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四句教”再探释

“四句教”①引起后世学者众多的争论，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为阳明究竟是儒是佛？或“以排之实托儒之名”？表面看“无善无恶心之体”确实吸收了释、道的智慧，阳明自己也说：“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然而这实际只是上半截的略同，一涉及下半截，阳明就多有激烈批判，用他的话说就是道释“但有上一截，遍了下一截，终不似圣人之全，然上截同者不可诬也”。正是在极其重要的下半截上，儒与道释表现出根本不同的立场。阳明所说的上半截，乃是指形上界、超越界、本体界，儒释两家都将其收放于人的内在本心。他比较儒释两家说：“良知之体如明镜…     

阳明的道德主体性及其当代意义——以“四句教”为核心

道德主体性系阳明“四句教”的思想宗旨,其以善恶之辨为经,以自在、自发、自觉和自由为纬,整体呈现了主体性的发生、发展、提升和实现的动态过程和逻辑关系.对阳明主体性思想的阐释与弘扬,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当代社会的异化现象.     

从良知说的情、理、欲机制看阳明道学革新的价值

阳明学针对程朱理学的流弊所兴起的道学革新运动,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曾掀起波澜,形成了主导明代学术思想的心学潮流.阳明心学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不仅对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重建具有历史导向作用,而且波及到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运动乃至明清文学中的思想解放运动.本文拟从宋明理学内部思潮发展演化的角度探讨阳明道学革新的理论特色,并以此为背景看阳明良知说的情、理、欲机制.文章分以下几个方面:(一)从“四句教”看阳明道学革新;(二)从朱熹到阳明:性理到心性的转换;(三)阳明实践道德的良知说及其情、理、欲机制.     

律化绝句和截句说

（一）律化绝句是否由律诗截取而出,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律绝从平反上来说,正好等于律诗的一半,律绝又或用或不用对伏。这样,有的学者便将律绝和律诗联系起来,大抵从宋朝开始,就有了截句说。这里援引几例。《诗法源流》云：“绝句者,截句也。后两句对者是截律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皆对是截中四句,皆不对是截前后各两句。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观李汉《昌黎集》,凡绝句皆收入律诗内也。”吴纳《文章辩体》五言绝句,截五言律诗之半也。有截前四句者,如“移舟泊烟清,日幕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是也;有截后…     

阳明师友之教及其思想论述

本文前题为阳明师友之教及其思想论述,壹在由师友的进路,探讨阳明学的渊源,之后再进入其学的核心脉络,是即顺其本源,得其慧旨之谓,探讨其师友之教及阳明良知和致良知教义.     

心外无理新解

阳明“心外无理”的思想在近现代受到科学主义者的严厉批判,认为“心外无理”是用主观内在的心吞没了客观外在的理,阳明因此也被当成了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实际上, “心外无理”包含有元认识论意义,而且阳明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相反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胡塞尔现象学表明,认识论的起点在于纯粹的自明性,也就是纯粹思维的绝对被给予性,客观外在的理总是由主观内在的心所直观到的,因此, “心外无理”不仅不应该受到批判,而且更有利于中国文化吸收胡塞尔现象学之后的西方认识论成果.     

“太伯奔吴说”的困惑与探赜——兼议江苏地域文明探源中的特殊文化现象

<正>1925年,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考古学是实证科学,用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以考证古代历史是“二重证据法”的内核。吴文化是江苏的地域文化。吴文化研究首当其冲的是句吴文明的发端,而有虞氏部族的南徙又与句吴发端密切相关。因此,应用“二重证据法”研究有虞氏的南徙与句吴文明的发端,既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有机组成,也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构成。     

理、厘、阞、倫同源考

理、厘、防、■同源考张希峰理,《说文》“治玉也”,段玉裁注“《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末理者为,是理为剖析也”。“理”古音来母之部,字认玉,本括剖析切割玉石,加工成器。《韩非子·和氏》“王乃使玉人理其而得宝焉”,“理”用其本义。“理”表示象治玉一样剖析区...     

“十六应真”挂屏

避暑山庄正宫云山胜地楼的佛堂（莲花室）内,现复原陈列着几组文物,其中一组四扇红木镶嵌粉彩瓷板“十六应真”挂屏,十分引人注目。十六应真（应受人天供养的人为应真）即十六罗汉。罗汉,即阿罗汉,梵文音译的简称,原指小乘教的最高成就“阿罗汉果”,得到阿罗汉果者,被称为阿罗汉,永不受生死轮回之苦。这四扇十六应真挂屏,高163．5厘米,宽43厘米。每扇均嵌有四幅粉彩罗汉像（四扇共十六罗汉）,瓷质板心每块高24厘米,宽16厘米。板心的周围均用紫檀凸股（宽3厘米）按图形边框压边。十六罗汉相貌怪异,庞眉大目,朵颐隆鼻,或皱额…     

贵阳复刻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本条文录

１９８４年,贵州安顺收藏爱好者何德宇先生在安顺旧书市场上偶然发现四本古籍,便用一些古银币与之交换,以作收藏。１９８６年,笔者在何先生处得见此书,甚觉异常,爱不释手。何先生便将此书供我研究。笔者当即作过一些研究和考察,初步知道了王阳明先生“是一个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其伟大,军事上,政治上亦有勋业”（梁启超语）的大学者,他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乃至日本的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郭沫若语）的大思想家。由于他悟道于贵州龙场,笔者故乡正在他曾管辖过的驿路上,应该说直接或间接受过阳明先生的启迪。故一直珍藏…     

