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君行记》与契丹字研究——兼谈不能再视《郎君行记》为女真字了

《郎君行记》与契丹字研究——兼谈不能再视《郎君行记》为女真字了●牛达生一、《行记》与乾陵“无字碑”“无字碑”位于唐乾陵朱雀门外右侧,它与“述圣记碑”遥相对峙,皆高６．３米,巍峨状观,成为乾陵一大景观。“无字碑”所以不着一字,据说是依据武则天的遗命如此...     

《郎君行记》碑考

《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碑(简称《郎君行记碑》),位于陕西乾陵陵园内。碑文刻在无字碑阳面正中(实为该碑上题刻),碑文四周以五至十公分宽的线刻蔓草花纹边拦构成一个圭额、长方形身的碑面;碑额阴刻篆书坚行汉文文字,“大金皇     

《郎君行记》碑应是以契丹字书写的

《文物》1982年第3期所刊《乾陵》一文中,提到著名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碑,说是"用女真文写成"。我认为此说不确。经中外学者研究,现已断定《郎君行记》是用契丹文字书写的。对此,《文物》1966年第1期刘凤翥同志已作了说明。1980年出版的金光平、金启孮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一书里也明白指出:"(刘师陆)误     

乾陵《无字碑》

在唐高宗李治和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上,耸立着两通大碑——《述圣纪碑》与《无字碑》。笔者对《无字碑》进行了考察,现叙述于后。《无字碑》(图一)通身取材于一块完整     

关于乾陵无字碑等问题的商榷

陕西乾县西北五华里梁山上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有一座形体高大的无字碑,高7．53、宽1．86、厚1．3米,螭首方座,两侧刻有云龙纹,底座刻狮马纹,线条流畅,雕工精美,是一件及其珍贵的盛唐时期石刻。此碑原来未刻一字,金代以后有人在上面刻了十三段题记,最著名的是金天会十二年(公元1135年),用女真文刻的《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记》。     

金陵两块无字碑

说到无字碑．人们首先会想到立于乾陵的武则天的无字碑,在人们的印象中那当是中国第一块无字碑。可实际上金陵也曾有两块无字碑,其中的一块还早于武则天的年代,只是实物不存,人们对此已经颇为淡然了。     

默读无字碑

默读无字碑彭岚嘉站在乾陵无字碑前，我不知从何读起。想想，还是从历史读起。武则天，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历史长河中掀起的轩然大波，早已随流水般的朝代更替而平息。但她留给后世的话题却是无穷无尽的。这位祖籍山西文水、出生于四川广元的小女子，其父武士...     

辽代记注官初探

辽代因修起居注而设记注官,但《辽史·百官志》南面朝官所列起居舍人、起居郎并不是记注官,所谓的“起居舍人院”也并不存在。辽代的记注官为使职化差遣之职,由牌印郎君、翰林都林牙等兼任。牌印郎君属于皇帝身边近侍,隶属于牌印局,翰林都林牙(总知翰林院事)属于朝官中的文官,可能隶属于大林牙院。辽代记注官皆以契丹文化人充任,这与辽代皇帝为中心的政务运作系统普遍使用契丹语有关。辽代记注官所编《起居注》失之于略,根源在于诸司供报送录制度不健全,以及记注官听闻议政的权力有限。辽代记注官之设,既弘扬相延数代的编修《起居注》传统,也具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     

从瞿佑《月仙古渡》诗并序看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成书

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简称《玩江楼记》,下同),是明人洪在嘉靖年间所刻《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一篇小说。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说“它(指话本《玩江楼记》)的学古朴质直,风格雅近宋人,其中又有不少宋元间习语,如‘上厅行首’、‘打暖’、‘顶老’等等,今暂列入元代。”石昌渝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也称话本《玩     

唐府州试诗题考辨

经清代徐松《登科记考》(赵守俨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8月版,以下简称《记考》)的初步系年及陈尚君先生《〈登科记考〉正补》(《唐代文学研究》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的补充订正,唐省试诗的大致轮廓已比较清晰,但是作为唐代科举考试重要组成部分的府州试之具体情形却因材料缺乏、零散而少有论者.     

修志不可忽视旅行记资料

旅行记资料是文献资料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可忽视。笔者自1984年起查阅地方史志资料的实践,深切感到,在新疆,应该充分地利用各种有关新疆的旅行记或考察记(以下简称为旅行记)。因为由古及今,行记资料不仅异常丰富,无所不包,而且比较系统、真实性强。这是修志工作中所不可忽视的。 一、旅行记的重要性 1、历史的传统。清代学者都十分注意收集行记。清代王锡祺在光绪十七至二十三年(1891—1897)所编《小方壶舆地丛钞》(包括补编、再补编)曾收集了洪亮吉《伊犁日记》,方士淦《东归日记》等十余种。光绪二十年(1894),同康主人编《中外舆地图说集成》一百三十卷,其中卷二十一收录了方观承《从军杂记》,卷二十六有林则徐《荷戈纪程》倭仁《莎车行记》,卷二十七有洪亮吉《天山客话》等。 民国九年(1920),吴兴王文濡编成《新游记汇刊》,卷三十三收录了《新疆风土记》、《伊犁旅行记》,卷四十五单骑《西征日记》,并在序言中称此书“继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而作,力避重复所选为民国及清季之文。”其《新游记汇刊续编》卷二十六收有耐道人《阿尔泰山附近情形》,卷三十七有刘雨沛《西戍途中日记》等篇。     

