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三绝碑”实为“五绝碑”

南京有一块名碑"三绝碑",唐代时"诗仙"李白、"画圣"吴道子、书法家颜真卿这三大文人同题一碑,后来元代赵孟頫在"三绝碑"上题了《宝公菩萨十二时歌》,清代乾隆皇帝御笔"净土指南"四字,此碑因此实际上为"五绝碑"。     

“丰碑”自古不是碑

正碑本来指的是没有文字的坚石或桩,其主要作用有三:一是立于宫庙前以观日影、辨时刻。《仪礼·聘礼》曾说"上当碑南陈",郑玄的注释就是:"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二是竖于宫庙大门内拴牲口。三是古代用以引棺木入墓穴。最早的碑上有圆孔,施轳辘以绳被其上,作为下棺的工具。古时往往用大木来引棺入墓,这大木的特定称呼就是"丰碑"。秦代以前的碑都是木制的,汉代以后才改用石头。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用丰碑来牵引自己的棺材,《周礼》有云:"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所谓"公室视丰碑",就是公室成员死后,要用以大木立于墓圹的四周,上设辘轳,用以下棺于圹。该规格本来为天子之制,后来诸侯也僭用之。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     

“丞相诸葛令”碑

1980年夏,我们在清理馆藏古代字画时,发现一张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令"碑拓片。这是一件罕见的三国时代碑刻拓片。碑文为:"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章武三年九月十五日。"碑高0.53、宽0.38米。     

《陈太丘碑》“河南尹种府君”考辨

东汉时期,"河南尹"既可指行政区域,又可指职官,因此在文献中有可能造成误读。《陈太丘碑》中出现的"河南尹种府君",历代均将此"河南尹"理解为职官。根据相关文献考定,碑文中"河南尹种府君"实指"籍贯为河南尹的颍川太守种拂"。而《光武济阳宫碑》中的"河南尹巩玮"同样也是指籍贯。     

闽台“孪生御碑”之南普陀寺乾隆御制碑初探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福康安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乾隆帝下令在海峡两岸竖立一对"孪生御碑"。台南的乾隆御碑基本保持了历史风貌,南普陀的御碑已非原貌,其历史变迁的细节鲜为人知。现借重修《南普陀寺志》之机,编纂者试图探寻该御碑的变迁过程。     

景教碑书写者吕秀岩官衔中的“前行”辨正

<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人省称之景教碑)第31行为"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后人据此认定景教碑为"吕秀岩"书写,但是对于他官衔中"前行"的     

绛州“碧落碑”

一简述绛州碧落碑现存于新绛县博物馆（原龙兴寺址,唐初称碧落观）,１９９２年建碑亭予以保护。碑为青石质,通高２．５５米,宽１．０３米,厚０．２１米。碑身长方形,高２．２５米,底座０．３０米。碑阳篆刻６３０字,共２１行;碑阴上段刻唐开元三年（公元７１５年...     

“四大宋碑”概述

四大宋碑特指至今保存在苏州碑刻博物馆内的“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和“平江图”碑,简称为“天、地、人、城”四大宋碑。均为南宋刻石,1961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大宋碑中的“天文图”、“帝王绍运图”、“地理图”,其作者是南宋黄裳。“平江图”,是在南宋苏州知府李寿明主持下完成的。前三石南宋绍熙元年(1190)由黄     

万年寺“第一山”碑

峨眉山万年寺前“第一山”碑,其书笔力圆润、雄健、清新、流畅,近年已成名山胜迹为人瞩目。万年寺“第一山”碑通高2.53米,宽0.95米,左角残缺,损年号,余皆完整。碑面镌刻“第一山”三字,字径约0.66米,署名米芾书。(附图)今有不少游人据书家生卒年代误为米芾亲笔书刻之宋碑。其实,碑面前后题记自有说明,现将志文钞录于后,以供雅赏者自断,志文云:     

“丞相诸葛令”碑不可信

一《文物》1983年第5期登载"丞相诸葛令"碑拓片,并有四川三台县文化馆杨重华的文章,认为"这件令碑的拓片,足证诸葛亮主持筑堤是史实"。但此碑文的格式和语言,是摹仿清朝或民国初年官府告示的,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中都找不到三国时有类此的写法;书法也毫无古意。     

“挡箭碑”及其民俗学意义

“挡箭碑”及其民俗学意义王建纬四川渠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方题为“当箭碑”的青砂石碑刻,乃是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２日该馆田野调查队在农村征集到的。此碑原立于土溪乡赵家村一三岔路口,保存完好。碑长７３、宽４６、厚１１．２厘米。弧形碑首。碑眉为字径８．５Ｘ５．...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教官”辨伪

<正>天聪四年(1630)立《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下称"《宝记》碑"),碑阳刻有汉文、老满文,记述喇嘛法师斡禄打儿罕囊素生平及建塔缘起,碑阴刻有喇嘛门徒、工匠与官员名单。此碑是现存清代最古的碑,因碑阳刻有无圈点满文,成为清史、语言学等领域关注的重要文物。此     

