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羡归公的制度化进程

耗羡归公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但其始并不是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来贯彻实施的。本文探讨其在雍正与乾隆时期制度化的进程,指出了在乾隆十三年制度化基本完成的事实。最后本文从宋以后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日益加强的趋势说明耗羡归公制度化进程的必然性。     

清代耗羡归公起始考

耗羡归公是清代财政经济史乃至清史的一件大事。论者多谓其始于山西,对旧有之雍正二年及五年等说法,学者已有辩正,指明山西于雍正元年已行耗羡归公。山西究竟于雍正元年何时实施耗羡归公,因当时山西巡抚诺岷奏请原折未见于已公布之汉文奏折而众说不一。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在奏折中提到：“谨奏为奏明雍正元年耗羡银两事,伏查晋省州县征收钱粮火耗,每正项一两竟加三四钱。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抚臣诺岷到任后,仰体皇上轸念民瘼至意,酌议裁减,只以加二为率,通省耗银约计五十万两。经抚臣奏明,除应给各官养廉并通省公费等项需银三十万两…     

闽台财政改革与各方权力纠葛——雍正朝台湾县知县周钟瑄案解析

雍正三年,台湾县知县周钟瑄被控贪污,由于牵涉到闽台财政改革的大背景,此案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高度关注,并演变为震动闽台官场的一桩大案,涉案人等都被卷入了皇权与地方官员博弈的大漩涡。案件的审理过程,伴随着闽台财政改革的全过程,从清查仓谷亏空,到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化的最终完成。透过考察周钟瑄案,闽台地区财政改革的过程得以完整呈现。在皇权的强势施压下,闽省官员提出的耗羡归公方案显得仓促而草率。     

闽台财政改革与各方权力纠葛--雍正朝台湾县知县周钟蠧案解析

雍正三年,台湾县知县周钟蠧被控贪污,由于牵涉到闽台财政改革的大背景,此案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高度关注,并演变为震动闽台官场的一桩大案,涉案人等都被卷入了皇权与地方官员博弈的大漩涡。案件的审理过程,伴随着闽台财政改革的全过程,从清查仓谷亏空,到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化的最终完成。透过考察周钟蠧案,闽台地区财政改革的过程得以完整呈现。在皇权的强势施压下,闽省官员提出的耗羡归公方案显得仓促而草率。     

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的田赋蠲免

清康乾年间,漕粮与耗羡蠲免以及蠲免政策、制度更趋完善。当时虽有"漕粮例不蠲缓"之说,但漕粮的蠲免有因灾蠲免、逋欠蠲免、缓征、普免等几种类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例。"耗羡归公"以后,耗羡的蠲免也被提上日程。至于蠲免佃户之租,康熙年间的有关蠲免规定主要是针对"灾蠲"而言,乾隆即位以后的有关蠲免规定主要是针对"恩蠲"而言,因蠲免事例不同,导致了蠲免佃户之租的差异。同时,在康乾时期,蠲免分数的变动、勘灾的规定及违例处分、报灾期限的规定及违例处分、蠲免钱粮与由单刊发的结合等问题同样值得注意。     

近代华北的摊派（1840—1937）

近代华北的摊派（１８４０—１９３７）郑起东摊派自古有之,但其形成制度,则在清雍正以后。摊丁入亩时,把作为摇役的丁银摊入了田赋,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又定耗羡归公之例,耗羡成为正供,地方官不敢擅自动用,地方兴工有事,则或向士绅劝捐,或向百姓摊派,于是...     

耗羡归公政策究竟是如何出台的

雍正帝即位后 ,颁布了严禁督抚收受节礼、禁止部费、禁止捐扣俸工等上谕 ,这实际上否定了存在于康熙中后期的以火耗为主的陋规分配体制。另一方面 ,严峻的亏空又亟待解决。雍正君臣通过奏折来往 ,经过一年多的探讨 ,既弥补无着亏空 ,又提供地方公费与官员养廉的耗羡归公政策最终出台。     

对雍正帝改革的评论的再评论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1722—1735年),进行了多方面的社会改革。他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将千百年来人们直接交纳的人头税改从土地税中征收,使贫穷人民不再有人口税的义务;他制定“耗羡归公”政策,把明朝以来的官吏私征火耗,制约在一定程度以内,以减轻税民负担,他推行“改土归流”方针,克服西南地区元明以来土司制带来的政令不一的弊病;他实施开豁贱民的政策,使沉沦数百年的贱民不再遭受不应有的歧视     

养廉银无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然其成效是短暂的。改革并没有改变低税收的国家财政,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廉银制度中公私界限的模糊,使制度自建立伊始便充当着"地方财政的储备银两"的角色。从乾隆朝摊捐养廉银之风兴起,到嘉庆初公私三七分割,再到以情急为借口的肆意摊捐,已掏空自督抚到州县各级官员的腰包。而由摊捐养廉银带来的官员低俸甚或无俸的政治风险,又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和国家钱粮的不断流失。嘉道年间各类名目的加赋、陋规重现于各省,然嘉、道两朝都已无法再复制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养廉银无以养廉,是官僚体制内部改革无法解决的难题。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田赋正项始终是清代中央政府的首要财源,田赋盈余则构成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收入。同时,它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该书讨论的田赋,既包括地丁银为主体的地丁钱粮,也包括漕粮,属于广义的概念。该书考察的时段是“后耗羡归公”时代,即雍乾之际至清末,大致在1730—1911年。     

