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原始瓷产地的再分析

中华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瓷器的发明和发展是中华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先民对世界明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中国的瓷器缘自商周时期的原始瓷,这一点,学术界似乎已达成共识。然而,关于中国原始瓷的起源问题目前还有争议,主要有     

在宏观和历史的视角下对北方出土商周原始瓷产地的再探讨

正我国河南、陕西等地商周都邑遗址和贵族墓葬出土的原始瓷的产地问题争论已久,是北方当地生产还是从南方输入的(以下简称"北方说"和"南方说"),争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北方说"的主要代表为安金槐[1],而"南方说"的提出者是周仁和李家治等[2],并得到夏鼐撰写按语支持。争论延续至今,并吸引了古陶瓷科技研究同仁的参与,如本文作者、朱剑和夏季等[3]。"北方说"的论据是:第一,北方出土原始     

余杭出土战国原始瓷及产地问题

近年来,杭州市余杭区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器,有鼎、甗、鉴、甬钟、钩鑃、悬铃等,主要收藏于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余杭区博物馆),其产地应为德清地区。     

试论夏商时期中国东南地区原始瓷产地的发展与特点

经本文分析,至少在夏商时期,东南原始瓷产地在制瓷原料和技术上具有一定优势,成为中国主要的原始瓷产地。近年来东南地区一系列的考古发掘,使得生产原始瓷窑址的年代上限可追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商代晚期在浙江、江西等地发展成了具有较大规模的原始瓷生产地。同时,夏商时期东南地区各原始瓷窑址在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外,各窑址也有一定的本地特点。     

论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区域特征

原始瓷器指的是以瓷土为制胎原料所制作的具有较低吸水率的带釉器物,它是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考古发现表明,这类遗存主要存在于商周时期,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它既是在一定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商周时代文化风格的一个重要体现。关于原始瓷器的起源、产地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但对于原始瓷器的区域性特征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则缺少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若能加强这方面的探讨,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原始瓷器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本文拟在分区、分期的基础上就有关问题发表一些初步看法。     

山东地区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发现与研究

近年来前掌大墓地发现的原始瓷器对山东地区商周时期的原始瓷器地位、功能和作用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资料。     

安阳殷墟出土原始瓷的产地与工艺

本文在器型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多种科技手段,对安阳殷墟原始瓷样品进行了系统测试分析,并与江西吴城与浙江湖州等地出土的原始瓷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所分析的殷墟原始瓷在化学元素组成、岩相特征上,都与南方产品有显著差异。该结果为了解商代晚期的制瓷业状况提供了重要信息。     

试论夏商时期原始瓷的运输路线

多年来,我国南、北方均出土为数不少的原始瓷,其中以浙江德清和江西吴城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因发现持续烧造原始瓷的窑址以及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产品,而被认为是原始瓷烧造的中心。本文尝试梳理夏商时期原始瓷在各地分布的情况,结合各遗址出土产品,初步探索原始瓷向北方及其他地区输送的路线,以进一步了解文明初期中原"中央"与"四方"之一东南地区的关系。     

我国原始瓷起源问题再议

关于原始瓷究竟起源于南方还是北方抑或南北多源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但自从一些早到仰韶文化中期的原始瓷的面世,特别是科技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应该说已经到了重新审视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时候了。     

商周时期的玉虎

玉虎是商周时期比较重要的一类玉器,文献上称为琥。《周礼》将它作为礼玉,列为六瑞之一。但先秦文献中缺乏对琥具体形象的记述。历代经学和金石学家对琥也不甚了解,例如清代吴大澂就曾将1件东汉至六朝常见的玉豚误认为琥。我们现时所能见到的玉虎,差不多全是出自墓葬中的发掘品,因此对玉     

商周时期的发式

商周时期是我国服饰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发式,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呈现出了在发式文化形成时期的多样性特点.这种多样性不类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为了美的需求在同一发式中做成千变万化的发型,而是指截然不同的发式类型并存的状况.     

岭南商周时期埋葬习俗的若干问题

本文根据广东佛山河宕、深圳屋背岭和博罗横岭山三处墓葬材料中反映埋葬习俗的特殊现象,尝试探讨岭南商周时期的性别差异、社会分工差异、两性地位及等级制度、社会组织等相关问题。研究表明,商周时期岭南墓葬中存在着用石锛与纺轮、砺石与纺轮标示墓主人性别的埋葬习俗,折射出男女不同的社会分工倾向,即石器加工制造及作战等活动主要由男性承担,纺织等活动主要由女性从事。横岭山墓葬已明确显示存在社会等级制度,且出现的时间不晚于横岭山一期,即商周之际。男女两性的地位在横岭山一、三期大致势均力敌,到四期,男性的地位已超过女性。家族组织在商代已存在,到周代在生产分工方面发挥了作用,呈现出家族分工的倾向。     

