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专栏

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南方考古中,不断有汉末到西晋时期的佛像与佛饰器物出土,但人们对这些器物的学术价值一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1989年前后,南京艺术学院的阮荣春先生对其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我刊1990年1—3期发表的《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一文,集中反映了阮氏的研究成果.近两年,这一研究课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因为它牵涉到印度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的时间、途径、过程、地域、风格、表现手法即中印、中日早期佛教文化交流、中日早期佛教造像的流派、印度早期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此,1990年,日本著名的佛教大学龙谷大学委派研究印度、中亚佛教学及佛教史学和研究中国历史文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概说

佛教造像于何时、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以及怎样兴起的?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心的问题.由于大量石窟遗迹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近百年来中外研究者们皆把视点投在犍陀罗地区以及由西域而东的丝路上,亦往往认为中国佛像的产生、兴起与此有关.然而,近年来在中国南方发现了大量三世纪前后的佛教造像(图版壹,1—5;图版贰,左下;图版叁,1、3),在风格上,明显受到中印度秣菟罗造像(图版贰,左上、左中、右上、右下)的影响,遂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调查资料

这里统计的“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调查资料,其地域范围限于中国南方佛教造像传播系统,流传于北方或国外的实物,可明确为南方所造者,亦属统计之列,佛像以及受佛教影响的装饰器物,此处统称为佛教造像.迄今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已达146例,其中有些资料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而更多的则是我们中日联合研究组经实地调查得来.由于我们的调查工作刚刚开始,所进行的几次调查主要在江、浙、皖、川、滇几地区,故这些地区造像所占比例较大,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调查尚待深入,和信还会有更多的发现,故上述统计资料,并不能反映南传系统的全貌.在140例造像中,31处有确切年代,最早的为云南大理市大关北郊汉熹平纪年墓出土的七件吹萧胡僧俑.(此七件遗像装束与吴地魂瓶上的胡僧俑完全一致)最晚者为纪年墓浙江绍兴凤凰山西晋水嘉7年出土的佛饰魂瓶.表明这个时期佛教造像已在由云南、四川至江、浙等地的长江流域兴起.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的途径是多元的,除了我们以前所说的滇缅道入长江流域和交阴或广州入长江的秣菟罗造像系统外,或间有犍陀罗系统的渗入.如四川绵阳出土钱树桩上的佛像头部似有犍陀罗束发式特征.与彭山、乐山等地出土佛像有一定区别.本表中对器物造型、风格未作分析,拟另文论述.传入中国的早     

再谈“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在“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首先对诸位代表的光临表示由衷的谢意!下面就中日联合研究组的情况以及个人的一些想法向诸会代表作一汇报.“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是由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以及日本龙谷大学共同组成的联合研究组所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研究组主要成员为:日方龙谷大学上山大峻教授、小田义久教授、山田明尔教授、木田知生副教授、人泽崇讲师;中方有北京大学副教授刘俊文、《东南文化》杂志社的贺云翱同志以及我本人.本项目总顾问由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和日本龙谷大学校长信乐峻(?)担任;顾问为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南京艺术学院林树中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北(?)典生教授和谷川道雄教授.调查研究工作是从1990年10月开始的,共进行了五次.日本龙谷大学对此项目十分重视,派遣了三位专治印度史和中国史的专家山田明尔、木田知生、入泽崇先生与中国学者一起考察,并在经费上给予了很大支持.     

简议“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在“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中外文化的重大的碰撞,或者说交流,或可说中外文化会合:第一次是两汉开始的印度佛教哲学、文化艺术对中国的传入;第二次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到东方来,包括中国、日本在内,基督教文化艺术的东渐;第三次可否这样说,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宗教等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传播,一直到现在.这三次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的一些国家产生着影响.现在我们所面对着的课题,是第一次中外文化大接触的一部分,现在的题目也局限在第一次中间的佛教艺术里边的佛教造像系统在南方的传播.这个问题,仅我个人所知,本世纪初,国外的学者,主要是法国的学者,他们已觉察到有些问题.比方说沙畹(E·E·Chavannes,1865—1918)、色伽兰(V·Segaien).色伽兰在1914年曾经参加一个考古队,在四川做过一些考察,著有《中国西部考古记》(1930年冯承钧译),南方的佛教造像,尤其是四川地区,除了在隋唐以后有些是中原龙门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概况及展望

