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广西乡村墟市与乡村巡邮述略

民国时期,因抗战的需要,广西交通得以发展,集墟日渐兴盛,广西利用墟市带动乡村邮务,在墟场设邮政服务机构,成立墟期流动巡回邮政,设立统一乡村邮务管理机构,不断改进墟市巡回邮政服务,由此推动了广西乡村经济和邮政的发展。     

市井佛山的历史长卷

佛山最早的市场成形于宋代，当时佛山还是一个环水的小镇．市场也就是由棚下的艇头聚集而成。手工业与运输业的发达，使得佛山旱在唐代就已经有了规范的商业，有了市井的极细化，明代始有三墟六市，清代墟市更多，界限也更分明。“市”规模较小，佛山人更偏好“墟”——分类明确．规模庞大．四乡货物云集，人声鼎沸。普君墟多卖瓜菜鲜肉，大墟专门...     

唐宋以降岭南妇女参与墟市买卖研究

妇女在传统社会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理环境中不尽一致。岭南妇女至少从汉代就已参与墟市买卖。唐宋时期,岭南妇女趁墟贸易相当普遍,至明清时期已属常态。岭南妇女肩挑负贩于家庭与墟市之间,以家中余物换取生产生活必需品,形成了该区域独特的"贩妇"模式,这一现象与儒家倡导女性居家"女织"模式明显不同,凸显了岭南社会性别分工的独特性。妇女负贩趁墟凸显了岭南墟市的女性化倾向,也是对儒家推行"女主内"模式的反叛。但岭南妇女趁墟买卖主要是为了生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行商坐贾。     

雷州半岛阴阳墟形成原因探析

广东省有两处名曰"阴阳墟"的墟市,一在广东省曲江县白沙镇大村;一在雷州半岛雷州市杨家镇西汀村。雷州半岛阴阳墟的形成原因是多样的,其形成既与当地民众的妈祖信仰有关,也与当地生产生活、物产资源、地理环境有关。     

赶墟

泰宁的墟市在金溪,去墟市当地人称赶墟。溪上有一座水南桥,平时过往车辆并不多,每到赶墟日就变成临时通道,实际上从桥头开始就算走进了墟市长廊。     

神圣空间的想象与建构:“昆仑”多重空间形态及其象征意涵

"昆仑"是古代重要的地理与文化空间符号,与女神西王母也有密切的连结。"昆仑"一词多见于上中古传世文献中,《山海经》中有单词名之为"昆仑"者,亦有复合词名之为"昆仑之丘""昆仑墟"及"昆仑之墟"者。昆仑在《山海经》中以"丘""墟""山"的多种空间形式,发展到纬书地理"柱"的形态,"地之中"的强化以及"山"地理空间形态的确立。"昆仑"在汉魏之后,不断层累迭加,以"山"的地理形貌,取代了《山海经》中的"丘"或"墟"的地理特征,成为"昆仑"最具代表性的地理空间样态。历来学界对于昆仑大都偏重在其真实地理与神话地理之研究,但昆仑既是一个静态的自然地理,又是一个动态的文化空间,不断被增衍创造,其空间形式在建构发展的过程中,亦具有或"山"或"丘"或"墟"的多元地理空间形式,此一地理空间及其象征转化之探讨,对于昆仑神话发展的掌握,以及神话地理所隐藏的人文精神之发掘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以《山海经》为主,回归先秦两汉传世文献,在文本语境中重新探讨"昆仑"一词之意涵及其空间形态性质,以及这些空间的神圣性建构及其文化象征意涵。     