秦汉原始瓷略论

江南地区传统上称为高温釉陶的器物,从胎质、施釉以及高温烧成等方面来看,都可归入瓷器范围,可以称为秦汉原始瓷.秦汉原始瓷主要流行于秦至东汉早中期,以器物朝上无遮挡的部分有釉但釉层不均匀、没有清晰的施釉线为基本特征.相关技术在战国中期前后即已出现,是本地传统的延续,它上承夏商以来的先秦时期原始瓷,下启东汉成熟青瓷,在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     

商周时期玉鱼浅析

商周时期玉鱼的数量众多,按型制大致可分为直身、弧身和拱身,按功用则可分为装饰类、丧葬类和工具类。结合出土情景分析可以发现,丧葬类玉鱼在形制上较为随意,而作装饰与工具来使用的玉鱼则有一定规律可循。作头饰的多为直身型玉鱼,而作项饰及佩件的则多为弧身型玉鱼。工具类玉鱼主要用作刻刀、觹及耳勺,作刻刀与玉觹的为直身和弧身型玉鱼,作耳勺的仅见直身型玉鱼。     

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

商周时期有没有青铜农具;在出土的青铜器中哪些器类属农具;铜农具在各类农具中占多大比例,这些问题都是考古学界长期以来所争论的问题。特别是近几年,由于一些地区铜农具的先后出土,更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近年来对上述问题作了点探索,     

浙江商周时期的钺

正浙江商周时期的兵器有钺、铍、剑、戈、戟、?、矛、镦、镞等,其中钺的数量较少,共收集到4件青铜钺,2件半环形玉钺。一、青铜钺根据不同的形制特征,可将青铜钺大体分为宽圆刃斧形钺与风字形钺二种。(一)宽圆刃斧形钺共2件。其一,乳钉纹钺(图1),1974年湖州市废品仓库拣选。长方形直内,刃部延展成半圆形,侧角上翘。两肩下有二枚乳钉、一对方穿。钺身中央有一凸缘的大圆孔。通长19.4厘米。     

商周时期的青铜铲

青铜铲是商周时期一种农业生产工具,它不仅可以用于挖沟掘土,也可以用于除草播种。虽然它在考古发掘中出土数量不多,但却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生产工具。为了探讨商代的青铜铲的特点及其用途,我和杨锡璋同志写了《殷墟发现的青铜铲》一文。这篇文章在1984年10月于河南安阳召开的全国商史技术讨论会上,曾引起与会代表的热烈的讨论,后来被收入胡厚宣先先生主编的《全国商史技术讨论会论文集》中。最近笔者拜读了     

湖北新石器－商周时期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湖北新石器－商周时期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问鼎,拓古为了更好地促进湖北省新石器一商周时期的考古工作,一九九五年六月中旬,我们针对这一时期考古的现状与问题请教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有关中老年专家、学者．这里把他们谈及的一些主要问题整理出来,希望引起诸同仁...     

商周时期的青铜觚及相关问题研究

青铜觚最早出现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盛行于殷墟文化,西周早期逐渐衰退并消失。铜觚圈足上的十字形镂孔与铸造过程中采用的泥芯撑有关,金属芯撑技术的使用开始于二里岗文化时期,殷墟文化时期金属芯撑的使用逐渐规范化。圈足上的镂空纹饰是商周时期铜器装饰手法的一种,圈足下端的条状缺口可能是铸造过程中用来定位的,但不能排除是装饰或者铜器的拥有者因某种特殊的文化习俗或使用需求而让铸造工匠刻意为之的可能性。     

横岭山商周时期玉器的质地、白化现象和玉料产地研究

为研究广东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出土玉器的质地、白化现象和玉料产地,对玉料样品进行常规矿物学、红外光谱、X射线粉晶衍射、扫描电镜和拉曼光谱的测试。结果显示,该墓地出土玉器的材质包括石英、水晶、透闪石（软玉）和杂砂岩。其中,透闪石质的玉器呈白色、不透明的外观,被认为和酸性土壤的腐蚀有关;出土的石英质玉器（含水晶器）的包裹体特征及包裹体均一温度显示该墓地出土的石英质玉器（含水晶器）的玉料较可能来自变质石英岩。伟晶岩或高温石英脉,将其与博罗本地、台山地区（近环珠江口地区）的石英及水晶样品进行对比,未有证据显示该墓地出土的石英质玉器（含水晶器）的原料来自上述地区。本研究可为揭示商周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先民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利用能力以及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物品交换及贸易路线等方面提供基础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