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长的译文——《满文大藏经》

《满文大藏经》是我国古代最长、最完整的一部满文藏经,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译文。据查证,最初这二部《满文大藏经》,一部藏贮在北京,另一部保存在承德乾隆家庙——殊像寺内,清末为防遗失,又将《满文大藏经》移至避暑山庄,由于战乱,山庄履遭破坏,仅剩残部。据《热河》一书中记载,藏存最为完整的就是法国巴黎图书馆那一部,即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法军抢走的北京那部《满文大藏经》。     

乾隆时期“新样文殊”图像的传播与嬗变

本文以清乾隆时期宫廷造像活动中"新样文殊"图像的传播与嬗变为中心,以五台山殊像寺文殊像为起始,梳理了丁观鹏画像、香山宝相寺、圆明园正觉寺、承德殊像寺系列文殊像的图像生成过程。同时,探讨了手印诠释、汉藏仪轨交融、造像细部特征重塑及互借等问题,分析了在政治需求和帝王信仰的共同作用下,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宗教文化对帝室信仰与审美观念的引导和渗透,以及由此引发的艺术风格嬗变。     

《满文大藏经》藏传佛教绘画——兼及尊神名号中的满文阿礼嘎礼字

《满文大藏经》是乾隆中晚年倡导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由于其长期深藏内宫寺院,鲜为人知,在学术界基本上还是一块处女地。本文首次对其中尊神名号给予确认,对其绘画内容及艺术风格加以研究论述。     

论《满文大藏经》的语言学价值

《满文大藏经》是清代满文书籍中的宏篇巨制。本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分析了《满文大藏经》中所保留的汉语、蒙古语借词及梵语佛教名词的特点,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证了上述词语的历史发展渊源,指出《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对于满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的丰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乾隆版满文《大藏经》刊刻述略

清代,乾隆皇帝视满文《大藏经》的刊刻与《四库全书》的纂修、“十全武功”之记述为同样重大之事,译刻满文《大藏经》在佛教译经史乃至清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相关的档案与实物资料为依据,对满文《大藏经》刊刻的起因、年代、刷印部数及佛经中的插图版画、经卷装潢作了简要的论述。工程浩大的满文《大藏经》从翻译到雕版印刷、经函的装潢,无一不代表了清代书籍的最高水平。     

满文《大藏经》编纂考略

本文依据清宫旧藏档案并结合清代、民国文献,对满文《大藏经》从开始编纂的时间,编纂缘起,编纂原则,刊印数目,使用经费,主要供奉地,参与的藏、汉僧人及满文《大藏经》的命运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证。     

论满文《大藏经》之《大般若经》编译颁发始末

满文《大藏经》包含般若部、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涅槃部五部,《大般若经》是般若部中排列最先篇幅最大的一部经卷,共四百卷,十四函。乾隆三十七年招集编译人员,开始翻译《大般若经》,至四十三年完稿。为六十班禅来朝之际赏赐需要,乾隆帝命刻印《大般若经》。至四十四年刻印十套,先装潢第一套,然后装潢其余九套,颁发各皇家寺庙供奉。本文据《军机处上谕档》《实录》《大清会典》《起居注》《蒙古王公表传》《清史稿》《雍和宫满文档案》《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等,考订满文《大藏经》之《大般若经》的编译、刊刻、装潢、颁发始末。     

清内府刊刻的满文大藏经

清代乾降时期,在乾隆皇帝主持下进行的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空前浩大的修书工程。与《四库全书》推出几乎同步进行的还有一项浩繁艰巨的文化工程,也是满族文化史、以至整个清代文化史中的大事,即满文《大藏经》的译刻。满文《大藏经》是以汉文《大藏经》及藏文《甘珠尔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的佛教典籍总汇,清代又称《国语人藏经》。满文《大藏经》共一百零八函(夹),收佛教经典六百九十九种,计二千四百六十六卷。现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七十六函(夹),六百零五种(33750页),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三十二函(夹),八百余卷。视     

