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观三年摩崖石刻《紫云坪植茗灵园记》考

位于大巴山崇山峻岭之中的四川省万源县石窝乡古社坪,有一块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的摩崖石刻,上镌一篇《紫云坪植茗灵园记》(图一)。据初步调查,这是我国迄今保存最完好的,也是时代最早的记载种茶活动的石刻文字资料。大观三年摩崖石刻在万源县西南隅石窝乡古社坪村西北1公里外的苏家岩上(图二),下沿距地面3.75米。字幅长2.36、宽0.84米,共18行,203字,为阴刻楷书,自右至左竖行排列。兹将铭文标点后迻录于     

安徽亳县咸平寺发现北齐石刻造像碑

1965年6月,亳县政校于成平寺旧址建筑房屋,发现砖塔基和残石刻。经清理,出土了北齐天保、河清、天统、武平等年号的石刻造像碑十一件,北宋石棺一具,《砖塔记》一件。安徽境内发现如此大量精美的北朝石刻造像碑,实属少见。现将出土情况和出土文物追述于后。这批石刻出于北宋一座八角形砖塔(直径10米)基下。塔基中间有砖砌长方形地宫,东西两壁作阶梯式向下收口,武平造像     

云南剑川石宝山造像题字二种——新发现的南诏史料之一——

剑川石宝山石窟造像记石刻二种:一、张(?)龙阖家造弥勒像阿弥陀佛像记(丰佑天启十一年);二、元改造像记(无年月)。都是解放后新发现的南     

宋《开州守廨题名记》石刻研究

《开州守廨题名记》石刻2006年出土于重庆市开县故城遗址,系同类石刻在考古田野发掘中首见。2007年曾有对此石刻的报道[1]。一《开州守廨题名记》的内容石刻保存完整,灰砂岩,仅刻文一面打磨。宽161、高68、厚14厘米。碑刻楷体阴文,字迹清晰整齐。碑文直书左行,35行,满行16字,共503字。录文如下(图一):     

广元“释迦文佛”石像浅析

1983年1月,广元县城关豫剧团基建工地出土了一批北魏佛教石刻。其中一尊记有北魏延昌三年(514年)造像题记的圆雕“释迦文佛”石像格外引人注目(图一)。高1.5米,肩宽0.28米,砂岩石质。头饰馒头状的高肉髻,内穿交领襦,外套对襟袈裟,下摆成三角形下垂,呈锯齿状,衣袖宽博,善跏跌坐,手呈说法式。长达82字的完整题记镌刻在石像背面(图二),兹将字体简化标点,抄录如下:     

英德南山北宋摩崖石刻《广东路新开峡山栈路记》考

正《广东路新开峡山栈路记》摩崖石刻在今英德市南山定光室南石壁上,高2.1米,宽2.3米,隶书,凡九百余字,刻凿于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岁月流迁,风雨侵蚀,于今泐损已甚。清道光《广东通志·金石略》即辑录此刻文字,当时已有多字损缺,兹依该刻拓本,并参据是书,释读如下:     

富顺“保障东南”摩崖石刻

富顺县城东南35公里的赵化公社附近沱江边,原普安寨北门的岩壁上,有一处反映李永和、兰朝鼎起义的“保障东南”摩崖石刻。石刻离江岸高约50公尺,雄视沱江。天气晴朗,“保障东南”四个大字隔江亦清晰可见。石刻镌刻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呈匾额状,长约10米,宽约4米,分两个部分。左边“保障东南”四个横排楷书大字,每字约1.5米见方;右边竖书的小字跋文,记载了富顺县以肖镛(即肖云笙)为头子的地主团练武装,充当清王朝的鹰犬,伙同清军在石灰溪战斗中,血腥镇压李、兰起义军的情况。石刻全文如下:(标点系笔者所加)     

大足尖山子发现初唐石刻造像

大足石刻被誉为中国晚期石窟代表作。大足县,唐乾元(758年)始置,石刻的始年历日:“创于晚唐”(892年)。1987年秋,大足文物普查曾建伟组查得尖山子石窟,间有“永徽”(650年)、“乾封”纪年镌记。由是大大提前了大足石刻的上限年,并突破了川东南石窟有纪年的造像     

“知米”石刻、富川人民抗清斗争的见证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新华乡井头湾村后山北麓的“知米”摩崖石刻,是富川瑶、汉人民坚持抗清斗争的历史遗迹。1994年列入县重点物保护单位。在石山的峭壁上刻有横排大楷“知米”二字,每字高1米,宽1．2米,刻于南明永历七年即清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为南明永历王时总督侍郎朱盛浓题书。石刻左方刻有朱盛浓所作绝句四首及序。诗曰：     

“龙门造像”的刀锋

“龙门造像”是指我国北魏时期(公元386——534年)河南省洛阳龙门石窟上的许多石刻作品而言,它们在石刻史上,书法史上都有着光辉的地位。有人从众多的“龙门造像”中选出了二十种,称为“龙门二十品”久负盛名。这二十品中最精采者是《始平公造像》、《孙秋生造像》、《杨大眼造像》、《魏灵藏造像》(以上是造像的简称)等。     

西安阎良新发现秦石刻及相关问题研究

<正>2010年1月,西安市阎良区群众在石川河道内挖沙时发现带铭文的石刻文物。在得知这一线索后,我们派员赴现场察看,后将这件石刻征集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刻发现时横卧于西安市阎良区关山镇东丁村槐园组附近的石川河道内,地理坐标为北纬34°40′22.92″,东经109°19′16.38″,海拔361米(图一)。本文对石刻     

