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锦屏林木交易习惯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清代锦屏林木交易习惯,以契约、碑文等为主要载体,在南方山地少数民族习惯法中属于初阶成文[1]形式的习惯法。它们不仅反映了当地历史上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而且也是老百姓自觉地创造民间法和政府正确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治理边疆的真实写照。本文兼采描述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田野调查的情况作一定层面的小结。     

浅谈清代山西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

契约文书作为我国民间社会的法律文件和私家档案,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在基层社会运作的直接反映,可补政书、典章、史志和其他公私文献的缺憾。近几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搜集到了清代山西5067件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种类齐全、内容丰富,主要囊括了卖契、典契、委托书、遗嘱、赡养文书、纠纷合同、分产文书、布告、归并地约、公议文约等类型。它们从时间跨度上来说,贯穿整个清代直至民国;就地区分布来说,遍布晋南、晋北、晋中、晋西、晋东南各个地区。这些契约文书细致地反映了清代山西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被誉为山西的"民间正史"。由此可见,清代山西契约文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近代上海的天后信仰

天后是中国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上海是其重要信仰圈.晚清至民国时期,上海的天后祭祀活动有官方与民间两种形式,早期两者互为促进;进入民国后,官方所建庙宇尚存,而官方仪式却不再举行,但民间的信仰活动仍有持续,尤其在沿海省籍移民中仍然盛行.闽粤商人是上海天后信仰的基本信仰群体,上海的闽粤会馆几乎都合天后庙宇与会馆建筑于一体.虽然上海其它省籍会馆祭祀天后现象不在少数,但在神偶供奉排序、仪式活动方式等方面与闽粤会馆存在诸多不同.就上海闽商而言,天后不仅是海神、行业神,还是乡神.天后信仰使大多数闽商会馆在同籍商人中具有凝聚力和亲和力,其中一些会馆在进入民国后仍具超越同乡会的活动能力,与天后供奉有关.     

近代湖北民间房地产交易中的货币形态研究

##正##近代百余年间,货币流通领域多种货币形态并存,比价关系复杂,是中国货币史上最为混乱复杂的时期。然而,一般所见的货币资料,所涉及的大多是有关货币发行、流通、管理的宏观方面,很少涉及到具体交易中的货币支付种类的微观层面。并且,这些资料更侧重于大城市,广大农村地区较少涉及,这就难以全面深入地认识普通民间具体交易中的货币实际流通或使用状况。而在民间契约中,保存了丰富的货币信息,若加以发掘,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最近两年,我们通过对3000余件近代湖北房地产契约~([1])进行系统地整理,     

略论民国上海各业营业规约北大核心CSSCI

有关市场交易的近代业规一般涉及两大部分,一为同业价格约定,一为营业(交易)环节规范。晚清时期,上海地区工商会馆、行业公所最主要的职能是划一行业主打产品价格,制约同业价格竞争;有关其他营业方面的行业约定甚少。民国已降,随着市场竞争展开和业规细化,许多行业组织除了价格管理以外,对一些以往不甚措意的交易环节亦展开规范,制定了一些有关营业环节方面的规约以约束同业的经营行为。以往相关论著在论述近代同业公会等行业组织进行市场治理时,较多关注行业的价格管理及其违规制约;对于市场交易中其他方面的营业规约关注不多。本文以档案资料为凭,对于民国上海同业公会的有关营业规约作一简要阐述。     

略论民国上海各业营业规约

有关市场交易的近代业规一般涉及两大部分,一为同业价格约定,一为营业(交易)环节规范。晚清时期,上海地区工商会馆、行业公所最主要的职能是划一行业主打产品价格,制约同业价格竞争;有关其他营业方面的行业约定甚少。民国已降,随着市场竞争展开和业规细化,许多行业组织除了价格管理以外,对一些以往不甚措意的交易环节亦展开规范,制定了一些有关营业环节方面的规约以约束同业的经营行为。以往相关论著在论述近代同业公会等行业组织进行市场治理时,较多关注行业的价格管理及其违规制约;对于市场交易中其他方面的营业规约关注不多。本文以档案资料为凭,对于民国上海同业公会的有关营业规约作一简要阐述。     

市场冲击下的制度变异:20世纪初天津手工业的学徒潜逃及行业应对

20世纪初期,近代天津手工业中发生的学徒潜逃现象比较普遍。近代市场冲击下学徒制度的异变是这一现象产生的制度性因素,其直接原因则大体可分为利益驱使和躲避风险两类。学徒的大量外逃,给天津手工业带来了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面对学徒潜逃,天津手工业界主动采取措施,但效果并不显著。传统的对学徒的制度性约束渐趋失效,而公权力对学徒潜逃及追责的态度却十分的谨慎。学徒潜逃折射出近代市场经济冲击下学徒制度在传统习惯与国家法律或权力夹缝之中的窘态。     

20世纪上半期中国乡村经济交易的中保人

20世纪上半期的资料表明,在乡村经济交易中,中保人仍然非常普遍,并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从交易契约可以看出,其名称多达40余种,人数大多为1人,但也有多人的情况。中保人多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关系广泛,有人缘、有面子,懂交易规则,能言善辩。其社会责任和功能,主要是为交易双方介绍、撮合、担保和调解纠纷,收取佣金则体现了承担这一责任的报酬。中保人制度为交易契约的履行提供了基本保证,降低了交易风险,减少了法律诉讼,有利于经济交易秩序和社会关系的稳定。但在三四十年代．由于天灾人祸频繁、农村社会经济状况恶化以及革命风雨的到来,中保人制度遇到了困难和危机,给民间经济交易带来了不便。     

