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桦树河口遗址发掘报告

桦树河口遗址位于于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桦树村,该遗址可分为二期,一期遗存发现有一段基石遗迹,出土的遗物多是在基石堆积的缝隙中获取,主要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有少量夹砂黑褐陶和黄褐陶,手制,烧制火候较低。二期地层中出土了少量遗物,主要是陶器和铁镞。初步推断,遗址一期文化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二期相当于汉代。     

四川汉代西王母陶灯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影响下,四川地区东汉晚期出现了西王母陶灯。这类器物有两种类型:单体式和组合式。它们分别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中的两个地域子传统,有着各自的构思来源和发展体系。西王母陶灯颇具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它不仅是四川汉代物质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四川汉代西王母图像研究的重要方面。     

四川汉代西王母陶灯研究

在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影响下,四川地区东汉晚期出现了西王母陶灯。这类器物有两种类型:单体式和组合式。它们分别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中的两个地域子传统,有着各自的构思来源和发展体系。西王母陶灯颇具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它不仅是四川汉代物质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四川汉代西王母图像研究的重要方面。     

广西历代陶瓷简况

广西是世界陶器发源地之一,有"万年桂陶"之称。汉代,合浦陶瓷已经海上丝绸之路运销各国。宋代,瓷窑遍布广西各地,广西为世界上最早在瓷器上烧制铜绿釉和铜红釉的地区之一。梳理广西历代陶瓷发展脉络,可为当今经济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宜兴窑”初论

"宜兴窑"是江苏乃至中国重要的陶瓷业窑口,其所指应是宜兴地区内从先秦一直到清代乃至当代所存在的陶瓷生产工艺及产品系统。"宜兴窑"的时代上限大约在先秦两周前后,以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为特色;发展到东汉时期到六朝、唐宋进入到较为成熟的青瓷系统,同时也存在陶器制作;进入到宋元明时期,逐渐形成以陶器为特色的体系,在陶器中又生长出素身素面的"紫砂陶工艺系统"和彩釉装饰的"均陶工艺系统";发展到现代,传统的青瓷、紫砂陶、均陶等工艺系统都得到了传承和复兴,其中紫砂一脉更是大放异彩。     

再论关于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

通过对两广地区争议较多的米字纹陶遗址和墓葬的考察,发现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的主要流行年代为战国,汉代早期只有零星的发现。按照《广州汉墓》的型式划分标准,对南越王墓出土陶器的型式进行重新划分,发现其年代仍应该与广州汉代早期墓第二段时间相当,进而得出《广州汉墓》报告对广州西汉早期墓的分段应该还是比较恰当的。     

战国及秦汉之际陶窑初步研究

陶器制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经过漫长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技术已十分成熟,秦汉时期达到鼎盛。对于汉代的陶器和陶窑,已有研究者进行了专门研究,发表过卓有见地的文章及专著[1],但鲜有对战国、秦汉之际陶窑进行专门的讨论。战国、秦汉之际的陶器生产在我国陶     

辉县市出土“酒樽”铭文陶樽

<正>2010年4月辉县市孟电滨河湾小区工地出土一件"酒樽"铭文陶樽(HMBF6M7∶51),其为泥质灰陶,直口,平底,底饰三羊角神兽足,口径21.2厘米,足距18厘米,高16.7厘米,腹上下饰两道宽带装饰,腹部用白色颜料竖写隶书"酒樽"二字(为陶器烧好后再写字),字体潇洒秀美,颇有曹全碑书风,具有一定的书法价值。(图一)"酒樽"铭文陶樽的发现,对于汉代考古颇有意义:1.三足樽是汉代专用酒器。以往对这种器     

河南荥阳薛村墓地汉代合葬墓探微

本文通过对河南荥阳薛村汉代合葬墓的分析研究,在相关问题上得出了一些新认识.首先,汉代合葬墓中随葬一套或两套陶器与具体合葬形式有关;其次,由于存在同时合葬和异时合葬两种情况,墓葬中随葬陶器在形态或组合上可能存在差别,墓葬的年代构成也并不单一,而随葬不同组合的陶器还可能与文化习俗有关;另外,汉代合葬墓中还存在可能是两名男性合葬的特殊情况.     

陶瓷

浮雕印纹将模印的纹饰粘附在陶坯上,或在制陶模子内壁刻出纹样,制出类似浮雕的纹饰,称浮雕印纹。汉代陶器上多见这种纹饰(图一)。     

平安县发现一枚汉代铜印

一九九一年十月九日,青海省平安县文物管理所在平安镇东村进行文物调查时,于该村村民孙明禄家征集到一枚铜印。据本人回忆,铜印于七十年代末在东村砖瓦厂内出土,此处原为一处汉代墓葬群,曾出土汉代陶器、铜器等文物,县文物管理所从部分群众中征集到陶灶、陶甑、陶罐、陶盒、铜印等文物10多件。     

