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唐太常卿陇西公李宽碑》考释

唐太常卿陇西公李宽碑,记载了碑主李宽的世系、历官及生平事迹,对李宽先祖及后代事迹亦多有涉及,可补史书记载的不足。本文从碑文入手,结合文献记载对碑主姓氏渊源及改移、碑主世系及生平、碑主子孙事迹、碑文撰书者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证。     

达海碑及相关墓碑考述

辽宁省博物馆藏康熙四年“诰封”达海碑、康熙九年“敕建”达海碑及与达海有密切关系的“钮祜禄氏”碑三通。原立于沈阳市东南郊2.5公里处的达海墓地,近人注意时,碑已坍倒在地,几为土掩。1933年,经当时的奉天省教育厅入藏刚刚成立一年的伪满奉天故宫博物馆。     

阿兰泰满汉文合璧碑述略

阿兰泰是清康熙时期著名的满洲大臣,曾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职,雍正时入祀贤良祠。本文在对阿兰泰的满汉合璧墓碑、诰封碑进行转写、录入的基础上,结合清代的其他史料文献,对阿兰泰的生平进行考察,研究其历史贡献。     

从《样式雷诰命碑》简说第五代“样式雷”及其后代在清代皇家园林中的成就

《样式雷诰命碑》全名“《蟠龙纹‘奉天诰命’额雷景修及妻尹氏诰命碑》”,是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第五代传人雷景修诰封碑,原存于样式雷家族墓地,后被北京市海淀区博物馆征集收藏,现借展于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文章以在展《样式雷诰命碑》实物为研究依据,通过其上记录和反映的信息进一步研究样式雷家族、样式雷与清代皇家园林关系、中国传统造园艺术及成就。     

虚实相间:东汉碑刻中的祖先书写

东汉碑刻文献对先秦远古祖先的书写多追溯祖先源头或姓氏由来,虽遵循先秦经典的形式而内容多玄远不经;对秦代和西汉近世祖先的描写强调支系流布,但也未必真实;对服属之内父祖的书写则以官职的高低有无为准,如实书写。碑主身份与祖先描写关系密切,著姓祖先书写简单。立碑者与碑主的关系有时也会影响到碑文内容。祖先书写的知识来源主要有儒家经典与谶纬,私谱与姓氏书,以及当世史籍等。大族兴起与儒学昌盛是东汉碑刻中祖先书写的社会基础。     

清康熙瓜尔佳氏诰封试析

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藏有一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民间收集到的清康熙瓜尔佳氏诰封。这件诰封是康熙帝赐与正黄旗五品官员以上的文告,绵绢本,手卷两端开头有标题,左为汉文,右为满文,满、汉文格式和内容均相同,均为直书。诰封内容为康熙帝对瓜尔佳氏的推恩令,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到康熙帝初期亲政到执政期间发生的几件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实物史料。     

陕西富县博物馆藏北魏隋代造像碑研读

通过对富县博物馆藏北魏隋代造像碑研读,初步分析了图像,发愿文与图像的关系,并探讨、比较了其中雷氏家族造像碑图像的时代风格、特征,认为:尽管姓氏相同,只有将表现形式赋予的主体联系起来,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信仰关系才能合理的重构历史情境。     

明兵部尚书赵炳然夫妇合葬墓

1979年8月,四川剑阁县城郊公社剑公大队二生产队社员在城北卧龙山麓发现明兵部尚书赵炳然夫妇合葬墓。四川省博物馆和剑阁县文化馆对此墓进行了清理。现简报于下。墓室结构和棺椁这座墓的墓向180°。因后期扰乱,墓道的情况不明。距墓室南端15米处立一石墓碑。碑正面阴刻"诰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赵恭襄公之墓",左边阴刻"诰封一品夫人王氏",右边阴刻"贡烈亚夫人杨氏"。墓室前2米左右有一方用大理石刻的墓志(图二)。     

唐《符璘碑》碑主姓氏考

唐《符璘碑》碑主姓氏,碑文作“苻”,两《唐书》作“符”.《金石文字记》对此有议论,定其为“符”姓.《金石萃编》、《陕西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环宇访碑录》等据碑文引录为“苻”.可见此碑主姓氏尚无定论.符璘事迹,两《唐书》俱入《忠义传》.碑文与《传》比较,碑文详而《传》略.欧阳修、宋祁编撰《新唐书》时,是否见过《符璘碑》拓本.未见史载.然《传》所记多与碑文相同,可     

清顺治间《奉旨遵宪蠲免渔课永禁泥草私税碑》及其反映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我们在吴县黄桥乡庄基村一座古庙的宅基旁发现石刻一通。青石质,方座圆首,分碑体与碑座二部分,通高2.06、碑宽、厚0.27米。碑额楷书阴刻六竖行,上镌“奉旨遵宪蠲免渔课永禁泥草私税碑”。碑文楷书阴刻29竖行,满行79字,计1080多字。镌刻于清顺治十七年五月。 碑文主要记述了长洲县陆江、葛华等43名贫苦渔民连名呈告当地豪强私征渔课的情况,苏州府海防厅查询的情况,清地方政府对吴中豪强私征渔税的禁令梗概,以及立石人姓氏与时间。 经查,《奉旨遵宪蠲免渔课永禁泥草私税碑》未收入《吴县志》金石目,也不见于其他文献史料。该碑因年久日深,部分字迹     

