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应侯见工簋铭文考释

最近面世的应侯见工铜簋,其铭文记载了属于"淮南夷"的毛、衰等氏族,侵犯周王朝南部边境并被周王朝打败的事情.铜簋年代应在西周中期之末的孝王、夷王时期.铜簋的器身与器盖铭文各不相同,可能是同一批盗自应国墓地的随葬器物.应侯见工簋的发现,更证明应国是周王朝南方不可或缺的屏障,担负着护卫周王朝的艰巨任务.     

訇簋及弭叔簋小记

文物1960年第2期载有訇簋及弭叔簋铭文(器铭照片及两种释文),中之訇簋铭文更关系到西周社会性质.因将所见数事录出,以供同志们参考.訇簋铭文有云:"今余令汝啇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春夷、京夷、……"以全文证之,"先虎臣"是一种军旅,指作为先锋的虎臣.师?簋:"今余肇令汝率齐币、?、僰?、左右虎臣,征淮夷".虎臣既用来征伐,可见本是军旅之一种.以师?簋的左右虎臣和本铭的先虎臣相较,知左右是指左右两翼,先则无疑为先锋.又     

卢方·虎方考

一 1986年安康出土西周晚期重要青铜器《史密簋》,其铭曰: “唯十又一月,王命师俗、史密日东征,(合攵)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灌不坠,广伐东国……。”在西周金文中,这是第一次出现卢方,第二次出现虎方,从而为廓清这两个方国的来龙去脉及其与周王朝的关系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簋铭大意是:周王命令师俗、史密两员     

师道簋铭文新考

师道簋是内蒙古宁城县出土的一件西周时期重要青铜器,簋铭94字,反映了益公、师道与辛公的相关史事。通过金文历谱的计算,可以求得师道簋铭具体年代为"周夷王三年(前883年)二月初吉丁亥"。通过与"吴虎鼎""师晨鼎""繁卣"等器铭的对读,"道"与"辛公"等人的关系也得以体现。     

西周墓葬的陶簋与殷遗民——以琉璃河墓葬为主

北京琉璃河遗址西周时期随葬陶簋的墓葬绝大多数有腰坑、殉人或殉牲,族属应即殷遗民。在考察了全国其他地区同类墓葬之后,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商人和周人两大族群集团在是否随葬陶簋上判然有别,随葬陶簋与否可以作为判断西周时期墓葬族属的一条重要标准,凡是随葬陶簋的墓葬其族属即为殷遗民。此外,由琉璃河西周墓葬随葬的陶簋可以得到启示:在分析墓葬的文化因素来源时,陶器组合也应作为一个方面加以考察。     

史密簋“”字说

史密簋“”字说张世超安康出土的史密簋铭文曰：＂率族人、白、周伐长必。＂其中的＂白＂诸家读为＂菜伯＂,已无异议字,张懋等据郭沫若师震簋铭文的考释释为,①师震簋铭曰：＂今余肇令女齐币（师）、左右虎臣正（征）淮尸（夷）＂,将史密、师震二器铭文读,是同一字...     

立鸟形耳簋初探

立鸟形耳簋是一种以立体鸟形作簋耳装饰的簋形,鸟形耳造型灵活别致,加上这种簋的器体往往也铸造精良,刻画繁缛华丽的纹饰,使得簋整体极具美感。立鸟形耳簋是借鉴了商末周初的兽首鸟身形觥鋬的造型特点,在西周簋类器地位上升的背景下产生的。经过成康时期兽首鸟身形簋耳的进一步发展,至昭穆时期发展成熟。这种特殊的簋形,昭穆时期有12组(14件),夷历时期所见3件,说明昭穆时期是其繁盛期,在晚期有所复兴,但鸟耳形态上的生动性已减弱,体现了衰落的趋势。由于其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及明确的时代特点,对西周铜器断代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本文即以立鸟形耳簋为主题,尝试研究,以理清其发展线索,突显其时代特点,以为断代工作服务。另一方面,由于耳部造型极具动感,整体美学价值非凡,值得诸位关注。     

《班簋铭》之“■人”与“东或”新考

通过比较班簋、叔夷钟和晋侯稣编钟的相关铭文,确认"■人"即"国人","■""■""■"实为同一字,俱为"国"字之初文。《班簋铭》中之"东或",应训为"东域",并非"东国"也。     

师酉簋铭文中的“瓜”字

分析、比较<殷周金文集成>及其他一些古文字材料中的"身"、"瓜"字形,认为师酉簋铭文作" "等形者,实为"瓜"字,在铭文中当读作"狐".铭文中的"弁瓜夷"可能是指有戴狐皮帽习俗之夷部族.     

