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鲜电信线问题看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

19世纪80年代中叶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0年,正是中日两国争夺朝鲜控制权的10年。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中日争夺朝鲜电信权个案,则是中日在朝鲜展开的一场代理战争,也是19世纪80年代中日朝三国关系的一个缩影。从这个历史个案可以看到,为了赢得控制朝鲜的主动权,维护和扩大各自的在朝势力,中日双方在具体权益问题上采用的都是回避对方、直接与朝鲜进行交涉的外交策略。同时作为权宜之计,又都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对方的立场,对朝鲜施加压力以达到目的。对朝鲜,清政府采用了传统的宗属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相结合的灵活外交政策。对中国,日本采用了暂时放弃与中国争夺朝鲜电信线的架设权和管理权,将获取通信手段放在首位的实用主义外交。这种表面上没有直接对立,水面下却竞争激烈,有时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正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这种关系从甲申政变后开始,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     

《马关条约》第一款有关朝鲜问题内容的形成过程研究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攻占朝鲜王宫并扶植傀儡政权,进而迫使朝鲜废除对华三章程,以及单方面终结对华关系,直到对中国开战后又迫使朝鲜成为其"攻守同盟",使得甲午战争实际上进一步升级为东亚范围的战争。到平壤战役及黄海海战失败以后,清政府被迫放弃了击退日军并恢复与朝鲜传统朝贡关系的战争目标,保卫本国领土遂成为清政府唯一的战争目标。到马关议和期间,中国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已然成为中日双方条约草案中唯一取得共识的内容。甲午战争期间中日朝三国关系变化的上述结果,以及导致清政府战争目标变化的军事进展结果,遂通过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款有关朝鲜问题的内容,成为在近代东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个法律事实。     

清政府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适应初探——以清政府参与俄、朝遣返越境朝鲜人交涉为例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介入了朝、俄关于朝鲜人越境及遣返的交涉,两次派人赴俄同南乌苏里当局交涉,但不久后清政府退出了交涉.清政府介入遣返朝鲜人事务的原因,有维护边境安全的考虑,担心俄国借朝鲜人来蚕食中国领土,同时和朝贡制度的“惯性”也有一定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仍试图维持以它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在作为“外藩之首”的朝鲜身上表现明显.清政府退出遣返朝鲜人交涉,反映了在条约体系的冲击下清政府正在逐渐适应西方国际交往原则和规范.     

甲午战争以前日本的对华协调政策——以1876-1894年的朝鲜问题为例

1876年以后日本政府在新的东亚变局下开始摸索对华外交路线的转变,特别是以1882年朝鲜的"壬午兵变"为契机,多种政策构想逐渐向"对清协调"的路线统一.而这一变化又在此后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等人的协商交涉之中,在甲申政变、天津条约、朝俄密约、巨文岛事件等一系列时局背景的影响下得到发展,最终以联清拒俄、承认清廷主导朝鲜事务、默认清军扩大对朝支配的方式具体表现出来.但由于该路线有其背后阴谋,本身是为其对外扩张服务的工具,再加上当时中日之间的根本矛盾难以调和,结果使其政策在1894年前后迎来了重大变动并进一步引发了甲午战争.     

金允植、鱼允中与“壬午兵变”的善后处理

"壬午兵变"是朝鲜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对朝战略,改变了东亚历史的进程。以金允植、鱼允中为代表的朝鲜人,出于国家总体战略的考虑,为了维持中朝宗藩关系,防范日本入侵,保护改革事业不致中断,精心设计了一个以铲除李昰应为中心的处置方案,并说服清政府成功实施。事实证明,朝鲜人才是筹划处置"壬午兵变"的始作俑者,清政府只是充当了金允植、鱼允中计策的执行者。朝鲜在清政府干涉朝鲜内政、强化属国政策的历史拐点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中朝英请求调停的态度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于日本在朝蓄意挑起对中国战争的行为,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阻止,只是作了形式上的劝告;对朝鲜的多次调停请求予以拒绝;拒绝参与英国倡导的"联合调停",即使是友谊的干涉也不同意;对清政府请求促使中立两国同时撤兵的请求,也予以拒绝。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与其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中朝英请求调停的态度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于日本在朝蓄意挑起对中国战争的行为,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阻止,只是作了形式上的劝告;对朝鲜的多次调停请求予以拒绝;拒绝参与英国倡导的＂联合调停＂,即使是友谊的干涉也不同意;对清政府请求促使中立两国同时撤兵的请求,也予以拒绝。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与其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     