藉90年11月和91年4月的二次来华,走访了中国各地的文物单位,参观了各地与“早期佛教南传系统”有关的文物,并与有关专家进行了交流.预计该课题的研究需三年时间,二次访华是为此而作的预备调查和基本资料的收集工作.访问区域包括上海市、宁波市、临海县、黄岩县、天台县、新昌县、嵊县、上虞县、绍兴市、杭州市     

论早期佛教造像南传东吴首先传入武昌

(一) 在研讨武昌在吴晋时期佛教造像的传播问题时,必须首先看看武昌的历史地望。东汉末年,群雄纷争,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势已经形成,而孙权独据长江中下游这片富饶的土地。武昌在这一地区则处于左控肥庐,右连襄汉,捍御上游,西藩建康的战略要地。 武昌,早在商周时代就称为鄂,西周夷王时,楚熊渠甚得江汉间的民和,乃兴兵伐庸及扬粤至于鄂,立其长子熊康为句亶王,中子熊红为鄂王,少子熊执疵为越章王。至秦汉时,这里称为鄂县。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南阳樊伷为武昌郡从事,诱导诸夷叛吴属蜀,吴王孙权为了控制荆州局势,即遣将平武昌,同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鄂,因县之南有武昌山,欲“以武而昌”,故改名武昌。并移郡治于此,下辖武昌,下雉(今阳新县辖地),浔阳、柴桑(均为今江西九江辖地)、阳新、沙羡(今武汉市武昌)等六县。同年8月,大修武昌     

江浙早期佛寺考——“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

近年来,在中国南方诸省多次出土被认为是后汉到西晋年间制作的带有佛像的文物,对这些文物正在做进一步的考证.这些文物广泛分布在中国的四川、湖北、江西、安徽以及江苏、浙江各省,其出土数量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些文物昭示出这样一种迹像:这些与以前一直认为的佛教的北传系统不同,还存在着一条南传(海路·陆路)系统.龙谷大学则持有以上观点并与中国学者一同着手研究“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本文是现场调查和资料整理过程中的初步成果,不成熟的东西很多,切望各位专家指教.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日学术研讨会”述评

《东南文化》1990年1至3期发表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先生文章,该文以3万多字篇幅,系统地研究了印度和中国佛教造像的起源,他认为,汉晋时期由中印度经长江流域至日本存在一个受秣菟罗造像风格影响而形成的早期佛教造像南方传播系统(简称“南传系统”);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先兴于南,而后盛于北,因该观点与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受西域传入的犍陀罗艺术影响的传统观点相悖,由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91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龙谷大学派员成立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日方称《佛教初传南方之路》)研究班,先后五次到中国南方的浙江、江苏、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获得汉晋佛教造像资料140余处,其中有确切纪年的30余处.     

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

佛教是东方世界最重要、普及面最广的精神信仰.由其衍生的艺术亦是东方世界艺术种类中数量最多、涵盖面最广的.与佛教思想一样.佛     

河北早期佛教造像

一、佛教在河北的流传和发展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约在东汉末年传入河北,此后的河北一直是中国北方佛教活动的重要地区.西晋元康元年(291年),《放光般若经》在河南陈留仓垣水南寺译出后,中山遣人到仓垣写经带回,中山王和众僧出城40里前去迎经,说明这一时期佛教己受到河北统治者的相当重视,并在民间流传开来.后赵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后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君主石勒、石虎均极力推崇佛教,河北成为后赵佛教发展的中心地区.南北朝时战乱频繁,佛教成为人民逃避战争、追求和平的精神寄托,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发展.北魏时有寺院3万所,僧尼200多万.河北佛寺林立,僧侣云集,信徒众多,不仅吸引了许多僧侣前来求道,而且当太武帝灭佛时,这里还成为外地僧侣的避难之地.东魏迁都邺城,洛阳诸寺的僧尼也随同迁邺.北齐仍都邺城,其时仅邺城就有大寺4000所,僧尼近8万人.文宣帝曾请高僧法常入内廷讲《涅磐》,     

略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本文论及的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包括迄今发现的四川东汉晚期、蜀汉时期的佛教造像.近年来,四川地区在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一批早期佛教造像资料,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人们对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如乐山麻浩崖墓佛像,绵阳摇钱树佛像)认识不太一致;关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来源,也颇多争议;至于它的特点,尚无人涉及.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拟从四川早期佛教像的年代、特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关系和来源诸方面,略抒己见,作为引玉之砖,祈请方家匡正.     

