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之光》伴我们成长

当我与丈夫柯宁还在谈恋爱时,一次聊天中,他提到了1995年春在武汉电视台《科技之光》子栏目"科学家,您好"开播第一期担任小记者的经历。巧合的是,4年之后的1999年,我也担任过"科学家,您好"栏目的小记者。这相似的人生经历拉近了热恋中我们的距离。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的前前后后

我参加革命六十多年,经历了许许多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但其中最不能忘怀的是“十年动乱”中我本人的一段经历,那就是1968年,我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军委、中央文革之命,担任了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并由后来那位“你办事我放心”的领导同志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其过程颇具传奇色彩。王洪文强行调千人周总理当面断“官司”我担任六机部（现船舶工业总公…     

“我信天总会亮”——康生秘书谈“沙韬事件”

沙韬,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康生的秘书。沙韬叔叔与我父亲王涛江是30年代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在60年代轰动中调部的“沙韬事件”（人称“杀头”事件）中,我父亲也曾帮助过他。因此,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1995年我父亲过世之后,沙韬叔叔曾多次来到我家,向我和我的母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历史上所谓的“沙韬事件”。     

在胡开明身边的日子

1979年以前的20年里．我一直在黑龙江工作,从事新闻报道和报纸采编。1979年夏天．我被调入安徽日报社文艺部．担任副刊编辑,同时也作为文化记者．写一些文化消息和文艺通讯。那时,《安徽日报》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后,正处于整顿的阶段。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

1968年我奉命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四人帮”中的两个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后来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这段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

1968年我奉命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四人帮”中的两个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后来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这段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编读往来

尊敬的雷主编： 您好! 我是旅游杂志的一名忠实读者和“我行我摄”栏目的积极投稿者,杂志本着“杂志是编辑的,更是读者的”办刊理念,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喜欢,但杂志尚有很大的改进和发展空间,为此,特来信提出几点不足和建议。     

声音

获得理想的职业、走到高的岗位往往也是从低层做起的。我并不想把“总理”和“农民”这两个岗位做贵贱之分。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在几十年前我就是农民。当年我当农民的经历对我今天担任总理的职务受益匪浅。     

聂荣臻与“两弹一星”

20世纪60年代,我开始在新华社担任负责报道科技方面新闻的记者,在采访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时候,时常听他们讲述在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如何取得“两弹一星”（导弹、原子弹和卫星）的重大成就。1984年国庆节前夕,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陪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去登门看望聂帅。那天同去的还有当时的国家科委负责人宋健等。     

给妈妈的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 您好! 在这儿,我首先向您说一声“谢谢!”。因为是您养育了我。十年来的养育,您又为我付出了多少辛劳,可您一直无怨无悔!     

话说纪登奎

纪登奎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原本在地方担任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但他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党的九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后来长期担任党内领导职务和国务院领导职务,1980年辞去党政领导职务。他的经历很特殊。     

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壤所了解的钱伟长先生

和大家一样,我了解钱伟长先生是从“三钱”开始的。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时,钱老和钱学森、钱三强这三位科学家因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被周总理赞誉为“中国的三钱”,从此成为当时年轻知识分子的楷模。幸运的是,我与钱老有过共事、交往27个春秋的经历。去年7月30日,他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是在南方考察期间突然得知这一噩耗的,     

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叶子龙

1998年中央电视台《世纪回眸》栏目为拍摄一部专题片,当时担任编导的吴海悦找到我,让我担任制片主任,负责外联,采访当年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当中,有叶子龙、张木奇、李银桥等。因为我的父亲杨平曾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过,我和这些老同志都很熟悉,所以我很快就做好了采访安排。首先,我们决定采访当年担任毛泽东主席政治秘书的叶子龙。     

一幅珍贵的题字

我的2008年,是今生难忘的一年。经过层层选拔,我有幸作为2008年北京第29届夏季奥运会火炬手,参加了全球奥运会火炬传递贵阳站的传递活动。同时,作为国家级铁人三项裁判,我通过了北京奥组委的数次选拔培训和考核,以专业志愿者的身份担任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铁人三项比赛的裁判工作。担任奥运火炬手传递奥运圣火、担任奥运裁判参加奥运会,不仅圆了我的奥运梦,同时还让我意外收获了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欧阳自远先生给我的一幅珍贵题字。     

秦大树教授学术访谈

<正>一考古生涯的开启丁雨：丁雨：秦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您是恢复高考后不久上的大学，能否请您先谈谈上大学之前的经历？秦大树：秦大树：我是81级的。当时恢复高考好几年了，入学考试已经比较正常了，所以像我这样岁数偏大考上的同学就不多了。上大学稍晚，是因为我在1976年入伍参军。在当时，当兵相比下乡插队还算是一个较好的去向。“文革”时期，部队通常选择工农兵出身的青年入伍，而在76年底，算上我在内，居然有两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弟入选，这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也是一个新现象。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记抗战中冀南的“四·二九”

冀南军区参谋处长王蕴瑞写的《“四·二九”的前前后后》一文,开头一句话是:“在冀南平原抗日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一九四二年四月廿九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作者的感受,我想是说出了所有在冀南平原经历了“四·二九”日军“铁壁合围”的人们的共同感受。与“四·二九”紧相连接的是日军对太行根据地5月大“扫荡”,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战斗中牺牲。环境一天天困难,冀南领导机关人员再次紧缩。任仲夷担任政治学校校长,他要我去任专职教员,时间大概在4月初。不足200人的政治学校,行军宿营不再与行署在一起,改为我们并不熟悉的新七旅…     

探古求原:彭适凡先生访谈录

<正>刘慧中:彭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南方文物》的专访。在此,首先向您表示祝贺。2015年您作为20世纪杰出的考古学家入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一书,今年又正好适逢您八十华诞,能否请您谈谈您的求学经历,特     

面涅将军——狄青

尊敬的编辑：您好!我是贵刊的忠实读者,阅读《文史》2012第3期开卷有益栏目《破格提拔之后》一文,我觉得这篇文章值得商榷。 我认为该文作者对北宋名将狄青的有关史实了解得不够确切。该文作者写到：＂狄青在征讨侬智高之前,他在军队里的职务只不过是马军副部（应该为“都”）指挥使,相当于副师级,这样的武官军队里一抓一大把。现在他一下予跃到枢密使（军委主席的）位置,掰着指头数一数,那是连升N级呀……”     

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先后三次同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一起系统地回忆60年代的农村“四清”运动。他的回忆,既谈了带领中办30多位同志去陕西长安县蹲点的经历,也谈了对“四清”运动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曾长期担任杨尚昆的秘书,也曾跟随他到长安县蹲点。我把他的这几次谈话整理出来,供研究者参考。     

王元化与新启蒙

1982年3月，我被陈云派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实现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首先通过十二大，清洗“文革”中坏分子，选出新的年轻领导人，当时称为选拔第三梯队。十二大结束后，立即全国换新的省部级班子，我参与其事。1983年初，上海成立新市委时，元化担任宣传部长。元化是黎澍介绍我们相识的，了解他的“胡风分子”经历，在长年逆境中，坚持独立思考，未脱离本行，特别是研究《文心雕龙》。当年我也是不赞成批判胡风的，庐山会议后开除党籍的罪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