法家“契约诚信论”及其近代本土意义

诚信危机,是中国公德系统的刺目现象。危机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契约诚信的观念和行为缺乏制度的坚守、法律的保障和公德的护持。与儒家的心性命理派和道德理想主义不同,中国传统的实学事功派和儒家现实主义,曾创生过“不信而信”的契约原理,这一原理曾一度在法家“循名责实”、“刑名参同”的理论体系中获得了法律的体现和制度的落实。通过对比发现,中国主要形成于法家思想中的契约式诚信体系与近代西方的相关体系之间,无论在政治前提、人情基础,还是手段方法上,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本文在证明法家诚信说具有近代转化之本土潜力和可能性的同时,也对何以步入近代的中国人每每拿管、商、申、韩对西方的法律契约原则作连类格义,以及许多日本学者习惯于把中国的苟子和韩非比作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创始人的真正原因进行了解释。     

民初国语研究会

自古各地语音不统一的局面持续到了清末,终于国语运动兴起,意将统一国语。其间,一干知识分子组织国语研究会,致力于国语统一。在清末民初政府无暇顾及国语问题之时,其作为民间自发团体,扛起国语研究大旗,为后来的国语统一做出了贡献。国语研究会在国语运动中的表现是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间良性互动的范例,同时映射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治理状况。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n Modern Chinese Law: Discrepant Gender Meanings in the Republican Civil Cod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rsection of law, gender, and modernity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Republican era (1912–49). It approaches the topic through a critical reading of the Republican Civil Code of 1929–30, and related commentary on the code by Chinese legal experts. By analyzing the gender assumptions embodied in several newly emergent categories of legal regulation, including legal personhood, minimum marriage age, consent, domicile, surnames, marital property, and child custody, the article’s line of questioning reveals how gender meanings helped to shape modern concepts like universality, equality, and freedom. The findings illustrate the ways in which Republican civil law broke with late imperial legal and gender norms tied to Confucian patrilineal ideology and in addition established new legal and gender meanings that helped to consolidate Chinese politics on a republican basis and to reconfigure modern gender difference on a conjugal basis.     

试论19世纪30～40年代法国共和运动的勃兴

19世纪30~40年代是近代法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共和派为继承大革命精神、发扬共和原则和实现共和制度,进行了持续的斗争,共和运动因此勃兴。这场共和运动方式多样,派别众多,为法国最终确立共和制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群众基础。     

清季粤海关库款侵蚀案及其治理——兼论税务司制度对监督制度的影响

关库是清季粤海关常、洋两税的总汇之区。由于税款管理权限分散,奏销制度混乱,税司与监督间的账目不能互相稽核,库大使与库书之间也难以做到账实相符。财务监管缺失为库书提供了贪腐机会。光绪三十年粤海关库款侵蚀案的彻底爆出,并不是海关自身监管机制发挥了作用,而实在于分赃集团内部的利益分歧所导致。清末粤海关的改革并未借鉴税务司系统先进的财务管理经验。税务司系统对海关监督系统难以产生制度影响力,主要原因在于税务司内部的管理模式难以复制和清廷对客卿制度持有戒心。     

试论房地产估价信息系统化及其实现

本文通过对当今时代发展趋势和房地产估价发展现状分析,提出信息系统化是房地产估价发展的新方向;以房地产价格学、信息系统学和计量地理学为基础,阐述房地产估价信息系统化基本概念及目标体系;提出估价信息系统化实现的基本思路、主要方法和关键问题。     

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国家建构

清末,中国传统时间思维受到西方线性时间观念的冲击而发生根本变革,纪年变革就是这种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知识分子将纪年视为建构＂现代国家＂的重要方面,并为争夺纪年所具有的政治资源展开激烈论争。民国建立之后,革命党人将建构新纪年体系视为革新政治的重要标志,并在社会上大力播扬新纪年的意义,此做法却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抵制。时间观念及与之相伴的生活习俗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是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论题。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等级性质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变革,社会流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人们的社会位置、相互关系日趋多样化、复杂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英国的社会结构.在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中,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依然是一个等级色彩十分浓厚的社会.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

抵制美货运动展示了与传统排外主义迥然不同的对外方式和理念 ,包括人民主权思想和全民国家观念的兴起、新式社团和报刊等现代传媒的运用、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成长和现代舆论的崛起 ,以及文明理性的对外精神 ,因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近代民族主义为动员方式反抗西方列强的运动之一     

近百年来中国侨批业研究综述

本文从民国时期、1949—1979年和20世纪80年代后三个时期,回顾近百年来国内外有关中国侨批业的研究。作者认为,已有的侨批业研究选题不够宽泛,具体领域的研究不平衡,研究理论有所欠缺。作者指出,未来的侨批业研究应从资料收集、研究领域和研究理论等方面着手,拓宽和加深相关研究。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土地转租问题探讨

Subletting land was widely practiced throughout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various modes of land subletting in the Chengdu Plains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cluded sharecropping, contracted tenancy and a large-tract tenancy system. The subletting caused many conflicts among tenants, like the transfer of tax liability, etc. The reasons why there were so many lands being leased out were: (1) The ecological pressure caused by a surplus of people with little available land. (2) The civil customs of subletting land and national laws opposed each other but also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3) Subletting land was a supplement of the tenancy system, and also an economic activity driven by interests. Translated by Tian Changfei from Shilin 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06, (3): 85–95     

社会转型时期两代领导人的法治观的传承超越与立法的现代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的发展,可见国家领导人的法治观念对社会、法律及两者的现代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邓小平的法制思想发展了毛泽东的法制思想,在法律与治国、法律与政党、法律与政策、民族与法制关系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江泽民法治观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两次用全会文件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肯定了"依法治国"的权威地位。近20多年来,中国立法的实践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正确思想理论指导下,依法治国成为社会的共识,现代法制体系已基本建立,公民的法制观念已经有了质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