新课标引领下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思考

<正>2022年4月，《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在多年的社会期盼中终于应运而生。新课标立足立德树人，不但说明了“教什么”“怎样教”“教到什么地步”，而且对“怎么教”进行了具体指导，为我们一线教师指明了方向。一、落实立德树人，培育时代新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重要论断，     

《旧唐书·地理志》标点正误一则

<正> 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京兆府下云:“天宝领县二十三,户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一百。八十八府,理京城之光德坊。”此处断句有误,“八十八”应接上句,为:“天宝领县二十三,户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一百八十八。府理京城之光德坊。”标点者可能将此句中的“府”理解为折冲府,这是错误的。因     

说“粘对”

《古代汉语》诸多读本的“诗律”部分，唯“粘对”一词的定义纷法各异。这得从王力先生的“粘对”说说起。解放前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研究诗律学成绩最大的当推王力先生。但王力先生对“粘对”说的理解前后有别，概言之，表现在下列几种＿L。见诸《汉语诗体学》（卫％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第一章第六节。第十节；出句州系从头，对匈必须是平头；出句如东平头，对句必须是厌头。这叫做“对”。上一联的对句如系平头，下一联的出句必须是平头；上一联的对句如系厌头，下一联的th句必须也是厌头。这114做“粘”（“粘”有。广义，有狭义。广义的…     

那方土,那方人,那些歌……

奏中自古帝王都浩浩黄河绵绵渭水，润育了中华古国灿烂文化．但自盛唐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或南迁或东移”长安回望绣成堆”的盛景已是昨日黄花．汉宫内的编钟古乐已被历史的风烟吹尽而黄土高原上的信天游依然鲜活嘹亮回荡不息．听民歌知民风．不曾听得一曲（走西日）不曾学得两句（三十里铺）乃枉来陕西一遭也．因处四塞之地，山高路险陕西逐渐沦为中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祖宗留下的唐宫汉殿与百姓世代蛰居的窑洞形成强烈反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塑造出了陕西山民勤劳、朴实、淳厚，容忍的个性．”莜麦辣子菜籽油，老婆孩…     

冯梦龙写了一本鲜为人知的通俗文学著作

宏模于１９９６年在日本书店买到一本明·墨憨斋编《王阳明出身靖乱录》,台北广文书局印行,“民国五十七年”（１９６８）七月初版,平装,３２开影印本。 墨憨斋是冯梦龙的斋名。冯梦龙,明长洲（今吴县）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年（公元１５７４年）,卒于清顺治三年（公元 １６４６年）,小说家,戏曲家。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简称《三言》就是他编的。他的毕生精力都用于搜集、整理、编写。刊行通俗文学的工作之中。冯梦龙还酷爱李氏卓吾之学。李卓吾为阳明后学。他称阳明为“皇明大儒”,并把阳…     

高句丽国名臆测

已知的高句丽的语言资料主要见于金富轼《三国史记》,而中国史书也保存了一些宝贵的语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国志》所记“沟凄者句丽名城也”。研究者已发现,《三国史记》记高句丽地名最常见的“忽”,以及高句丽之“句丽（骊）”,都是“沟凄”之异译,其语源就是“城”。而高句丽之“高”,是高句丽语的“山”,在《三国史记》所记地名中常作“达”。因此“高句丽”的语源应该就是“山城”。     

课本剧 打开语文教改一扇窗

针对语文学科与研究性学习的整合教学,我们提出了在高二语文（第四册）戏剧单元教学时,放弃传统的“教”,选择学生主动的“学”,改编排演课本剧的研究性课题。在这一活动中,我们特别关注教师与学生的合作学习,以及教材在研究性学习中的主导作用,倡导教学要“授之以渔”。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元钞

《马可·波罗游记》95章《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和其它章节，作者介绍了元代纸币币材、制造工艺、形制、元大都造币局、纸币流通、调节措施、物价、法令等见闻及认识。其币种为：“幅最小之纸，值秃儿城之钱（denier）一枚；较大者值物澳齐亚城之银钱（以mvdriitien）半枚；更大者值物溺齐亚城之银钱一枚；另有值物溺齐亚银钱五枚、六枚、十枚者。又有值东罗马金钱（twesantd6r）一枚者。更有值二枚、四枚、五枚以至十枚者c仍分为十一等。马可·波罗认为，制造使用纸币，是“方土之点金术”，“每年制造此种可能给付世界一切努藏…     

《洛阳伽蓝记校笺》志疑一则

《洛阳伽蓝记》卷四《追先寺》：“（萧）衍哀而遣之,乃赐钱五百万,金二百斤,银五百斤,锦绣实玩之物不可称数。亲帅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诗赠者百余人,凡见礼敬者如亲（一作此）比。”对于文中“如亲（此）比”,周祖谟、范祥雍均无说,杨勇《校笺》径将“比”字删去（中华书局,2006年,页193）。     

“万（万）舞”与“庸奏”：殷人祭祀乐舞舆《诗》中三颂

本文结合甲骨文金文材料,与传世经典中之资料,考察商周时期之万（万）舞乐制的形式,及其与庸奏和《诗经》中三颂之关系。从甲骨文例出发,我们看到万（万）舞在商代祭祀中是一种诗乐舞相伴进行的礼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功用见之於祈年、祈雨、祭祖及学校中。而庸奏在甲骨文及经典中或作奏庸、用庸、乍（作）庸。“庸”既是商代王室与贵族所习用之青铜乐钟,在商代中晚期甲骨文中又用於指称某种音乐体式,包括音乐、歌诗与舞蹈相伴进行的用於祭祀的乐舞形式。万（万）舞与庸奏往往相伴进行。由“庸”与“颂”的字源来看,此庸奏乐舞後来演变为《诗经》中的三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