北魏陶器装饰的匈奴遗风

北魏由拓跋鲜卑建立,所以北魏陶器的造型和图案特点也往往被视为拓跋鲜卑族陶器的界定标准.然而,在目前已经确认的一些早期鲜卑遗存中,却很少见到北魏时期常见的各类图案.相比之下,北魏陶器的这些图案装饰与匈奴陶器更为相似.所以乔梁先生指出:"如叭沟M3:1之盘口陶罐,肩部饰有两周弦纹之中夹一周曲线波折纹的纹饰,这类纹饰是汉代匈奴陶器中所常见的;西沟子村M1:2的小口鼓腹罐,则与蒙古诺音乌拉墓地所出同类器相似.这种由陶器表现的与匈奴文化相联系的现象,在同一地区时代略早的可能属于东部鲜卑的E群(即三道湾、善家堡遗存)遗存中却基本不见,表明拓拔鲜卑南迁‘匈奴故地’后与匈奴的联系要更多一些,这也同当时鲜卑被视为鲜卑父、匈奴母的索虏的记载相符"①.林沄先生也认为:"过去被怀疑为东汉以后到北魏时期的砑光暗纹,以及肩颈之间加凸棱,乃是西汉匈奴陶器的流行装饰手法"②.北魏陶器和匈奴陶器在图案装饰方面的相似性,不仅体现陶器表面纹饰的组合上,甚至在器底的模印符号上也可以找出完全相同的图案,说明二者具有一定的文化联系或承继关系.本文挑选了一部分具有相似性特点的北魏陶器和匈奴陶器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试对相关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河南济源汉代釉陶的装饰风格

汉代釉陶属低温铅釉系统。它以普通黏土为原料,以铅的氧化物为基本助熔剂,以铁或铜的氧化物为呈色剂,在700～900℃的低温下烧成,器表呈现出红褐、绿、黄等色。釉陶器的产生丰富了陶器的装饰技法,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汉代釉陶既秉承了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的施釉或装饰工艺,又影响了唐宋乃至明清的三彩或低温颜色釉的产生和发展,所以,汉代铅釉陶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独特意义。低温铅釉陶产于何时迄今未有定论。传统观点认为,以关中地区发现的西汉武帝时期的墓葬所出之釉陶最早。此外,其产生是否受到古埃及碱金属硅酸釉的影响,长期以     

洛阳汉代彩绘陶器赏析

彩绘陶,顾名思义,是在烧成的陶器陶坯上先涂一层白垩或黄衣作底色,然后再在上面墨勾线条,填色涂绘而成。它制作精美,色彩艳丽,多用作墓葬中的殉葬明器。 我国的彩绘陶始于春秋时期,战国以来进一步发展,不仅产量大,形制多样,而且彩绘线条流畅,图案优美,色彩也较前代更为丰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93年河南洛阳西工区战国墓出土的多件彩绘陶器中窥见一斑。 汉代,彩绘陶器在继承战国传统的基础上达到了极盛,这和汉代“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的厚葬之风是分不开的。《汉书·贡禹传》载:“武帝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几十物,尽瘗藏之”。皇室示     

汉代陶器纹饰演变与制作手法研究

汉代陶器纹饰承载着社会生活与历史发展的特征,凸显汉代社会人们的心理追求以及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研究汉代陶器纹饰演变及其制作手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时间为脉络,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汉代陶器纹饰的演变,在此基础上,从彩绘、模印、刻画等纹饰不同制作方式的角度,对汉代陶器纹饰的分类和特征进行分析,分别阐述了汉代陶器彩绘纹饰、模印纹饰及刻划纹饰的制作方法。同时,基于当代陶艺创作视角,探讨了汉代陶器纹饰制作工艺对当代陶艺创作的启示,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汉代陶器制作工艺特色,提升现代陶艺创作水平,彰显民族风格与时代特征。     

重庆市大渡口区大树林汉墓发掘简报

2012年5~6月,考古工作者对重庆市大渡口区跳蹬镇石盘村大树林汉墓M1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为东汉时期砖室墓,出土仿木棺式葬具陶棺一具,以及一批陶器、铜器、铁器等。该墓出土的仿木棺式葬具陶棺丰富了四川、重庆地区汉代陶棺葬的考古材料,对研究该区域这一时期的丧葬习俗、陶棺葬的时空分布等具有重要意义。     

河套地区汉代陶明器与周边地区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河套地区汉代陶明器的类型学研究为基础,通过与周边同处北方文化带上的甘、宁、冀北、晋北等地区汉代陶明器的比较研究,认为它们作为汉王朝文化传播的客体,在陶明器的发展、变化上是一致的,每个阶段流行的陶明器类型、形制大体相同,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陶明器的装饰特征上。     

实验考古:夹砂红陶烧成温度下限的探索

陶器是考古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然而目前学术界对陶器的定义,尤其是其烧成温度的界定,仍未达成共识。研究采用实验考古方法和科技手段,模拟制备了不同焙烧温度的陶坯,通过检测将其物理性能与实用性能结合,以期找到一条探索夹砂红陶烧成温度下限的新路径。根据实验,本批样本在500℃的时候,物理性能和实用性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已经成为一件合格的陶器。而对于经焙烧而未烧成尚不能实用的的陶坯,则可以定义为"超低温陶器"。     

关于汉代彩绘陶器的思考

汉代彩绘陶器是一类专为随葬绘制的明器。本文尝试探讨汉代彩绘陶器的研究方法,并对汉代彩绘陶器反映的社会信仰、汉代人的思维方式及艺术理念进行思考,略论及这种思维方式和艺术理念对后世的影响。     

“东井戒火”陶井正名及相关问题考证

东汉"东井戒火"陶井常为研究秦汉社会史的学者所引述。多数学者认为其释文当作"东井灭火",并由此认为陶井图案象征了汉代灭火的场景。实际上,经过字形的比较与考察,陶井的铭文当作"东井戒火"。"戒"与"灭"字虽是一字之差,却导致了图像含义诠释的较大差异。释读为"灭火"而推论得出的汉代社会史、火灾史,应进行重新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