江门市博物馆藏公益埠文物浅析

<正>公益埠位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县大江镇北部、潭江中部,是台山现存规模较大的清末侨墟。侨墟泛指19世纪后半叶产生于侨乡中具有中西文化特征的商埠墟市。公益埠于1905年由台山籍旅美华侨伍于政等人倡建,1908年8月15日正式建成^[1],占地面积0.33平方千米^[2]。公益埠建好后,拥有1016间铺地^[3],由于水陆交通畅旺,治安良好,工商业发达,文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1912年,已从原来只有两户农民的荒地发展成为台山七大墟市之一^[4];1917年,公益埠拥有商民共八千余人^[5]。如此迅猛的发展速度在台山甚至在珠三角也实属罕见。广东省江门市博物馆珍藏了数件公益埠的文物史料,这些物品对解读公益埠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选取部分阐释其历史文化内涵。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交通建设与分布

民国时期是西北地区交通近代化的重要阶段,对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依据相关文献资料,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论述了民国时期西北交通事业发展的历程及其空间分布规律与特点。     

欠发达省区经济中心实证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论文选择甘肃省86个县(市、区)的18项指标,应用SPSS统计软件和主成份分析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县域经济差异与经济中心有较好的空间耦合性。经济中心形成主要受工业化推进、资源开发、投资牵引的影响。但经济中心体系规模结构断裂明显,难以形成有效的分工协作关系;职能结构不合理;地理形铸作用强烈,团块-轴向分布态势明显;城市空间分布与主导产业分布格局一致。因此构建"一心一轴五大城市经济区",通过强化核心,培育重点,以线串点,以点促面,形成等级分明、分工合理、协调发展的空间网络结构,带动全省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清至民国陇东森林分布的变迁及林业发展概况

本文主要利用地方志文献 ,力图恢复清代至民国时期陇东地区森林分布和覆盖状况 ,反映这一时期该地区森林分布面积和分布空间的变化 ,并探求森林覆盖变化的内在原因。在这一时期内 ,陇东地区森林分布面积和空间均呈缩减的态势 ,天然森林进一步遭到破坏。清政府和民国政府虽然意识到森林破坏的严重性 ,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 ,如实行对森林开采的不同程度的封禁、制定法令制度来保护以及进行规模不等的植树造林活动等。但收效甚微 ,人工次生林没有发展起来 ,天然森林也继续不断减少     

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分布——基于空间效应的研究

城市人口集聚分布以及城市带的形成是一个空间现象,空间力量对其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与趋势面分析相结合方法,以617个县级以上城市1998年和2011年的城镇人口和经纬度坐标数据来研究中国城市人口空间集聚分布与趋势。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人口分布与其周围相邻城市的人口分布关系密切,并且其6阶空间自相关效应是最强的;同时地理位置对中国城市人口体系的空间分布和纵向形态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位置相关的共同作用下,城市人口规模聚集区已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     

粤东石窟河道的商贸、庙宇与地方社会——蕉岭县新铺镇的初步考察

石窟河流域是岭东商贸与移民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围绕着水上运输而兴起的墟市经济、商业贸易、庙宇建设、神明崇拜以及移民活动,对当地地方传统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石窟河上的航运与商贸活动促使社区宗族、神明信仰等权力化网络的建设,导致地方传统社会的整合与形成。本试以蕉岭     

福建的墟期

在我国广大农村,有数天一次的集市贸易,人们把这一天上集买卖叫赶集,赶街、上圩等。而福建省则叫“赶墟”、“趁墟”。有人则满,无人则虚,“墟”是为“虚”之误矣。这种乡村市集起源很早,唐代柳宗元即已有“绿荷包饭趁墟人”之诗句。日本学者加藤繁,对此曾作过历史的考察。(见吴杰译本《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以来墟市已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聚落散处,乃各择适中之地,以为有无贸易之场,故有墟。耕贩兼营,乃共悬确定之期,以为贸迁往来之约,故有日。”但是,福建省的墟期是如何编排的?它有何特色?各地有何差别?它是否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些问题,在农村集市贸易日益发展的今天,颇值得我们作一探讨。     

