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之旨趣与路径

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蕴含了近代中国政学两界应对边疆危机的学术奋斗，也蕴含了近代国人构筑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艰辛实践。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是晚清民国时人“边疆研究”所涉相关机构、制度、人物、刊物、学科及其应用等事实、思想、影响的总和。需要从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中获取前人对边疆建设、边政改良和中华民族整体性建设的卓越见解。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研究应抓住学人和学术两个重要环节，把握近代边疆学术服务边政之主旨，以对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及其应用做出科学评估。     

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近代中国国立大学设置边政学系的考察——从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说起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关于边政学科目设置时间的记述不尽准确。1944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西北大学设置边政学系,是落实汪懋祖和郭莲峰在第四届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所提"积极培养边政人才案"的结果,目的是培植边政人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培植边政人才而在各级学校开设的边政学科目,一定程度上则为边政学在两校的设置奠定了基础。就边政学这一个案而言,是培养人才的现实需要,促进了学科的诞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专业的边疆研究刊物、社团创立,部分大学设置了边政学系等边疆教育研究机构,边疆研究的内容在传承中得到了拓伸,同时也开始了构建近代意义的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尝试。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重视中华民族观念的讨论,是"致用"与"致知"双重社会需求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政府组织与推动的时代特征,表现出突破传统史学窠臼向独立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在研究理念上呈现出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多维视角。     

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殖边督办

“殖边督办”作为一级行政机构,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一个不大却又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近代云南地方史、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从民国初年云南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及边政建设的推行、殖边督办公署的建立、组织机构、治边措施及其历史作用等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该行政机构在捍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土、巩固和开发边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云南边疆“改土归流”的最终完成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推动了边疆与内地政治体制一体化的进程。     

从阿拉善旗专员到军事专员:南京国民政府介入蒙旗地方政治的尝试

为防止日本侵略势力的渗透,南京国民政府创设了阿拉善旗专员制度。因专员在派驻过程中,遭遇层层阻碍,最终被迫改置为军事专员,权责缩减。专员制度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介入阿拉善旗地方政治的首次尝试,其尴尬境地也反映了在缺乏稳定环境与足够控制力的条件下,边疆政治整合所面临的困境。军事专员虽远未实现其设置的预期目的,但客观上有利于加强中央与阿拉善旗地方联系,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边疆主权与统一。     

云南殖边督办公署治边能力剖析

近代以来,云南边疆地区事件频仍,危机深重。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及云南地方政府均注意在边疆地区调整建制,组建新的管理机构,试图强化管理,稳定边疆。民国时期设置的云南殖边督办公署是具有代表性的边疆高级管理机关,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因此,考察该机关在边疆地区处理边务的能力,是总结民国时期云南边疆政策的一个较好视角。     

安南都护府与唐代边疆防御体系的构建及影响

安南都护府作为唐朝设置在南部边疆的重要管理机构,既是维护唐代南部边疆稳定的基石,也是拱卫唐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依持设置在南部边疆的安南都护府,唐朝有效稳定了南部边疆的社会秩序,巩固了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的统治;凭助安南都护府与邕州都督府、南宁州都督府而构建的唐朝南部与西南边疆相互维卫的防御体系,则又为唐朝统治在南部边疆的不断深入提供了保障。安南都护府在唐代边疆防御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总目录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稿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三次研究高潮厉声(4.1)边政研究东汉治羌政策之检讨王伟(1.28)论朱元璋治滇的意义陈碧芬(1.37)民国新疆地方政府对游牧民族的统治政策娜拉(1.48)建国初期统一内蒙古行政区     

一部学术品位较高的佳作——《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评介

张连红博士所著《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已于1999年11月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考察和全面论述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著作。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共分七章,其中第一、二章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并从制度层面探讨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     

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

军管型政区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划类型,不是明代专有的现象,但历代类似性质的政区皆不如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之完善、严密及分布之广泛。卫所制度是在总结以前历代边疆行政管理制度与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贵州都司既是一军事地理单元,又是一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对其卫所的分析是研究明代贵州的基础。     

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以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为例

