙药"。此外,其成分中的紫水晶颇值得进一步研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