中国的觉醒与甲午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研究综述

中国的觉醒与甲午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研究综述施亚英１８９４年７月（光绪２０年６月）,日本发动了一场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１８９４年时值农历甲午年,故史称“甲午战争”。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１００周年,值此纪念之际,笔者试对我国史学界有关的研究情况作简要综...     

从赵太妃之薨论清政府对朝鲜的名分控制

1890年6月4日,朝鲜赵太妃薨逝。按照成例,朝鲜必须向礼部派遣告讣使,清朝派遣敕使,赐奠弔丧,但因朝鲜屡思自主,企图改变事大礼仪,遂引发"郊迎礼"的礼仪之争。从中朝两国处理赵太妃丧礼的案例,可见朝鲜国王追求自主的企图,欲改动事大礼仪,模糊化宗藩体制的等差位阶,因而请求敕使队伍改由马山浦上岸,并免除向皇帝诏书三跪九叩的"郊迎礼",保护朝鲜的体面。但清政府却欲藉"郊迎礼"的举行,向各国驻朝公使彰明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所以坚持按成例处理,稳固清政府的宗主权。中朝两国礼仪之争的结果,最后还是清政府略胜一筹,成功让各国驻朝公使了解"名分"控制朝鲜君臣的有效性,却让朝鲜君臣更加强了反华意识,埋下日后中朝宗藩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保台抗日英雄吴彭年

腐败的清王朝,在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1894)8月1日至次年2月的短短六个月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大败亏输,旅顺、威海相继失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当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共十一款,其中主要内容是：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     

清末中朝日"间岛问题"交涉之原委

所谓“间岛”,位于图们江以北,自古属中国领土,然其地名为朝鲜人所造,我国无其名。1712年中朝勘立定界碑之后,围绕“间岛”归属间题,朝方不断挑起事端,成了清末中朝两国边界谈判的一个焦点。20世纪初日本接制朝鲜的军事和外交权之后,“间岛”问题被日帝所利用,成为其攫取满蒙许多权益的交易品。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交涉中步步退让,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换取了日帝对“间岛”是中国领土的最终承认。     

宗藩之溃：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派兵条款”形成考析

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中的“派兵条款”,是该约最为重要,也是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款。中方提出派兵权及该条款的产生,起因于撤兵问题,肇源于日本的侵朝野心。日方则坚决反对中方的独有派兵权,李鸿章为此反复调整方案。作为不同的理念和原则,“本有”之权与“均等”宗旨是中日各自主张的依据,反映了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由于清政府做出“非常之让步”,双方最后迅速达成协议,形成双方权利“均等”的“派兵条款”。该条款是中朝宗藩关系在法理上走向溃决的重要标志,为日本启动武力手段侵朝做了法理上的准备。     

宗藩之破：中日《天津条约》第一款朝鲜撤兵问题考述

中日《天津条约》第一款撤兵条款从提出到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甲申政变失败后,日本为将清军彻底撤出朝鲜,谋划和主导了中日撤兵交涉的全过程。日本先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撤兵策略,以双方共同从朝鲜撤兵为幌子,诱使清政府同意从朝鲜撤兵。而清政府正值中法战争,担心日法联手而两面受敌,同时希望借机让日本从朝鲜撤兵,以“转圜之计”的暂撤考量同意共同撤兵。天津撤兵谈判中,由于李鸿章受到伊藤博文避重就轻、软硬兼施等谈判策略的误导,以及倚恃作为宗主国的将来派兵权,在撤兵时间和范围上均做了妥协,且在没有限制日朝条约内日本在朝驻兵权的情况下,形成了尽快撤尽驻朝两国兵弁的撤兵条款。此条款基本按照伊藤要求形成,反映了日本侵略朝鲜的手段和东亚扩张思想,是李鸿章失策的妥协条款。     