近五百年来淮河中游地区蝗灾初探

本文以淮河流域中游皖北地区近20个州县为对象,对明至民国时期计500余年的蝗灾发生次数、时空分布、原因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流域中游地区最近500年来的蝗灾无论是在时间序列上,还是在空间地域的分布上,都有显著的不均衡特征,没有所谓的周期性或韵律性现象。首先在时序上,存在几个蝗灾相对多发期和少发期相间的情况。其次在空间方面,大规模的蝗灾较为稀少,而以局部地区规模的灾害为多;中游下段地区的蝗灾次数多于其上段地区的灾次。该地区蝗灾的发生,与黄河长期夺淮造成的水文变迁、水旱灾害叠发等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规模、方式等社会经济的负向变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唐长安商业空间形态分析

通过对长安城市外商业点空间分布、存在时间和经营业种的分析,重新认识长安城商业空间发展演变的特点。早期都城的商业空间形态呈封闭对称的双核心结构,中唐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商业点突破市坊限制,在朱雀街东以皇城景风门外诸坊和以东市为核心的部分坊里内相对集中分布,形成了以东市为核心的商业区,在朱雀街西则分布较少,在外城城关处仅有零星商业点的分布,没有形成综合性的商业功能空间。所以唐代中后期长安城商业空间形态表现为“一核、一区型”结构特征。     

明清时期永泰嵩口水文化探析——以厝落、渡口、墟市为考察对象

嵩口位于永泰西南部,处尤溪、仙游、德化、闽清四县的结合部。大樟溪绕城而过与长庆溪汇流,渡口与小洲龟蛇相会,形成了独特的厝落、渡口、墟市的人文景观,蕴含着丰富的水文化,是明清时期闽中地区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历史缩影。     

公共交通与城市人口关系辨析——以民国时期南京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南京公共交通与城市人口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公共交通不仅与城市人口需求相互影响,而且与人口分布紧密关联,同时与人口流动相互促进。由此可见,近代南京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且推进了城市化进程的赓续。     

基于居民出行大数据的我国都市圈识别及其分布格局

都市圈是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前都市圈空间范围界定还存在争议,本文梳理了都市圈的概念和内涵,采用手机信令出行数据识别了全国都市圈的空间分布格局。分析发现,我国大部分都市圈仍处于发育阶段,当出行率阈值为 1% 时全国识别出 27个都市圈。都市圈的分布格局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的都市圈数量多、分布密集,如东部沿海和城市群地区。中心城市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以及圈域出行距离影响了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和圈内联系程度,圈域出行规模与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呈正相关,外围城市向中心城市的出行率与中心城市经济首位度呈正相关,且符合距离衰减规律。     

四川省旅游资源丰裕度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旅游发展中旅游资源丰裕度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带来的旅游资源未能充分发掘和旅游吸引力不足等问题，文章以四川省21个市（州）为研究对象，利用2011—2019年旅游景区与旅游网络关注度数据，通过重心模型和空间错位指数等方法，探究四川省旅游资源丰裕度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四川省旅游资源丰裕度和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序变化特征大致相同，旅游资源丰裕度呈持续增长趋势，而旅游网络关注度在2018—2019年出现下降。（2）四川省旅游资源丰裕度与旅游网络关注度之间存在空间错位，两者重心呈现出西北-东南的地理位置偏移，并形成先远离后靠近的迁移趋势。（3）四川省各市（州）旅游资源丰裕度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由西北到东南大致为“负向错位-正向错位”的分布特征；正向高错位市（州）稳定在成都市和绵阳市，负向高错位市（州）主要稳定在阿坝州、甘孜州和乐山市；空间错位指数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市（州）主要分布在川东北地区。（4）社会环境、旅游发展、资源禀赋和网络发展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吸引力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区域差异，形成了四川省旅游资源丰裕度与旅游网络关注的...     

民国时期经纪业与右江流域民族经济融合

民国时期,经纪业在右江流域获得较快发展。文章从其形成原因人手,分析经纪业对右江流域圩市繁荣的促进,以及对右江流域经济渐与桂东南发达经济区域趋同的推动,并探讨它所带来的先进思想观念,揭示它对右江流域民族经济融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