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淑贞 一半天使，一半女神

我的录像厅生涯分上下半场。上半场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初中,家乡小城的农贸市场楼上,看的片子都是武打片,下半场是在90年代的省城,我所在的大学南门外录像厅一条街,看的是三级片。     

消逝的辉煌：驯氓记

上世纪60年代我刚开始看足球赛时,一切都那么简单明了。英格兰队刚刚夺得了1966年的世界杯,因此毋庸置疑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这是事实,句号,斩钉截铁。然后一切都不对劲了,而且没完没了。首先,我长大成人,对“国家归属感”的含义心生疑窦;而此时的英格兰足球队呢,已经没救了（但凡他们的表现稍有可取之处,我恐怕也不至于因为爱国问题而如此矛盾。）1974年和1978年的世界杯,英格兰队连决赛圈都没进去;我们在上世纪60年代有幸拥有的那些世界一流球员已经成为历史,到了80年代,整个关于爱国和足球的问题变得愈发扑朔迷离。     

老舍与话剧《茶馆》

人民艺术家老舍的代表作之一——话剧《茶馆》,自上世纪50年代搬上舞台以来,在国内外共上演了400多场,为我国话剧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地位。     

话剧导演

我爱看话剧,至少我爱这样说。有段时间,我到处跟人说:我想做一个话剧导演。我不知道话剧导演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爱这样说。那大约是在看了话剧《死无葬身之地》之后不久。萨特,1997年,北京。看完后我一颗文艺女青年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人生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前,我觉得能进机关做个女文员其实挺不错,之后,我觉得文员算什么,我要当话剧导演。     

东北方言小品的艺术魅力浅析

东北话剧小品,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异军突起后,就一直独领风骚,热度不减,收看率和收视率始终居高不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为什么东北的话剧小品这么受观众的青睐？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表演、创作以及东北民间艺术特色之外,我认为其中一个不能被人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它的方言艺术.可以说,没有东北独特的方言,东北小品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     

“我信天总会亮”——康生秘书谈“沙韬事件”

沙韬,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康生的秘书。沙韬叔叔与我父亲王涛江是30年代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在60年代轰动中调部的“沙韬事件”（人称“杀头”事件）中,我父亲也曾帮助过他。因此,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1995年我父亲过世之后,沙韬叔叔曾多次来到我家,向我和我的母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历史上所谓的“沙韬事件”。     

话剧与京剧《八一风暴》的幕后

20世纪50年代末,在中国的话剧和京剧舞台上,上演了同题的剧目《八一风暴》。前者由刘云、余凡、雪草、张刚编剧,江西省话剧团演出;后者由张家口市京剧团根据话剧改编,两出戏轰动全国,接踵上演,传为美谈。两剧的上演,一则将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以戏剧艺术形式成功搬上舞台;     

葛优 贺岁片千万别沉重

我不是专门的喜剧演员人物周刊:拍电影和演话剧哪个更过瘾?葛优:好多人说演话剧过瘾,我倒怎么没觉得。电影演完接起来看的时候也过瘾。但电影放出来时你不知道观众的反应,因为你不在场,话剧演得好坏当场就知道,这让我挺想试试的。     

杨绛谈她和钱钟书

20世纪50年代看杨绛先生翻译的名著《堂·吉诃德》，深为译文的流利典雅折服；80年代读《洗澡》、《干校六记》，令我钦佩的是杨绛先生的举重若轻，哲人胸怀；以后看了三卷本《杨绛作品集》才知道杨绛早在40年代就写了不少优秀戏剧和散文。 最近听说杨绛先生将钱钟书和她今年的稿酬72万元及今后他们作品稿酬的权利统统赠予母校清华大学，设立“清华大学好读书奖”。作为清华校友，对这事颇感兴趣。经老朋友吴学昭介绍，见了杨绛先生。 早听说钱钟书、杨绛不愿接触媒体，担心受到冷遇，不料一见如故。杨绛、钱钟书都是江苏无锡人，我家乡江苏…     