谜宫开启应待时

从古城西安往西北乘一个半小时车便达乾县。由乾县向北沿着一条新扩的宽阔大路行6公里就到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皇帝武则天与她的丈夫唐高宗李治合葬的陵墓——乾陵。 远远地望去,乾陵是一座横卧的翠岗,近看陵前立有华表、翼马、石狮、朱雀、人象、石碑等。陵前的二块巨大墓碑,一为唐高宗李治生前的功德碑文,内容由武则天撰写;二为有名的武则天无字碑。因武则天临终有旨,她的功过是非留与后代人评说,故碑面光无一字。 乾陵给予人的神奇魅力与无限遐想是其历经千载风雨而未遭发掘     

《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注释

《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是研究龙门奉先寺造像的唯一文字史料(以下简称《像龛记》)。《像龛记》镌刻于龙门大卢舍那佛座北侧,高107厘米,宽65厘米,四周绕以半破之莲花纹(拓本见《文物》1961年4、5合期)。历代金石学家收录《像龛记》者甚多,如朱彝尊的《曝书亭记》、毕沅的《中州金     

汉《韩仁铭》碑考释及历史价值

一、出土经过《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下简称《韩仁铭》)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在金正大五年(公元1228年)出土于《春秋左传》中“京城大叔”之故址——河南荣阳县京襄城村。出土不久,荣阳县令李天翼(字辅之)派人将碑移于县署二门内东侧,并请翰林学士赵秉文、应奉翰林文字李献能作了题记。《韩仁铭》出土之后,“海内翰墨之士,嗜汉魏者益多,碑帖贾捶拓无虚日。”至民国时,邑人宋(亻隽)三、刘彤棻、李增祥、马相皋等人,“恐其久而漫涣,等于没字     

辽“本班郎君”非本部族之郎君考辨

正不同于中原王朝传统选官方式,契丹宗戚子弟通过候补郎君在宫中担任侍从侍卫,换取入仕资格。辽代具有起家资格之郎君除牌印、御盏、祗候郎君外,《辽史·百官志》"北面著帐官"条下同牌印、御盏等局并列,有"本班局",下设"本班郎君"(1)。贵族子弟萧阳阿、耶律仆里笃、耶律适禄、耶律斡特剌、耶律棠古皆补本班郎君入仕(2)。学者推测本班郎君很可能是隶属于诸部落、族帐和院本部的郎君(3),实际并非如此。统和七年(989年)三月"乙     

征购汉刘熊碑记忆

正汉《刘熊碑》全称:酸枣令刘熊碑,是著名的汉碑之一。碑文取隶书,现存拓本已是石碑断为二石后所拓,上块残石存5行,每行12字;下块残石存原碑的下半截23行、每行17个字。对于此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便已有记载,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城的《金石录》等也有著录。南宋洪适的《隶释》又详记了碑文,可知此碑在南宋前尚未断毁,后来不知何时残断为两块,断毁的残石亦下落不明。该石碑流传至今的墨拓本极稀少,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中有双钩摹本,翁亦未曾见过原拓本。     

乾陵博物馆举行“纪念武则天入葬乾陵1300周年学术座谈会”

今年7月2日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入葬乾陵1300周年纪念日(乾陵封陵1300周年),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女皇武则天的历史功绩,加强对乾陵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保护和合理利用,推动乾陵文化研究及各项事业持续发展,使乾陵的文化遗产资源     

唐庆山寺舍利塔碑文校注全译

1985年5月5日,庆山寺上方舍利塔记碑暨金棺银椁等一批唐代佛教珍贵文物,在临潼新丰凤凰原出土。1985年第5期《文博》刊登了临潼县博物馆(赵康民执笔)报告:《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报告中抄录了塔记碑全文(以下简称抄文),未作注译,且多有漏误。1986年第5期《文博》,又刊登了孙浮生先生的《庆山寺碑全文点校试译》(以下简称孙文),虽做了艰苦的点校试译工作,但不能使人十分满意:不少词句未注未译,而是原文照搬,且亦有漏误。笔者在编著《骊山风云录》一书时,涉及庆山寺文物,对舍利塔碑     

珍稀木刻原拓《英雄刘四虎》

一般的木刻或绘图连环画,均是以原稿为本,据此制板、印刷并发行,如解放区的木刻连环画《刘胡兰》《戎冠秀》《铁佛寺》《仇》等,鲜有将原稿(如木刻原拓)直接用于连环画者。     

宋拓颜真卿书东方朔画賛碑

《东方朔画賛碑》,晋夏侯湛撰,唐颜真卿书。原碑四面刻,碑阳碑阴各十五行,左右侧各三行,行三十字。碑文及碑阴记均为大字正书。阳额篆书"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賛碑",阴额隶书"有汉东方先生画賛碑阴之记"。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宋拓一本,装潢成册,计二十五开半。每半开纵30.6、横20.7厘米,三行,行四字。賛文"洁其道而秽其迹"以下四十八字及碑阴记均缺。此本与《文选》互校,"弃世登仙","神友造化",《文选》作"弃俗登仙","神交造化",字异义同。"世"字凡七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