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力量与地方政治生态”中青年学术论坛报道

<正>2016年10月14—16日,"宋代社会力量与地方政治生态"中青年学术论坛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召开。本次论坛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中青年专家学者围绕"宋代社会力量与地方政治生态"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地方政治与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宋史研究新兴的一个学术增长点,对深入探讨宋     

元代推官考论

由中唐到宋、金,推官渐由藩镇幕职变为国家正式设立的地方官员。元初推官曾一度废除,后由于司法运作的需要,广泛设立于路及散府。元政府在选任推官时将其法律知识与刑狱经验作为首要标准,但始终未能建立起类似于宋代的专门选任机制,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监察官员举荐后,推官的选任最终"混于常流"。作为路、府唯一专任司法官员,推官负责其所有刑名案件的审覆及其它相关刑狱事务,但所谓"独专刑名"更多是"专责"而非"专权",推官掌刑一定意义上是圆署制的补充。     

清代四川客长制研究

随着清初大量外省移民进入四川,客长这一具有移民社会特质的地方基层管理人员便在四川城乡各地出现。通过对客长的任免程序、功能及其与保甲制关系的考察发现,在面对移民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非常态"社会中,清地方政府从具体的实际出发,将民间自发的管理方式纳入官方既有的管理体制之中,既强化了对地方的监管,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的稳定。     

谈宋代神童举

宋代在贡举中设置神童举(又叫童子举),经考试得官或赐出身者,称神童。这一科制的设立,为宋代士子提供了一条入仕的捷径。于是人们“苦其子弟”,“次教之五经”,争作神童之风大兴,它对宋朝一代的教育,尤其小学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神童举是宋代贡举中非常选科之一。它规定;凡十五岁以下儿童(唐朝规定,凡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十通者予官,通七者与出身),能通经     

《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问题研究》评介

正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以冗兵、冗官、冗费而著称的王朝,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被消耗于政府治理成效之外,官员冗滥、机构设置叠床架屋,运行效率低下,在中国古代官僚社会中极为典型。这也激发了学者研究宋代政府相关制度的兴趣。近年来学者利用交叉学科理论研究历史问题逐渐成为热点,宋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也为更深层次研究宋代地方政府各项制度提供了可能。河北大学王晓龙教授《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就是利用     

20世纪50年代安徽水灾中医疗救助活动述论——以1954年淮河水灾为例

20世纪50年代安徽淮河地区遭遇严重水灾,各级各地政府紧急组织救灾活动,并对灾后的农村进行医疗救助。本文以安徽省卫生厅档案资料为依据,梳理、阐述1954年安徽淮河水灾后各级各地政府的医疗救灾措施,揭示医疗救灾活动在社会救灾中的作用,探究其取得成效的原因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论宋修《成都志》

宋代方志学十分兴盛,四川地方官6次修纂《成都志》即一显例.这6部志书前后相续,间隔时间短,较完整地记载了四川的历史、方物,其在方志学史等方面的价值和影响相当可观.宋代产生6部《成都志》与巴蜀史学的兴盛、宋代的文治政策及四川在宋朝的战略地位有着极大的关系.     

北京政府整顿各省官银钱号问题研究(1912-1916)

北京政府着力整顿各省官银钱号,其措施主要为限制与取缔其纸币发行权,设立监理官,将官银钱号改组为省银行,中央设平市官钱局,移交经理金库业务等。对官银钱号的整顿,反映了北京政府统一币制与财政的决心,也侧面反映了北京政府强化中央金融体制、推进金融制度现代化的决心,显示其统治力向全国各地的推进过程,一些政策影响深远。但是随着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造成政局动荡,一些措施无法持续深入,加之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导致了对各省官银钱号的整顿始兴终败。     

宋代审计三论

宋代发明并使用了审计一词,但在审计实践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则是与审计密切相关的审磨、磨勘、点检等词语,这说明宋代对审计的界定既较为科学,又不够彻底。宋代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较为专门而具体的审计机构。这是审计发展的重要标志。但缺乏真正独立的审计机构及其体系。宋代通过不断的审计实践和立法,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审计的反应、制约、奖惩机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审汁机构的正常运行,但其作用在不同的时期又是有所区别的。     

试论清末商会的设立与官商关系

20世纪初,在全国各地出现了由官方倡导和支持的资产阶级组织——商会。它初以官商之间的纽带出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活动的场所,并逐步演变为清政府的对立物,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商会的倡设及政府的动机甲午战后,由于维新思潮的兴起,各地学会纷纷成立。当时虽并不乏设立商会的鼓     

近年来宋代社会救助研究概述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救助发展创新的重要阶段。官办救助机构实现了多样化、制度化、规范化。民间救助意识增强,在城市、乡村、社区和地方,参与主体广泛,活动形式多样。回顾宋代社会救助发展研究成果,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有着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     

论明代镇守内官的设置、地位与作用

镇守内官是明代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代"双轨制"中内官体制在地方的集中体现。镇守内官设置范围的普遍性表明其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加以推广,公署及其附属人员表明镇守内官体制的日益稳定及其权势的扩张,敕书、关防、旗牌是明代官员行使权力的必备之物。明代镇守内官不再仅是皇帝的家奴、亲信,而是逐渐成为参与地方管理的公职人员。明代镇守内官体制在各地的运转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浅析宋代榷茶制度与官府垄断下的茶市贸易