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续)

就三国、西晋造像之分布,实际上已勾划出一条以长江流域为主线,由西向东的流势图.以上就这些造像从风格上分析,与秣菟罗系统东传是紧密相关的,然而.秣式造像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进入长江流域的呢?本节拟从东传之“道”上作一探讨,任继愈先生在其《中国佛教史》中.曾联系四川出土的佛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四川的佛教是从什么途径输入的呢?……我们认为更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因其注重佛教史的论述,不可能在交通方面进行认真考证.四川与印度的交通史料远可溯及西汉:张骞出使大月氏,得知四川所出蜀布邛竹杖可经印度运往大夏,于是建议汉武帝开辟这条中印通道.此后汉武帝屡次发兵.然每每受阻于昆明而未能疏达.时至东汉.中印缅道(即经缅甸入印)得     

早期佛教造像的南式风尚

早期佛教造像的南式风尚窦修林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ｔａｔｕｅｓｈａｖｅａｌｒｅａｄｙｈａｄｔｈｅｉｒｐｒｅｓｅ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ｕｓｔｏｍ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ｃｅＭｕ...     

佛教造像

正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2世纪间的印度北部犍陀罗地区,是糅合古印度原始佛教艺术与希腊雕刻艺术于一体的一种造型艺术,即所谓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原佛教造像出现于东汉晚期(约公元700年),东汉、三国、两晋时期的佛教造像比例失调,还没有形成单独的体系,显示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原始性的一面。十六国时期,佛教艺术进入初创阶段,佛教造像的创造尚处在模仿吸收外来佛教艺术阶段,这     

“吉贝”、“劫贝”的北浸与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的历史渊源和传播路线

“吉贝”,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古代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特有的一种木棉织品的称呼,最早见于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禹贡》载:“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织贝”,一开始被西汉的孔安国注曰,“织,细苎;贝,水(?)”。望文生义地认为是用细苎织成的布和做装饰用的贝壳两种物品,东汉郑玄即已辨其妄:“贝,锦名。诗云:萋兮斐兮成是贝锦。”此后,“吉贝”便一直被人们用于指称木棉织品或木棉树,如元王祯《农书》卷十:“木棉一名吉贝”,清胡谓《禹贡·锥指》卷六:“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谓之吉贝,海南之夷人以卉服来贡,而织贝之精者,则入篚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禹贡》中言辞简略,其言“岛     

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南传佛教——以景谷县大寨村南传佛教“赕坦”为例

今天的中国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面临着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也不例外。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当地的宗教文化和人们的观念意识上。本文以在景谷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阐释和分析景谷傣族地区南传佛教传统文化的现代适应问题。关注景谷南传佛教文化在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对我们了解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变迁和有导向性疏导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造像碑

古人借助类同碑揭形式的石质材料雕刻佛像,创造出适用于地面寺院的佛教造型艺术造像碑。在印度次大陆,中国中原北方与南方,以及朝鲜半岛均有造像碑遗存,印度次大陆造像碑产生与建筑造像构件有密切关系,中国造像碑自有渊源,朝鲜半岛则继承了中国模式。中国造像碑拥有众多个体、丰富内涵和鲜明地域特征,是世界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造像碑的产生与供养中国中原北方与南方广大地区,东汉、三国时期已出现了地面寺院,至迟东晋、十六国时期石窟寺院也发展起来。泥塑、壁画是最初地面寺院的主要艺术形式,石窟艺术在中原北方地区兴起…     

佛教造像艺术中的基因传承

正鹊桥仙·樱花风掣经幡,晚钟素响,与谁共醉潇江?徨徨半生一叶渡,问冷暖,不忆冯唐。孤帆半面,春笛一曲,又是樱花北望。珞珈不愁痴心人,何必数,花落几双?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古代印度大陆。佛教诞生之初本无佛像,佛教徒的修行更多的是依循前辈的口授心传。当时的佛教领袖严格遵循释尊离世前的教诲:不塑像,     

评李正晓《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

早期佛像是我国古代中印交流史研究的重要环节。首先,在我国发现早期佛像的大部分地区缺乏佛教传播的记载,早期佛像作为第一手考古资料,填补了这些地区佛教艺术传播的空白。东汉佛像是我国最早的佛像,它有助于解决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起源的问题,因此,早期佛像研究将改写中国佛教史的第一章。其次,学术界对印度佛像起源时间一直存在争议,早期佛像中最早有确切纪年的佛像非常接近印度佛像的起始时间,因此,这项研究将有助于解决印度佛像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