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碑)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碑),刻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是存留至今的西夏文碑刻的珍贵遗物。此碑现存甘肃省武威县文化馆(见图)。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不知何时被封闭在一座碑亭内。清嘉庆九年(1804年),才由甘肃省著名学者张澍打开,使人们得以重睹,后几见著录。西夏碑碑身高2.5、宽0.90米,两面撰文。一面刻西夏文,以西夏文篆字题名,意为"勅感应塔之碑文"。正文为西夏文楷字,计二十八行,每行六十五字,第一行意为"大白上国境凉州感应塔之碑文"。另一     

唐宋时期太湖南岸平原区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

唐宋时期在太湖湖流的作用下,太湖南岸形成一条地势较高的滨湖沉积带,吴越时在太湖湖滨开挖溇港,创建湖堤。入宋以后,在太湖南部碟型洼地的平原地形中,产生了横塘纵溇的水利结构?崽劣胱轀鞠嗯浜现饕?是为成功地向太湖排出平原洪涝水,两宋时对横塘纵溇结构的完善主要体现为溇港的设闸与横塘的加筑扑问逼诘?水利建设奠定了后期太湖南岸地区农田水利开发的基本格局。     

东汉“校官之碑”和元代“释文碑”在溧水的流传经过

东汉“校官之碑”和元代“释文碑”在溧水的流传经过吴大林南宋绍兴中,溧水尉喻仲远（字居中）在固城湖滨发现了一块东汉灵帝光和四年（１８１）所刻的“校官之碑”（简称“校官碑”）。当时高淳尚未建县,固城湖一带属溧水县,所以喻县尉派民扶将校官碑连同碑座一起运至...     

金元时期北方社会演变与“先茔碑”的出现

金元时期在北方出现的"先茔碑"的迅速普及,与蒙元征服和它所引起的社会、文化变动有很密切的关系。在金代,建立先茔碑的主体,都是平民或者中下级官员家族,建立先茔碑不一定被承认为"与礼符合"的修谱方式。不过,经过了金元之际的社会变动,在蒙古统治下兴起的新兴官员家族广泛认为,先茔碑是一种正式墓葬、修谱方式。而一段时间之后,蒙古皇家也开始把先茔碑赐给功臣家族。新的碑刻形式的普及,揭示了社会变动引起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融合。同时,先茔碑的普及表明,在12到14世纪的中国社会中,文献族谱不是唯一的修谱和纪念家族历史的方式。这有助于重新思考中国家族组织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地方差异。     

《通法寺地产碑》为辽碑说辨误

<正>近年出版的《辽代石刻文续编》(以下简称《续编》)一书于"补编"部分收录碑刻一方,名曰"通法寺地产碑",是以其为辽碑1。检该书所收录文,并无关于此碑勒石年代的明确信息,编者亦未说明收入原因,似其为辽碑属不证自明之事。更有学者以此为据,将是碑作为辽代寺田地契的范本,进而讨论辽代寺院经济等相关问题2。可见"辽碑说"在辽史学界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然而笔者翻检相关史料后发现,上述观点存在极大问题。兹略陈管见,予以辨明,希望对于学界研     

见证了一代女皇起伏的“鸳鸯碑”

正泰山脚下原来有座岱岳观,观中有通碑,名叫"双束碑",又叫"鸳鸯碑",它虽然"书非名笔",没有秦刻的沧桑,也没有汉碑的壮美,但它却与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政治命运密切关联,并见证了我国古代一段特殊而精彩的历史。话说武则天自唐永徽六年(655)被封为皇后之初,便开始涉足朝政,"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资治通鉴》卷二○○),进而"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卷二○一)。而"鸳鸯碑"立于武氏封后6年后的显庆六年(661),此时大唐已形成了"天下大权,悉归中     

由“国殇碑”谈起

“国殇”为国牺牲也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陈列室里,陈列着一块刻有“国殇”二字的石碑,它用普通的江南麻石雕琢而成。碑通高1．12米,碑身高约0．72米,宽约0．4米,厚约0．19米。碑额上端正中刻着红“十”字标志。碑心隶书“国殇”二个大字,为国民党元老程潜所书。两侧分别刻有“中华民国”、“元年增筑”题款。这块“国殇”碑曾作铺路石铺在汉阳凤凰山的山道上。1991年10月,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的退休干部黎柳西先生发现了它。经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联系,该馆作为珍贵文物予以收藏并陈列。这块石碑记录了辛亥革命阳夏战争的…     

唐县“禁革陋规”与“古唐侯国”异代一体碑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重新发现于唐县的“古唐侯国”碑为一方异代一体碑,其一面为康熙年的“禁革陋规”碑,另一面为光绪年的“古唐侯国”碑。本文对此碑两面碑文的作者、刻制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意义作了综合分析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