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发行的金券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签订了《马关条约》,对日赔款关平银2亿两,约相当于当时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不得不举借外债来偿付。沙皇俄国乘机伙同法国向清政府联合贷款4亿法郎,并运用贿赂清政府要员李鸿章等手段,取得在华开设华俄道胜银行并进而取得建筑、经营中东铁路的权利。     

一个退役上尉与沙俄帝国的崩溃

正俄国1905年革命,被列宁称为是十月革命的预演,是沙俄帝国最后走向崩溃的重要一步。1905年革命的直接导火索,是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没人能想到,日俄战争的爆发,一个小小的退役上尉竟然起了重要作用。俄国和日本的矛盾,直接起源于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胁迫清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除规定承认日本控制朝鲜外,还要清政府向日本割地赔款,包括割让     

韩国华侨的今昔

韩华有过的辉煌发韧期(1882—1927年)韩国华侨称自己为韩华。韩国何时开始有华侨难于考证。1882年清政府派吴长庆将军率大队清军援助朝鲜政府,有部分商人随军行动办军需,应是华侨大批进入朝鲜半岛的嚆矢。是年,朝鲜政府与清政府签订《朝清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华侨得以名正言顺在汉城、平壤、仁川、大邱、光州等大城市经商。1887年,清政府任命吴将军随员袁世凯任“总理朝鲜商务”,袁干练精明,恪尽职守。在他的统领下,华侨商务迎来第一个繁盛时期。韩华们提供了朝鲜国民绝大部分的日用品。他们还在当地开矿务农,从山东引进种菜技术来朝鲜。朝…     

《江华条约》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

《江华条约》是日本逼迫朝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不仅是朝鲜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起点,同时也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起点。日本通过该约第一款,否定中朝之间传统的宗藩关系,为其逐步吞并朝鲜并挑起侵华战争做了铺垫。日本把这一条款当成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法宝,在中日朝关系的所有重大关头,都把朝鲜同与其唇齿相依的中国隔离开来,逼迫朝鲜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直至最后利用该条款挑起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晚清中朝朝贡关系详考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五十多年间,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并未因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和中朝两国国内动荡而中断。朝鲜奉其事大主义,每年都如期向清朝遣节使进年贡和三节方物,且不定期向清王朝遣使谢恩、奏请、进贺、陈慰、陈奏、问安,同时进贡礼物。清政府也按例对朝鲜进行回赐与封赏,以示对藩属的优礼与体恤。这一时期,为应对时局变化和巩固对朝宗主国地位,清政府对维系形式和礼仪上的朝贡关系愈加重视,对朝贡往来的控制也愈加严格。中朝朝贡制度未衰而亡,甚至一度回光返照,极大地凸显了晚清东亚国际秩序变迁的错综复杂性。     

从两则新史料来看晚清时期中国在朝鲜元山的势力

具体到一个城市或地区的个案研究,应该成为进一步深化近代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口与增长点。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1888年中朝《元山口华商新界暂拟章程》,不仅弥补了有关近代中国在朝鲜设立租界史料的缺憾,而且也是反映1880年代中国在元山港势力的一份重要史料。至于1894年聂士成考察朝鲜期间留下的《朝鲜元山海口说》等记录,则进一步反映了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在元山的势力情况。诸如元山港中国势力等具体个案的深入研究,无疑有助于克服中国学界在有关19世纪末中国在朝鲜势力及其性质问题上的"集体失语"现象。     

从《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论晚清宗藩体制之争议

通过分析《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作者认为清政府允许朝鲜开国,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朝鲜与西方诸国通商事务,拟定该章程,而朝鲜却想趁机变通旧制,谋求与西方诸国同样的平等地位。由于礼部暗中阻碍等原因,李鸿章的构想未能全部实现,只能单方面加重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监督朝鲜君臣的权力,但却让朝鲜更想脱离宗藩体制,寻求自主之路。《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的签订,并未真正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反而种下了中朝两国冲突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