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地理观念对早期现代化的阻力

中国古代由于地缘的孤立和中华文明长期居于东亚文明的中心地位,使得中国传统地理观念一直具有浓厚的“自我中心”色彩。这些传统观念在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始后遇到空前的挑战。传统地理学中中国中心观、华夷族类思想和风水观念等渗入社会思潮,沉淀于民众心理,障碍了国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影响了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淡化了国人的危机意识,对早期现代化起了极大的反作用。     

19世纪中叶的中日近代世界秩序体认

19世纪中叶前后,以西力东侵为背景,中日两国的精英分子对剧烈变动的世界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在日本,以洋学家和开明政治家为主体的“开放力量”,初步意识到人类文明“一体化”格局,其国际视野不断扩大。确立了近代外交观念。而同时期的中国官僚士大夫则沉浸于传统世界秩序观之中,难以形成系统的开放思想。直到两次鸦片战争后,方才出现明确的对外开放观念。这说明在对近代世界秩序体认的问题上,两国存在着较大的时间差。     

科学观的歧义与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多重意蕴

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因国人对“科学”含义理解上的不同,对史学是否属于“科学”有不同的认识;也因对“科学”含义广、狭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史学”观;由此造成史学“科学化”进程中观念分歧与实践路向上的差异。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总目录

边疆理论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于逢春(1·1)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李大龙(1·14)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及其启示张云(1·23)古代治边观念的研究内容与主要特点方铁(1·28)“中国世界秩序”观之影响及其与中国古代边疆研究———费正清《中国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读后许建英(1·35)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祁美琴(1·47)“中国”一词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杨建新(2·1)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毕奥南(2·9)10世纪前中…     

帝国风化与世界秩序--清代海外竹枝词所见中国人的世界观

从先秦时代起,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一直主导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于是产生了诸多构想殊方世界的文字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渴望新知的倾向,另一方面却集中体现了"华夏中心论"和"文化中心主义"的传统偏见.这样的观念,至迟到晚清依然没有改变,当时人所作的诸多海外竹枝词,就是一个绝好例证,它们往往是带着这种观念写成,其笔下流露的依然多是想象的成分而非真实.从分析海外竹枝词入手,重新检讨中国世界秩序观从古代向近代转型的问题,于今日顺应世界一体化的潮流极富意义.     

夷夏新辨

“华夏”族群的形成或出现 ,与“华夏”概念的产生当有所区别。族群的形成是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 ,观念的出现与形成标志着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觉。西周时期的“夏”的观念事实上与春秋文献中的“夏”、“诸夏”、“华夏”所指并不一致。西周时期的“夏”所包涵的地理概念是指周人以宗周 (关中地区 )为中心的活动区域 ,并非指中原地区。“夏”所代表的文化族群观念则是指周人与周文化。自宗周倾覆 ,平王东迁洛邑之后 ,“夏”的地理和文化概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自春秋始 ,“夏”与“中国”指中原地区以姬姜为主、居住着大量殷遗的各诸侯邦国。伴随着一统观念的形成 ,此地理文化概念乃逐渐形成为民族认同的“华夏”概念。本文认为周人“华夏”观念的形成 ,不应该否认有其被动的一面 ,从西周的以夏自居 ,到春秋的包容诸夏 ,以及夷夏之分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周人在华夷杂处 ,王室播迁之后所产生的忧患意识。     

论耶稣会士与国际法初入中国

国际法输入中国并非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传统中国以天下观为中心的对外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碰撞和消长的过程。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其著述中介绍了欧洲法律，并将拉丁文国际法著作《法律及神作为立法者》译成中文，开启了国际法在华的星火传播。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是近代中国和外国之间的第一个条约。使西方国际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     

