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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对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中的指挥错误作一检讨,兼论皖南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以求正于读者。国民党早就有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阴谋首先必须说明: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而蓄意制造的反共军事行动;在皖南事变爆发之前,国民党当局早就开始筹划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阴谋。当一九四○年反共磨擦从华北移到华中以后,蒋介石“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在那里”。孰料韩德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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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抗日战争烽火正炽。处在“孤岛”上海租界的赵朴初,一次将800名难民送往皖南参加新四军,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赵朴初送难民参加新四军的史实在相关史籍、传记上多有记载,他本人也以韵文形式三度记录了这段史实,均见于《赵朴初韵文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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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重振新四军军威》一文,翔实地记述了1938年底刘少奇南下担任中原局书记,组织和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以及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临危受命,为重建新四军军部、重振新四军军威,高瞻远瞩,不懈奋斗,立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绩。党中央及毛泽东主席对刘少奇的工作予以全力支持和高度评价,调他回延安,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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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把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三年的历史,从当时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和研究,力求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寓评论于客观历史的记述之中。军部在皖南,而新四军的活动不只是在皖南,军部指挥下的各个支队主要是在大江南北敌后地区作战,这是本书的记述范围。本书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坚持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新四军军部如何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不断提高全军的战斗力、促进全军的建设和发展,着重反映军部在皖南三年的特色和优势。强调指出,不能因为项英应对皖南事变有过错而抹煞他在新四军组建和发展中的贡献,更不能因为皖南事变的失败而淡化甚至抹煞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三年的伟大建树和光辉业绩。新四军的历史(军部在皖南是前期,军部在苏北是后期)是一个发展过程。没有前期的工作基础,也就不可能有后期的更加辉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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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周林同志,曾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97年逝世。这篇回忆陈毅元帅的文章,史料珍贵,情感真挚。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是对陈毅元帅的纪念,也是对周林同志的怀念。(一)1938年8月,我和上海地下党的几百名同志扮作难民,由上海乘船到温州,经金华等地到达皖南云岭,参加新四军。次年初,被分配到江苏保阳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任调查科长。当时,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我开始和他相识。来到新四军一支队后,陈毅司令员为我们上一堂理论课——讲解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他选择这篇文章对全军干部进行教育很有针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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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是与皖南事变有直接关系的重要人物。研究皖南事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项英。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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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拜读了曹天生教授点校、整理的<王茂荫集>,颇有感慨.我与曹教授是1990年相识的,那时我们作为研究中共党史的同道,共同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此后,我们又同受徐则浩先生邀请参加<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一书的编写,学术上相互有更多的了解.我知道曹教授过去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在此领域颇有成就,发表过不少论文.但近年的学术视野进一步开阔,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宣纸>、<中国商人>、<19世纪俄国布道团驻北京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等著作,这次又点校整理<王茂荫集>.从这些书里我发现曹教授有浓重的家乡情结.他是皖南泾县人,所研究的课题大多与皖南有关,或由此延伸.如他以较多精力研究新四军,是因为新四军发展初期集结皖南、军部也在皖南;他研究宣纸,是因为宣纸主要出产皖南,特别是泾县;他研究中国商人,是因为徽商曾独树一帜,影响中国几百年;而王茂荫也是皖南歙县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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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岸档案史料综合分析可证,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容不得新四军在华中敌后迅速发展壮大。要求新四军于1940年12月底前北移和不准攻击兴化,是蒋介石划定的两条底线。蒋介石确有围剿新四军的周密预案,但是并没有在茂林设置陷阱。顾祝同也只求新四军渡过皖北。由于皖南新四军选择南走茂林的错误路线,又轻率地过早坦露行动目标,从而给第三战区制造皖南事变提供了机会。皖南事变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无法回避的一页痛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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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发展并不是项英自作主张,项英也没有抵制发展华中的战略。项英的确不愿意离开皖南,中共中央也不愿意放弃皖南。随着国民党要求新四军北调,新四军军部的转移就由共产党内部的战略选择,转化为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筹码。194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新四军从皖南全部撤离。为了制衡国民党对华中的进攻,中共中央要求项英在做好转移准备的同时,尽量拖延撤退的时间。12月16日,中共中央最终放弃拖延策略,要求皖南新四军迅速北渡增援皖东。由于没有得到项英的紧密配合,新四军遭受了惨重损失。中共中央在形势判断上存在失误,但项英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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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粤军中尉军官冯达飞闻讯后即辞去军职前去报考,被录取编入学生4队,成为黄埔一期生。冯达飞,1899年出生于广东连县(今连州市)一个小贩家庭。其父早逝,家境贫寒,靠亲友资助,他才读了小学,中学。1919年9月,冯达飞毕业于县立连州中学,此时的他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立志报国,投笔从戎。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他接触了周恩来、蒋先云、陈赓等共产党人,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毕业后他留校在教导团任职,于次年参加了讨伐反动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战役,在作战中他身先士卒,勇敢顽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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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我随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奉组织指示从国民党十九集团军总部撤退。我和部分同志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介绍去皖南新四军。我们先到金华,住在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以下简称“分会”)。该会名义上是省长黄绍骇夫人蔡凤珍和常务理事黎沛华(曾任宋庆龄秘书,比较开明)领导,实际上是分会秘书兼《浙江妇女》月刊主编林秋若当家作主,她是“分会”的中共地下党、团支部书记,新四军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我们要通过林秋若介绍到新四军驻上饶办事处转往皖南新四军军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