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只适合“被民主”吗？

在一个闷热的傍晚,见识了一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选举。实在感慨良多。     

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

突如其来的绝密会议1968年2月21日,我上班不久,就听到一个绝密的消息,那就是市革命委员会一大批人,昨天神不知鬼不觉地都去北京参加什么会议了。我那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组长,市革     

文革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始末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领导全党尽可能稳妥地处理事件遗留问题．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周恩来领导的落实干部政策的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一大批被打倒的干部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从而加强了党内抵制和纠正文革错误的力量。为最终结束文革准备了极为重要的条件。关于文革后期的这段重要历史,     

“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事件

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理解。今天写“文革”,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说成受害者,鲜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加害于人。本文从北京女中学生的视角,回忆了“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审视历史,反思既往,但愿“文革”这样人为的灾难永远不再发生。     

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

1967年2月23日下午2时许,《青海日报》印刷厂的前门和后门,忽然枪声大作,数百名“八一八”造反派倒在血泊中,酿成文革中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见证人,我应该把这个悲剧记录下来。     

贵阳“文革”第一案——”六·八事件”亲历记

好不容易挤进站台,只见黑压压的人流齐往车门蠕动。我拼尽全身力气,终于从列车窗口钻进了车厢。车厢里早已人满为患,过道上、厕所里、行李架上、椅子底下到处都塞满了人。见此情景,我在心中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北大文革初期见闻录

北京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作为当时燕园中一名学子,《北大文革初期见闻录》一文的作者亲身经历了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讲述了文革在北大发起和发展的过程,其中的一些细节既知者甚少,又能见微知著,对于我们了解那个年代的真实面孔不无裨益。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吗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厌恶见到江青。”这话白纸黑字明白无误地出现在一本很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口述历史”的书中。他这样说,人们能够相信吗？如果这样,谁叫江青当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即便别人提名,毛泽东能批准吗？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一次聚会时,我说：我们作为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     

“文革表演”如何“向母校敬礼”？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文革”那样,短短十年,即留下那么独特的符号。说起红宝书、忠字舞等等,便只能想起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时代的遗存,这些符号已经站稳了历史的脚跟,将会流下去,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了。     

山东文革中的“反复旧”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以王效禹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全省“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简称“反复旧”。“反复旧”,实质上是1967年“反逆流”的继续。历时半年的“反复旧”,不仅在全省造成了新的动乱,而且波及兄弟省,从而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注意。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分山东全省和中央在北京举力山东学习班两条线,解决“反复旧”问题,进而解决山东问题。     

这是个标准的天才故事吗？

一个真实的故事,如果仅仅结束于一个天才被破格录取了,那只能说是天才的悲剧     

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九一三”事件40周年前夕访谈朱永嘉

上海在"文革"10年间的军政关系究属如何?"九一三"事件前后有何变化?朱永嘉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并一直负责写作班子的工作。"九一三"事件40周年前夕,笔者访谈了"文革"期间任上海市革委会常委的朱永嘉,就此前此后上海地区军政关系问题进行了探究。     

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

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前“反动学生”这个词虽也常见于教育系统的内部通报,但真正作为政治帽子、作为正式处分大学生一个案由,只实行于1963年到1966年清理反动学生运动中。到了1966年有些特殊,如果是年初划的、并送劳改了,也就是“反动学生”了;如果拖到文革起来了,到了7月,毛主席下令不许“整学生”,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并指出北洋军阀镇压、     

我所知道的“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事件

3月23日,凌晨的突然任命 1968年3月23日的凌晨,北京卫戍区司令办公室接到傅崇碧司令员冯秘书的电话,他转达第一政委谢富治的指示说,卫戍区团以上干部要在1小时之内赶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林彪、周总理、中央文革的同志要接见大家。     

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

毛泽东关注的“青岛事件”“文革”初期,青岛市出现了中共党组织按照刘少奇的规则和传统做法领导运动和部分青年学生按照毛泽东的指引开展运动的现象,以及二者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其间,发生了三次激烈的交锋,而在第二次交锋中出现的“青岛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1966年6月中旬,中共青岛市委成立了以第一书记张敬焘为组长的“文革”领导小组,确定了开展运动的步骤,又召开了6万人的动员大会,号召将“文革”进行到底。     

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

汶川地震,举世同悲。灾害无情人有情,如果将“文革”时期三次“抗震救灾”与这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对比,不难看出政府执政观念、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进步,因为突发性事件、灾难,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时代的特点。     

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

"贵州事件"的发生和发现由于"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贵州省农村发生饿死大量农民的严重事件,被称为"贵州事件"。1960年2月6日,贵州省副省长、老红军吴实到当时在建的川黔铁路沿线慰问修路民工,到息烽县就发现饿死人现象。次日,在遵义地区副专员何林陪同下,吴实到遵义县的板桥、泗渡后,发现一个大队死了六七十人,有的全家躺在床上     

“文革”中我阻止了一起杀人事件

1967年到1969年,湖南零陵地区（今永州）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武装部,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要趁‘文革’之机,专无产阶级的政,革贫下中农的命,要杀掉一批党员”为理由,在全县制造了大舰模屠杀“阶级敌人”的惨案事件。1967年9月初的一天晚饭后,队里有几个造反派找上门来,神神秘秘地蒯有件关于“抓革命”的事和我商量。当时“炮打”司令部硝烟滚滚,大队党支部属于“炮打”的范围,算下来还是九级司令部,而我是支部书记。但我自己清楚,他们暂时还打不倒我,还要安排我“促生产”。     

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

<正>湖南零陵地区(1995年改为永州市)道县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7～9月间,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519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10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9323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零陵地区特别是道县杀人事件,震动了全省,乃至全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委根据党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地     

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

1966年夏季,文革之风吹遍全国,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到处打、砸、抢、抄、抓,社会秩序混乱至极。1967年1月17日,安徽省2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十条紧急通令:勒令省委、合肥市委、省公安厅、合肥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