困难时期南京生活散记

<正>我是年近古稀的退休老人,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保存与自己经历密切相关的各种证件和票据,诸如小学时的成绩单和毕业证书,使用过的粮票、布票和饭票,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看电影的     

琉璃厂文化街与楹联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上小学时,我就常去琉璃厂。每逢假日,约三五同学来这里串书店,有时买些活页文选,很少买书和笔墨,嫌东西贵,主要是逛书店和看古玩。     

忆贺龙元帅看话剧《八一风暴》︾

忆贺龙元帅看话剧︽八一风暴︾□刘云一个难忘的夜晚，作为话剧《八一风暴》的作者之一，江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林敏同志要我陪同“八一起义”领导者之一贺龙元帅看话剧《八一风暴》，以便听取贺龙同志的意见，对剧本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岁月流逝，虽已过去３７个年头，但当年...     

市西今昔话市场

我的人生,和市西路很有缘分;我的成长,也见证了一个大市场的崛起和变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童年的我时常在周末和寒暑假时,和母亲一道乘坐共交车在大西门下车,经过沿街均为木墙人字瓦顶老民房的市西路,再走过香炉桥来到香狮路,母亲有一同事家就住在烟厂后门那棵大皂角树旁的工管校宿舍里。她家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女孩,跟我很是要好,于是市西路便成了我童年常去的地方。记得在90年代很红火的花香村市场、现在的花香上海城附近有个石灰窑,我们一群小玩伴会常去那儿玩打仗的游戏。     

感受黄老

回想我与黄源同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接触确实很一般的。原因是我与黄老在年龄、资历、地位、声望的悬殊,尤其他是省文化系统的领导,我是在新闻单位工作的一名业余作者。要说近距离的接触,获得深刻的感受则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那时我在《东海》文学编辑部工作时,他先是复出参与筹备省文联与各协会重建工作,而后任职省文联领导,兼管《东海》;我任省作协驻会副主席,他任主席。     

怀念应云卫

怀念应云卫夏衍今年是应云卫同志诞辰９０周年,他比我小一点,但他却已经去世２７年了。我认识应云卫是在１９２９年,到他去世的１９６７年,我们相交近４０年。应云卫是中国话剧运动先驱者之一。在２０年代,他开始搞话剧运动时,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虞洽卿办的一个轮...     

李惠堂：两次出征奥运会

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上海滩流行着两句话：听京剧,听梅兰芳;看足球,看李惠堂。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李惠堂所在的球队就已所向披靡,赢得的奖杯奖牌数不胜数。李惠堂曾两次出征奥运会,一次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他作为中国足球队主力球员和队长参加了比赛;另一次是1948年伦敦奥运会,他作为中国足球队教练,率领弟子征战。     

四进联合国 风光各不同——忆十五年的联合国外交生涯

联合国工作的经历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从1972年作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批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到2007年从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岗位上卸任,我分别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先后四次在联合国工作了15年,是迄今为止在联合国工作时间最长的中国人。在国内,我长期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主要工作对象也是联合国。     

江青的上海历史：生活中也像入了戏

蓝苹曾是我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的好友,那时的蓝苹绝非江青。 即使到了50年代,她早已成为毛夫人改名江青,也还不是后来的江青。     

《宫锁心玉》和烂片心理学

陈道明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越看烂片就越要看下去,心里永远在想,非常仇恨地想——我看你到底能烂成什么样?看完以后有一种被虐的快感。"大多数年轻人一时之间可能很难明白这种感觉——在鼠标一点就能看到大量优质美剧的年代,为什么还要甘心受虐呢?事实上,烂片之烂,自有其妙,总有那么一部烂剧,     

背包走天涯——我的上海之行

也许是受张爱玲小说的影响,或者是关于上海滩的电影看多了,虽然与上海没有特别的故事,但上海却成了我魂牵梦萦的一个地方,—直都想去看看。也许时下的上海滩早已寻不见20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半点风情,但我还是执意背起行囊,踏上了上海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