故宫藏永乐北藏重刊谈略

清代宫廷藏书中,佛教大藏经的收藏可称宏富,经过历代翻译以至汇集、编次,刊刻完成的汉文、藏文、蒙文、满文大藏经都有收藏,每部大藏经卷帙之广,版片之多,雕版刷印之艰难,是要经过数十年努力而完成的。自宋太祖雕印《开宝》大藏经至清末《频伽》千余年来,各种官私版大藏经不下20余种,至今除清代龙藏版满文大藏经外,不仅原版无存,印本佛经,也成为稀有的文献收藏,难得一见。故宫藏《永乐北藏》始刊于明成祖永     

锦屏补秀50年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和寺庙建筑群。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完成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前后历经89年。避暑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0万多平方米,其周围寺庙由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普乐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广安寺、罗汉堂、殊像寺和广缘寺等12座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喇嘛寺庙群组成,总占地面积4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百废待兴,消除废墟,重整山庄、外庙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自建成以来,历经沧桑,先后遭到了军阀、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     

清末一方官印中的满文篆字失误

清代满文官印开创我国玺印制度史上民族文篆字与汉文篆字绝配的合璧形式.后金时代创制满文篆字并应用于玺印中,采用的是纯满文形式.乾隆完善详备满文篆字后,玺印一改顺治时代满文楷字、汉文篆字的合璧形式而为相应满文篆字与汉文篆字合璧的形式,达到文字风格的完全一致.玺印中的满文篆字在乾隆时代即不免舛误,以后各朝继之不绝,尤以光绪朝为甚.本文择取光绪朝典型一例印信详加析正,有助于深化对清代满文篆字应用问题之具体了解和认识.     

乾隆御碑诗《帝都篇》与《皇都篇》满文文本之考

清乾隆皇帝一生创作大量诗歌,但是关于其满文诗作的研究甚少.本文对位于北京永定门外的燕墩碑文——乾隆御制《帝都篇》与《皇都篇》满文文本进行研究,其满文并非对汉文的简单对译,透过对满文文本的解读,修正以往对其汉文文本的误读,以便更准确地把握乾隆帝的思想、韵文行文节奏,同时管窥乾隆朝初期满语文的发展情况.     

简论满文的创制、使用和废弃

努尔哈赤下令创制满文。先为无圈点满文,后是新满文。满文的重要作用是对汉文化的传播。清政府处于统治的需要译介的主要是儒家文化中的经典,推行尊孔重儒。乾隆末年满文开始走下坡路。自嘉庆、道光后满文已基本停止使用。在东北,同治时期还能满汉文兼存,其后满文被废弃。满文的废弃不是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恰是证明着汉文化的博大精深。     

乾隆“叶尔启木”钱更名考证

正清代叶尔羌钱局鼓铸"乾隆通宝"两种,一种"叶尔启木"[1]钱,为方孔铜钱,正面汉文"乾隆通宝",背面左右侧分别以满文、察合台文铸"叶尔启木"对译字(满文转写:yerkim,察合台文转写:yark?nd)。另一种"叶尔羌"钱,亦为方孔铜钱,正面汉文"乾隆通宝",背面左右侧分别以满文、察合台文铸"叶尔羌"对译字(满文转写:yerkiyang,察合台文转写:yark?nd)。"叶尔启木"钱是清朝进军新疆后最初开设钱局铸币的成果,仅短暂通行不到两年,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更铸满文为"叶尔羌"。目前学术界对于新疆满文钱币的铸造已有相关研究,如李吟屏对清代新疆钱币铸造进行整体概述[2],吴元丰利用满文档案对新钱的铸造、发行、价值和作用等诸问题作详细讨论[3],但对钱币更名改铸过程均语焉不详。王文良比较了叶尔羌局所铸两种钱的区别,认为"叶尔启木"钱属于错币[4]。实际上,"叶尔启木"钱并非错币,它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透过满文档案,可以从满语国策的角度,对钱币改铸事件进行剖析。本文依据清代满文档案,     