榷茶制度是在官府的垄断下一种茶叶专卖制度,榷茶制度始于唐代,兴于宋代,衰于清代。宋代官府围绕榷茶不断地变革,总体上是关于贴射法和交引法两种制度的不断交替完善,显示了官府人员在茶税制度与政府利益上的智慧。宋政府通过官办榷场隔断商人和园户的联系,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宋朝政府不仅依靠榷茶制度获得是高额的税收,并且还通过垄断茶叶贸易,在商人与园户之间斡旋,获得巨大的差额利润。但是园户在榷茶制度下遭受到了严重的劳动与经济剥削,于是园户与政府和巨贾豪绅的矛盾逐渐激化,导致宋代社会中反官榷制度的斗争。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监狱建设及经费问题研究

晚清以降日益形成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立趋势,一直延续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并对南京国民政府治下诸多改良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国民政府的监狱建设、改良等活动就是一例。国民政府虽将监狱的建设与改良权限统归中央,但在国家财政未能真正统一、地方财政亦非真正独立的环境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均不愿为此提供经费保证,导致此项改良活动难以按照原初计划顺利施行。当国民政府最终责令地方承担建设、改良经费后,各地政府却又借词财政空虚、司法权限统归中央,要求中央层承担经费,并消极对待这一改良活动,终进一步恶化了司法环境,使监狱、法院等部门更为腐败,狱政改良成果黯然。国民政府监狱建设及经费问题固然体现了国民政府统治能力的欠缺,但更体现了近代社会转型期间司法制度改良的艰难,其中尤其是财政税收等经济因素对司法、行政的深刻影响。     

黑龙江银元票考略

黑龙江银元票考略钱丰银元票是一种代行银元流通并可在发行处兑换银元或其他能折合银元的货币的票券,亦称银元兑换券。清末民国初年,中国近代银行业逐渐兴起,各地金融机构大多纷纷发行银元票。黑龙江地方发行的银元票主要有黑龙江官银号三省通用小银元票、黑龙江广信公司小银元票、黑龙江官银号江省通用银元票、黑龙江官银号三省通用大银元票四种。一、黑龙江官银号的成立与黑龙江三省通用小银元票的发行１９０７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提出：“若为三省币政计,则非设一大银行,固无以廓除积染,抵拒外强”。主张“改奉天官银号为东三省官银号,在江省及吉之哈尔滨等处设分号,行使通用银元票,凡储蓄汇兑之属三省一致,以通交易。”①黑龙江广信公司自开设以后发行了钱帖１３００万余吊,由于黑龙江市间习惯使用银元,钱帖又不能出省通行,地方现银缺乏,地方财政的每月俸饷等有相当款项苦于没有现银支付。所以,各地政府对徐世昌的“行使三省通用银元票”主张十分赞成,但在“统一成立一个大官银号”问题上则坚持“各省各办”。在这种情况下黑龙江组建又一家官办地方金融机构──黑龙江官银号（原有一家即为黑龙江广信公司）的请求,得到了东三省当局的批准,这实际上是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默许了黑龙     

国家需求、治理逻辑与绩效——归难侨安置制度与华侨农场政策研究

论文梳理了中国政府在设立归难侨的安置制度以及制定相应的华侨农场政策中的治理逻辑及其治理绩效。研究发现,政府对华侨农场及归难侨的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设立之初强调"政治任务",到体制改革后注重"经济发展",再到后来对"社会和谐"的重视。华侨农场的设立具有安置归难侨、改善其生活的政治属性。但是,政府对华侨农场以及归难侨长期的特殊照顾导致了国家沉重的经济负担。出于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归难侨生活的目标,政府对华侨农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政策给华侨农场及其社区内的归难侨群体的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冲击,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着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张力的两难。国家的这种二元需求与社会结构、中央—地方关系等因素互动,共同影响了归难侨安置制度与华侨农场治理政策的变革轨迹以及治理绩效。     

浅析宋代榷茶制度与官府垄断下的茶市贸易

榷茶制度是在官府的垄断下一种茶叶专卖制度,榷茶制度始于唐代,兴于宋代,衰于清代.宋代官府围绕榷茶不断地变革,总体上是关于贴射法和交引法两种制度的不断交替完善,显示了官府人员在茶税制度与政府利益上的智慧.宋政府通过官办榷场隔断商人和园户的联系,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宋朝政府不仅依靠榷茶制度获得是高额的税收,并且还通过垄断茶叶贸易,在商人与园户之间斡旋,获得巨大的差额利润.但是园户在榷茶制度下遭受到了严重的劳动与经济剥削,于是园户与政府和巨贾豪绅的矛盾逐渐激化,导致宋代社会中反官榷制度的斗争.     

“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军事卫所与基层社会——明代徐州卫的设置及其影响》

明代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卫所。在当时的徐州地区有两卫,徐州卫是其中之一。徐州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是徐州卫设置的主要原因。徐州卫的设置对明代徐州地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从维护地方治安、保障漕运、屯田、救灾这四个方面对这种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宋代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出任地方亲民官,并设置巡检、土兵、县尉、弓手等基层武力,将有财力的百姓纳入吏职,使县成为宋廷深入基层社会的基点。徽宗时期,宋廷无力维护地方治安,使地方菁英、豪右与胥吏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南宋时由于长期和战等因素,使县政推动更需倚赖地方势力的协助。地方豪强与菁英—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形成南宋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共同合作互相依存。宋代士人的角色更为重要,是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