论商周之际的乳钉夔纹盆形簋——关中地区先周时期铜器群探索之三

乳钉夔纹盆形簋主要出土于关中地区,是探索先周文化铜器群的重要研究对象。根据乳钉、夔纹特征及其组合关系可判断乳钉夔纹盆形簋的年代上限为殷墟文化第四期。根据纹饰特征可将关中地区商周之际的乳钉夔纹盆形簋分为三式,Ⅰ式的年代上限相当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早段,Ⅱ式的年代跨先周晚期至西周初年,Ⅲ式的年代为西周早期。Ⅱ式簋主要出自关中地区商周之际的中小型墓葬,其背后反映的是关中地区在先周晚期的社会复杂化,中小贵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为西土集团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礼制基础。乳钉夔纹圆鼎也是探索先周文化铜器群的重要对象,与乳钉夔纹盆形簋的关系密切,两者以一鼎一簋方式构成的随葬铜器组合有可能早至先周晚期。随着西土集团的东进灭商,乳钉夔纹盆形簋和乳钉夔纹圆鼎在东方地区的出现已晚至西周早期。     

试述淮河流域早期的族群融合

淮河流域早期族群被史称为夷、东夷、徐夷、淮夷,创造了独特的文明。淮域族群在发展过程中,与夏商周三代多次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由冲突而融合,文明相互交流而融汇,社会结构由血缘关系而地域关系。秦汉时期,淮域族群终被编户齐民,成为夏夷一体。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探索,可加深对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的了解。     

山东陈家河遗址西周陶器使用浅析

陈家河遗址延鲁北地区西周时期一处重要遗址,出土了一批包含典咽周文化特征和以素面鬲为代表的东夷土著文化的重要遗物,大致相当于晚商至西周早期山东地区东夷土著文化遗存,与长岛珍珠门、潍坊汇泉皮为代表的"珍珠门文化"一脉相承。陈家河遗址中尽管存在着素面鬲和绳纹鬲两种不同文化因素的器物,但可能不是由周人和夷人两个族群分别单独使用,而更可能是归某一族群使用,应是陈家河遗址的先人即接受了周文化的夷人族群所共用。     

《沈子也簋》与沈国地望问题

沈子也簋是研究先秦古沈国的重要史料,根据其铭文推测沈国始封应与周初分封凡、蒋、胙、茅、祭等六国同时,而不应在昭穆时代,沈国地望应在今河南省平舆县射桥乡西。沈国地处西周王室与江淮诸夷之间,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曾起到藩屏西周王室的重要作用。     

西周时期的四耳青铜簋研究

本文在比较全面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四耳簋进行了类型划分,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得出四耳簋是西周初年出现的,主要流行在西周穆王以前,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且为周人、商人后裔及其他方国的高级贵族共同使用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青铜簋的结论,同时指出四耳簋是周人重食文化的产物,填写了四耳簋研究的空白。     

论仲爯父簋与申国

最近在南阳发现的西周晚期器仲爯父簋等,在青铜器研究上是一组标准器,与文献对照,对研究周代历史很有意义。簋铭计四十五字,隶写如下: 南?(申)伯大宰仲爯父厥辞作其皇祖考?(夷)王、监伯(阝尊)篮,用享用孝,用易眉寿, 屯右康?,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铭文第一行的“申”字,以前多读为“(纟重)”,是不对的。北京大学裘锡圭同志一九七八年始释为“申”①,后来中国历史博物馆许青松同志也作过讨论②。“申”字释读的正确,由本器可得更明确的证明。     

论中国古代史籍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

商代文献中开始把周边族群与四方联系起来,以突出商的中心位置。西周时期,中原诸侯形成了诸夏意识,至春秋时期,华夏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同时,在以华夏为主体的历史记述中开始以夷、蛮、戎、狄泛称周边民族。战国时期,在"中国"、"四夷"及"五方之民"等观念的基础上,夷、蛮、戎、狄开始与四方相配,并形成了对四夷的体系化、类型化的记述模式,这为历代修史者所传承,指导了历代正史以及其他体例史籍对民族历史的记述。中原地区的各民族政权都认可了这一记述模式,并重视通过这一模式记述各民族历史,以此来论证自身的正统地位。     

小议方簋

方簋是青铜簋中形制罕有的一类,出土数量极少,未能引起学界的关注。而常见的簋的形制虽然多样,有无耳、双耳、三耳、四耳簋;有环耳、附耳、贯耳簋;有圈足、方座、三足或四足簋等,但都具有一个共性,即圆形的敞口、鼓腹、圈足。因此,彭裕商在《西周铜簋年代研究》一文中将其作为划分簋型式     

汉代“边民”的族群身份与身份焦虑

汉代边民身为编户齐民,却与"蛮夷"杂处;名处"华夏"郡县,却居于帝国历史与现实中的"夷区";来自中原,却渐染"蛮夷风";既隶属于边郡政府,又未能完全摆脱其他边境势力的影响。凡此种种,使得边民有着不同于"内郡汉民"与"塞内蛮夷"的族群特征和群体心理。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边民特殊的介于华、夷之间的族群身份。在边疆危机时期及进入华夏中心后,此种身份能够促使边民产生关于自身身份的焦虑。为应对与消除焦虑,各地边民精英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录见)簋考释

中国国家博物馆去年新藏一带支架形底座的长冠鸟形双耳无盖簋——(录见)簋。此簋铭文王年、月、月相、日(干支)四项要素俱全,是研究西周王年历谱和金文断代的重要资料。据原收藏者透露,此簋是解放前其祖父用一座小中药铺换来的,传清末或民初出土于陕西宝鸡。为了对税簋进行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物》编辑部特邀部分专家对(录见)簋的年代进行笔谈,希望能听到更多学者的意见。     

(录见)簋作器者的年代

最近发现的(?)簋是一件西周中期典型的标准器。这件器物的造型特点是:台式圈足与镂空式连山形底座连在一起,是极为罕见的器座结合方式。上部的簋体口沿微侈,腹壁稍外倾,台式的圈足架在连山式器座顶部内侧。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