《无圈点老档》及乾隆抄本名称诠释

《无圈点老档》及乾隆抄本名称诠释阎崇年《无圈点老档》及其乾隆抄本的名称，原来明确，间或不清；近百年来，却颇混乱。兹据史料，爬梳分析，阐述原委，做出诠释。不妥之处，企盼讨论。一《无圈点老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兼以加圈点新满文并间杂蒙古文和个别汉文书...     

满蒙关系新发展的里程碑——实胜寺

实胜寺,御赐名曰莲花净土实胜寺。因系皇帝勅建,故又称皇寺,俗称黄寺,是清初统治者太宗皇太极勅命在盛京沈阳兴建的第一座喇嘛寺,也是一座颇具政治意义的宗教寺院建筑。本文主要以满文档案资料及历史文献将实胜寺兴建的历史背景、修寺状况及清初统治者如何利用喇嘛教加强满蒙军事联盟,夺取最高统治权等史事略作钩补。     

从《旧满洲档》看《满文老档》中的伪与误

众所周知,去年岁末由中华书局付梓的《满文老档》汉译本是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乾隆朝四十年的满文重抄本,俗称“大黄绫本”。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所能见到的《满文老档》,是日本人在本世纪初从沈阳故宫崇谟阁复制的乾隆四十三年的重抄本,俗称“小黄绫本”。它们的原始底本目前庋藏于台湾,1969年9月,台湾故宫博物院曾将其影印装祯十大册公诸于世,并名之曰:《旧满洲档》。那么大小黄绫本有何区别?北京大内的重抄本与原     

满文书影集锦——《汉满篆文御制盛京赋》

本期封面系《汉满篆文御制盛京赋》书影。清高宗乾障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书法家。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东巡盛京(今沈阳市,清入关前在此定都,称为盛京)谒祖祭陵,缅怀先祖,感慨万端,躇踌满志,挥笔写下了盛传一时的满文《盛京赋》,并译成汉文,以汉满篆文合壁形式刊梓问世。 满文篆书初创于清太宗天聪六年(1632)达海改制满文后,是与新满文本体字,先后并出的,但体式来备。至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指授臣工,肇为各体篆字”(《汉满篆文御制盛京赋·序》)。越二十年,三十二     

追本溯源史籍渊薮 ——写于《清太祖满文实录大全》即将出版之际

《清太祖满文实录大全》是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乾隆本和《满洲实录》4部清太祖实录汇集而成,经扫描复仿真制版后,即将印刷出版发行.其中《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和《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乾隆本属首次公布.此次清太祖满文实录的影印出版,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辽宁民族出版社合作完成,这4部清太祖满文实录是研究清入关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清代官修典籍版本和满语满文方面的稀见资料,具有其他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学术研究价值.这样珍贵的历史资料的出版,有助于更好地整理和保护珍贵的满文古籍文献,进一步推进相关学科的研究,同时为广大读者创造便利的查阅条件.     

隆兴寺康乾御碑现状与记载不符原因探考

正定隆兴寺大悲阁月台前东西两侧碑亭内现分别立有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御制隆兴寺碑》和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御碑,然而在乾隆十三年(1748)的《敕建隆兴寺志》中,二碑亭内竖立的分别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御制隆兴寺碑》汉、满文碑,二碑碑阳、碑阴的现状与记载明显不符。综合分析文献资料,此状成因系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至四十六年(1781)隆兴寺奉敕大修时,钦工周元理为将乾隆御碑立于寺院显要位置,将原康熙五十二年(1713)满文碑碑阳文字打磨掉,改刻乾隆四十五年(1780)御书《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于其上,碑阴亦随之进行了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