哪惜血与汗 共绘战洪图

1954年的洪水堪称百年未遇.据1984年黄石市水利工作者发现的特大洪水的石刻洪痕表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大水比民国20年(1931年)高1.47米,但比1954年的最高洪峰要低0.15米.1954年5、6月,黄石地区降水特多,江湖水位迅速上涨,形成了特大外洪内涝的严峻局面.据气象记载,4、5两月,黄石总降雨799毫米,为历年同期平均雨量的2.1倍.4月13日至6月5日,南湖水位从17.33米涨到了20.02米;同时长江水位从14.9米越过了22米设防水位.6月又降水524毫米,为历年同期平均降雨量的2.3倍,南湖水位急剧上涨,终于漫过2米多高的黄枫堤.     

广西大事记（元）

元　　初小东江穿山清真寺在桂林修建。这是广西最早的清真寺。至元九年 ( 1 2 72年 )八月初一　梧州地震。是年　《静江府城池图》镌刻于静江府城鹦鹉山南崖壁 ,图高 3 4米 ,宽 3米。石刻绘有山川、城池、兵营、桥梁、渡口、官署、名胜及街道。为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一幅城池石刻平面图。△　贺州秦孟四起事 ,活动范围达昭、贺等 2 5郡。至元十二年 ( 1 2 75年 )十一月　宋权融、宜、钦三州总管岑从毅 ,沿边巡检使、广西节制军马李维屏等 ,至云南行中书省归降元朝。至元十三年 ( 1 2 76年 )六月　元世祖命平章阿里海牙率兵出征广西。七月　…     

文博简讯

最近,在沁县文物馆,陈列了一批北魏石刻造像。这一批石刻造像,是1959年在沁县城北三十公里的南涅水公社南涅水大队村北出土的。从石刻的纪年文字来看,有从北魏永平三年(510年)到北宋天圣九年(1031年)跨越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等六     

陕西乾县又发现一块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石刻

尽人皆知,契丹小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是刻在唐乾陵的武则天碑(简称《无字碑》)上。谁也不曾想到,除此以外,还有一块《郎君行记》石刻。1982年10月28至11月2日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风翥和于宝麟为拓制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曾前往陕西省乾县乾陵公社石马大队第三生产队(即司马道村,俗称石马道村)。11月1日上午,因风大,无法拓制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便在乾陵朱雀门遗址散步。刘风翥突然发现东边石狮后     

少司马坊

钟祥县郢牛镇地区,县第一招待所后院内有一座明代精美的石刻,“少司马坊”,它创建于明万历九年四月,是左兵部左侍郎曾省吾所立,至今有三百八十余年的历史。坊为重檐歇山顶,六柱三门;通高11米;宽9.9米;深中间为2.6米,两边为2.45米;中间门宽4.3米;两边门宽1.6米,坊高四层,横坊的两面有全浮雕精细而别致的石刻,从上至下具有雕刻的内容为凤凰与牡丹、双龙     

磬锤峰森林公园

<正>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皇帝以该峰状似磬锤,将此山赐名为"磬锤峰"。磬锤峰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的高山岗上,上粗下细,形似棒槌,故俗名"棒槌山"。该山上部直径15.04米,下部直径10.7米,高38.29米,连同棒槌底下突起的基座通高60米。山的中部有一棵桑树,名蒙桑(也称崖桑),结桑葚。峰北部300米处有一寺庙,庙内石壁上有摩崖石刻,从北至南依次是:弥勒佛、七世达赖(格桑嘉错)、宗喀巴、五世班禅、不动金刚、米拉日巴、吉祥天     

大足县大钟寺宋代圆雕石刻遗址调查

1986年6月,大足县新石乡长生村九组农民周明泉修建房屋,在大钟寺坡南侧,平整地基约80平方米,挖出宋代圆雕石刻50余身。县文管所得知消息,派员去现场调查,对寺庙遗址进行勘察,造像进行编号、登记、照相及铭刻拓片等工作。这些圆刻石刻为红砂岩石质,石像出土缺头,但身躯保存完好,雕刻精美。造像年代据造像记考察,为北宋咸平至治平年间镌造的(998——1067年),经历70年完成。宋代是大足石刻的黄金时代,在大足石刻有纪元镌记中确无这段时间的造像。因此,这处圆雕石刻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一、大钟寺遗址概貌 大钟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东面距大足至铜梁公路经过的万古镇2公里,离大足县城     

在路上

游览北雪平的最佳方式是乘坐黄绿双色延续100年的有轨电车。Himmelstalund神秘的石刻文字,城里罱色优美的公园和咖啡厅都值得一逛。此外,从北雪平出发可游览瑞典最有名的约塔运河     

辽代“墓志人”之年寿状况及死亡原因考论——以墓志石刻为史料

辽代墓志石刻史料蕴含了较为丰富且十分珍贵的"墓志人"(志主)的寿龄和死因等方面的信息。利用已出土的辽代墓志石刻史料,对"墓志人"的"性别年寿"、"民族年寿"、"职业年寿"、"时段年寿"和"地域年寿"等作出分类比较,并分析造成每一类型"墓志人"年寿"差别"的原因;同时,依据墓志石刻史料所记,对以各类疾病为主的辽代"墓志人"致死原因进行梳理和考探,即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开拓一条深入而细致、微观且具体的研究辽代社会史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