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在南京建校,经费完全由江苏省截留的"国税"承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进行重新划分,直接影响中央大学教育经费的来源。各方围绕该校经费的来源和数额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博弈。直到1932年8月,中央大学经费完全由中央财政承担,学校完成教育经费层面上的"再国立化"。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的演变,透视出近代中国大学"国立"的政治经济蕴含,以及国民党治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框架中,政治与学术的复杂关系。     

论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制定与调整,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财政体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划分的原则、平衡性及两者的规模比例等方面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较为合理,但这一划分仍有许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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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唯一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本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双百”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为促进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中国边疆研究学科的发展服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设置有:边疆理论研究、边政研究、历代疆域、边疆开发、边疆民族、边务交涉、边疆地理、边界研究、海疆研究、周边地区研究、边疆研究史、新书评介、边疆考察、学术动态等十几个栏目,并不定期设置笔谈专栏,刊登针对学科发展或学者们…     

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

本文从“边疆教育”概念的提出、边疆教育政策的内容、边疆教育政策的施行等三个方面对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进了概要探讨。认为“边疆教育”从政策层面上言是在1935年提出的,由此引发了民国政府边疆教育政策的系列变化,并制定了特殊的政策,设置了特殊的管理机构,进而对边疆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略评台湾学界对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研讨

1987年我曾写过一篇《台湾学界边疆史研究一瞥》,本文将着重介绍1987年以来台湾同行对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研讨。由于手头资料有限,所介绍的近况难以全面,评估也难免是一孔之见。边疆研究中,什么是边疆、应如何作理论上的概括,这是首先碰到的问题。早在60年代初,胡耐安先生在《边政通论》(以下简称“胡著”)中对于“边疆”、“边政”、“边务”的含义作过概述。胡耐安先生如是说: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加紧发动国内边疆民族，积极联络西部边疆及毗邻各国各族支持抗日。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等各项要职的朱家骅在拉拢边民过程中扮演要角，力图扩大国民党的边政事务范围，提高边政决策的学术水平。顾颉刚受邀暂代弟子韩儒林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网罗边疆民族语言专家，努力促进边疆和内地文化交流，构建各族交融一体的新中华民族文化。韩儒林设想提升边疆研究的学术水平，扭转国民党片面强调边民服从中央、忽略了解尊重边民的边疆政策导向。他们的愿望虽未能完全实现，但仍反映了国统区政学精英为团结抗战和边疆开发，合力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态势。     

长白府设置的背景及意义

1860年之后,东北柳条边外地区内忧外患并发。为了摆脱危机,清政府于光绪初年设东边道及通化等县,管辖鸭绿江中游到长白山腹地的广大地区。随着人口日增和边疆危机的加深,加强边政建设,尤其是地方行政设治,成为当务之急。1908年清政府批准设立长白府。长白府设置后,首先完善内治,强化控驭;其次加强对朝侨管理,抵制日本的侵略图谋;最后,招民实边,建设边陲。经过边臣疆吏不懈努力,荒芜略辟,边陲粗安,使清朝在其垂暮之年,力行边政,阻遏了侵华势力对我长白山地区的领土觊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了国家主权。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币政与政治推进

国民政府基于抗战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考量,自法币改革后,在西南边疆积极推行币政,以期实现其政治意图。一方面,基于共同目标与特定利益的考量,中央与地方当局发生多元互动的有效整合,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金融管理,将一直自成体系的西南金融圈纳入到中央金融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政治意图推进和边疆治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币政推行过程中,地方当局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呈现博弈之另态,反映其经济整合之另一侧影。     

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室

南京大学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中央大学时即设有边政系,在韩儒林教授的领导下,专门从事边疆政治的教学与科研。建国后,中央大学改称南京大学,边政系与历史系合并,在韩儒林教授的领导下,部分人员继续从事蒙元史、西北民族史的研究。50年代,高教部为韩儒林教授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元史研究室。以后,该室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点。进入80年代后,在陈得芝教授的领导下,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室除从事蒙元史外,并积     

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本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政府较重视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进行治理,曾组织较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成立若干边政机构,重视发展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与教育。其治理观念与政策既有超越前代之处,也有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