任瀚地方史志思想

本文对明代蜀学家,嘉靖八才子之一任瀚的地方史和方志学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他应在明代史学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     

清朝高平乡约碑刻初探

乡约对地方民风的形成具有非同一般的导向作用,高平乡约以碑刻的形式从社会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对当地人进行了约束和规范。其内容有禁约碑、禁凿窑碑、禁赌博碑、禁樵牧碑、禁堆柴草碑、禁娼妓碑、议工价碑等。这些乡约碑刻的内容和类型反映了民间自治的程度和乡约在当地民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灵宝唐《轩辕黄帝铸鼎碑》再议

灵宝铸鼎原唐《轩辕黄帝铸鼎碑》是目前发现研究黄帝文化及中华文明探源点北阳平聚落遗址群最早的碑刻资料。本文结合碑刻、拓本及文献等资料,对阌乡县志中记载的该碑碑阳内容存在空缺字、释读错误等问题,和出现后世补刊谬误以及碑阴刻石文字等情况进行了研究探讨。     

《明史》校记两则

(一)《明史·选举志》卷七十载:“嘉靖八年已丑,帝亲阅廷试卷。手批一甲罗洪先、杨名、欧阳德,二甲唐顺之、陈束、任瀚六人对策,各加评奖。”按:“欧阳德”误,应作:程文德。欧阳德是嘉靖二年癸未科进士(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明史》卷285《儒林传》)。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彭贻孙《明朝纪事本末补编》卷2《科举开设》,嘉靖八年已丑科一甲三名是罗洪先、程文德杨名。《明史》卷285《儒林传》:程文德“登洪先榜进士第二。”李贽《续藏书》卷20《程文德     

第二轮志书姓氏记述的探讨

地方志记述姓氏的主要意义和作用在于反映自然及社会变革,记录各姓氏宗族源流及其人文,为后人寻根溯源及查事寻人提供依据和线索。目前地方志姓氏的记述,大多只记区域内有什么姓氏、各姓氏人口数量及其简略的分布、源流情况等。这种记述方式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舍本求末,没有抓住姓氏内容的根本;二是普遍存在各姓氏人口数量概念含糊、错误;三是记述过简,要素残缺,深度不够,缺乏实际意义和利用价值;四是篇目规格不一、名称各异、统计时间混乱等。因此,第二轮志书姓氏应重点记述三方面内容：一是姓氏及人口数量,分别记述自然姓氏与世传宗族姓氏;二是姓氏分布,分别记述各姓氏分布村庄与各村庄分布姓氏;三是主要姓氏宗族的渊源与分徙以及重要的人文情况等。资料来源主要为公安机关微机户口登记、乡村街道居住地户籍登记、查阅谱牒文献与重点调查采访等。     

道光《新会县志·图说》所载姓氏分布之研究

姓氏是个体的家族系统和血缘关系的反映,也是标记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重要史碑。珠江三角洲地区自秦汉时期以来就是人口迁徙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大量谱牒均有详细载录。明清时期方志也是移民和姓氏文化的重要载体,道光《新会县志》专列有图说,详细记录了新会县各里坊的姓氏分布及其变迁,很好地揭示了清中叶新会县姓氏与宋代罗贵等33姓的关系及其特别关注姓氏分布的社会心理基础,是研究珠三角地区移民与开发历史的珍贵史料。     

姓氏入志浅见

首轮、第二轮修志忽视姓氏入志的作用,造成姓氏记述内容单薄,有的甚至不记。姓氏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姓氏入志对研究历史、寻根问祖、服务经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第三轮修志要重视姓氏入志,加强姓氏入志内容的记述,运用多种途径收集资料,确保姓氏入志内容丰满。     

"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考释

"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2004年7月发现于甘肃省宁县,碑身仅存上半部.残高1.35、宽1.1、厚0.37米.碑四面均刻有文字,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北魏正始元年(504),持节、督豳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豳州刺史山累为孝文帝建寺立碑之事的题记,以及豳州地方官吏的题名,分布于碑阳、碑阴下部和碑两侧;二是碑阴上部隋开皇六年(586)的一个造像题记及佛社成员的题名.此碑吴荭等人有文章介绍其基本情况,另附有碑身局部照片、碑阳和碑阴拓片、录文等内容,并对碑中内容做了分析[1].     

读敦煌《大历碑》札记

本对《大历碑》中的郑王府谘议、碑所记148窟塑绘内容进行了探讨,认为敦煌书P．3608为《大历碑》的抄件,而非底稿。     

刘碑寺造像碑研究

刘碑寺造像碑,是河南现存最大的造像碑,清代金石著录对其多有介绍,但仅限于造像铭文,其精美的造像未有著录和专文介绍,不被世人关注。本文主要对刘碑寺造像碑的现状、造像内容进行详细介绍,并对造像题材、风格以及艺术成就进行探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