新世界观的形成：东、西、南、北洋的概念流变

东洋、西洋、南洋、北洋,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外域地理的指向统称,此等概念不乏演变,反映出中国人视野在不断望远,留痕了中国人全球观的历史进路。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新世界的看法既是接引域外之学的结果,也是国人与时俱进开放意识的标示。中国传统的“西洋”被解构,原来的“西洋”变成了“南洋”,新的“西洋”重构为更远方的“泰西”;“东洋”“北洋”部分超脱原有地理指称的意涵,而多了些政治文化的内容。凡此种种名同实异,在新陈代谢中国人东西南北洋概念的同时,也形塑着中国人放眼全球的新世界观。从长时段来看,中国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国度,愈益开放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基调。     

以《汉书·地理志》之体例试读《中国风俗论》

《汉书·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地学著作,它为地理学著述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即疆域地理志。《中国风俗论》是我国近代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张其昀的一片文章,它主要记述了民国期间我国的地理风俗状况。文章旨在用《汉书·地理志》的体例模式,对比试读《中国风俗论》,从而了解民国时期我国的地理学著作在继承传统的背景下,吸收西方近代地理学观念后,产生的发展和变化。     

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

有清一代,在自身“疆界”、与邻国疆域关系等问题上,中国与越南、缅甸、朝鲜等邻国往往同时出现两种“疆界观”：一是文化上的“疆界观”,是指在文化归属感上的认同与否,即传统的“夷夏之辨”;二是地理上的“疆界观”,是针对领土、疆域等的现实认知。这两种“疆界观”密切相关,对中国、邻国的疆域变化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在这两方面的认识差异,1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与一些邻国出现了观念上的碰撞,19世纪中期又因列强入侵从碰撞转向交融。     

居廉水墨杂花册鉴考

"居古泉先生是承前启后一位大师,岭南三家初得新技法,合居氏画风影响创出新国画。此册是居氏神来之笔。虽未署款,审定为晚年精品无疑。吾曾见居氏花鸟册不下十余件,但未有及此者,近兄以重金购藏,可宝也。壬申五月、善深。"这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杨善深先生在居廉《水墨杂花册》中的     

夏文明崛起的生境优化与中国城市文明的肇始

夏民族从颖河流域和汾河下游发展到伊洛平原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生境的不断优化而步入了文明时代,建立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二里头王都,从而开启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先河。二里头城市文明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有力地促进了夏文明的跃进。     

新乡市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精品展》的陈列设计

新乡市博物馆搬迁至原平原省委旧址后,利用旧址主楼推出馆藏文物精品展览.其中<馆藏青铜器精品展>在展室面积、展线长度及展室结构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精选青铜器103件,内容分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铜镜三大部分,展示了青铜器在国之礼仪、国之战争及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出新乡市博物馆的文物特色,较好地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民国时期的商会票概论

民国时期纸币发行混乱,呈多元化货币发行的格局,但在各种主体发行的货币竞存中,乡村底层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即县乡纸币,是最独特的一种。笔者有幸参与由戴建兵先生主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县乡纸币卷》的编写,有机会对石长有先生等人收藏整理的民国时期县乡纸币有较全面而又直观的了解,其中经商会注册或由商会直接发行的纸币尤为引人注意。     

《孔子诗论》二则试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第九简反映孔子对德的崇尚。第二十六简则见出孔子 反对隐逸。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in 1958

The author defines satellites primari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mmuting links with the central city or cities. He discusses characteristics of satellite cities and towns and their functions,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location of satellit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Soviet city planning. In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the Russian term gorod has been translated as city, and poselok gorodskogo tipa (urban-type settlement) as town.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生年之发现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向来不为绘画研究者所重视,只因其曾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奉命而举荐王翚（1632-1717年）主绘《康熙南巡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与孙岳颁（1639-1708年）主编《佩文斋书画谱》、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与王原祁（1642-1915年）先后主持《万寿盛典图》而进入绘画史的视野,故其生平资料现存甚少。《清史稿》将宋骏业小传附于乃父《宋德宜传》之后,曰：子骏业,自副贡授翰林院待诏,直御书处,历兵科给事中。康熙四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