从火耗到“耗羡归公”

火耗,必然是伴随着白银的使用而产生的,明末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已经成为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到清朝后,清朝统治者看到了万历三大征对国家的危害,在顺治元年即下令"官吏征收钱粮私加火耗者,以赃论"。"禁天下毋得正赋外再加火耗"。耗羡归公,是对明朝和清朝前期随意加征火耗银进行的一种以制度进行规范的修正,它使火耗银的征收有了一定的标准,杜绝了地方官员的随意征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咸丰七年,胡林翼在湖北推行漕务改革,将漕粮一律改折征收,以漕折银解部。这改变了漕粮征收本色之定制,调整了不合时宜的收支结构。咸同年间,各省纷纷效仿湖北,重订钱漕章程,此为"第二次耗羡归公"。同治末年起,湖北在漕粮折征基础上,每岁由招商局采买海运米三万石。甲午战后,漕折银转用于外债、赔款之急需。19世纪后半期的漕运制度之剧变,反映出漕务运作中核定成本、依赖市场的程度大为加深,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取代。     

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

清代直省官员没有专项办公费用,导致陋规盛行,雍正朝已通过耗羡归公及定额发放养廉银试图补救。但咸同后官场应酬及公务需索无度,陋规津贴名目繁多,吏治腐败与财政混乱相伴而行。光宣之交,在官制改革与清理财政促动下,统一公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公费"概念认识的模糊,直接造成制度立意的偏差,为官吏化公为私提供了可乘之机。虽迄清亡直省公费标准仍决而滞行,但其所开启的行政经费用途公私不分的恶例,以及官制改革、财政与吏治相互制约影响的教训非常深刻。     

清代福建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的演变--《福建省例》研究

清初承袭明后期的“一条鞭法” ,对地方财政实行分级分类定额包干体制 ,同时大幅度删减地方财政预算 ,使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趋于萎缩。清中叶推行的“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 ,原是为了弥补各级政府办公经费之不足 ,但由于此后盛行“就廉摊捐” ,使之名存实亡 ;另一方面 ,由于清后期对地方存留经费实行全省统一结算制度 ,使基层政府失去了财政自主权。晚清地方财政主要依赖于捐纳与厘金 ,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某些职能 ,但同时也促进了绅商一体化 ,推动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试论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

建国初期的侨批业是经营寄递海外华侨汇款及书信并收寄侨眷回执的私营行业。建国后随着解放军在华南地区军事上的顺利推进,包括侨批业管理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在广东得以迅速制定和推行。在“便利侨汇”、“外汇归公,利益归私”原则的指导下,各项侨批业管理政策试图努力扭转侨批业长期奉行的经营服务方针,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但由于管理政策自身作用有限以及社会经济实力恢复尚需时日,从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广东侨批业管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闽台经济发展动能测算比较

福建作为我国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经济发展备受瞩目。闽台隔海相望,在气候、地形等自然背景和经济、文化等人文背景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使得台湾工业化过程的发展政策和经验能够为福建当前和未来的产业结构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类比物体动能,对不同工业化时期的闽台经济、三次产业和制造业发展动能进行测算比较,并结合闽台不同时期的政策进行分析,得出结论:(1)福建经济发展动能起点高、增长快。(2)目前福建第二产业明显领先第三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速度快。(3)闽台在经济发展重点的变化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且当前重点行业具有一定互补性。福建可利用闽台区域条件互补优势,借鉴台湾发展政策,制定工业化中后期产业发展政策。     

论清代陕西社仓的区域性特征

清代陕西社仓仓谷最主要的来源是用部分耗羡银采买,因此其设立之初规模就比较大,分布也非常广,但由于地理等因素的限制,分布并不均衡,而且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地区的社仓发展、衰落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六种明末清初福建地方抄本文献叙录

明末清初,南明唐王即位福州,建元隆武;清军入闽,以郑成功为主的福建各地抗清斗争此起彼伏;清廷全面厉行海禁与迁界政策,福建沿海居民背井离乡,无处求生;耿精忠在福建叛清,福建再次陷入战乱.     

福建近现代“闽茶复兴”政策与茶业职业教育

民国福建茶业职业教育的兴起,与晚清闽茶由盛转衰、社会各界呼吁政府尽快推行"闽茶复兴"政策有密切关系。民国24年(1935年),福建国民政府鉴于闽茶危机加深,认为培养茶业职业人才和改良茶叶生产是"闽茶复兴"的基础,遂决定创办福安初级农业学校茶业科和福安茶叶改良场。兴办茶业职业教育学校和设立改良茶叶场是福建国民政府实施"闽茶复兴"的重要政策之一,亦是近现代福建茶业职业教育的开端。     

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的调整及影响（1950—1953年）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等文献,对1950—1953年反禁运斗争、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期间的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旨在探讨社会运动对侨务政策的内在影响以及国有化方针在侨批业中的深化过程。随着全国反禁运斗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的先后进行,国家在打击华南外汇黑市、划分兼营土地的侨批业经营者阶级成分和改善侨批业劳资不公基础上,逐步强化了对广东侨批业的管制,初步达到侨汇归公、严禁黑市的管理目的。尽管在各类运动中一些过激举措和工作偏差对侨批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在国有化方针和争取侨汇政策影响下,侨批业管理政策在不断调整,改进、补救和纠正运动中的各类问题并维护了侨汇稳定。在此过程中,广东侨批业的国有化力度显著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