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史中梵夹装并非经折装考辨

在我国中世纪所出现的古籍梵夹装和经折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形制,不是一种书籍制度。但在一些学者著述中却把二者不加区别地混同称呼,以为是一种形制,两个名称。例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辞海》,在有关辞条中便称"梵夹装即经折装",或谓"经折装也称梵夹装"。刘国     

关于贝叶

《文物》1986年第6期所载李更旺同志的《古书史中梵夹装并非经折装考辨》辨别清楚二者之不同,同时还说明了以前常与经折装混同起来的叶子装即旋风叶的形制,读后很受教益。但李文中说,"梵夹书是以印度所出的贝多树叶(亦称贝多罗树叶,或称贝树叶)和多罗树叶作为书写材料的。"又说,"贝叶是贝多树叶和多罗树叶的简称。"这一说法不知何所依据。玄奘、辩机所著《大唐西域记》中恭建那补罗国条提到多罗树,说"其叶长广,其     

《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一文读后记

<正> 最近,在《文物春秋》创刊号上读到陈国莹同志《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一文,得知在对天宫寺塔进行维修加固工程中,发现一大批文物,有辽代刻印的佛经、雕砖,明代的铜、石造象及陶瓷器等,十分珍贵。 一、这次发现的辽代刻经与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辽代刻经之不同在于板式和装订方法有变化。应县木塔共发现辽代刻经47件,其中42件为卷轴装,4件为蝴蝶装,1件原为卷轴装改为经折装。卷轴装的板式横长,长度以纸计算,由数纸至数十纸粘接为一卷,四边有单线或双线边框。每卷各纸行数、每行字数基本一致。蝴蝶装的板式为矩形,中间留书口,对     

大随求陀罗尼经咒考古二题

蜀中和长安是唐代密宗流行的重要地区,盛唐以后,玄宗、僖宗因乱入蜀在客观上促进了两地之间佛教的交流。成都出土的"龙池坊"梵文印本中的文字应系印度古文字中的悉昙体;经咒的墨书题记释读有误,"近"应为"匠"字。西安出土的汉译经咒写本,出自唐代北印度高僧宝思惟译的《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西安经咒写本中出现的"庄严"极有可能系写经人的名字。两份经咒一梵一汉、一南一北,相映成辉,为理解唐代中后期持明密宗在两地的流布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略谈拓片的装裱与修复

传拓与装裱是我国独特的传统工艺,本文结合历代传世拓本资料,简要阐述拓片的卷轴装、册页装、古籍装的装裱及装帧形式。并以一幅造像碑的破损旧拓片为实例,论述拓片的揭裱修复方法与修复原则。     

柏林收藏的回鹘语文献及其研究概况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回鹘语文献①包括大约8000件尺寸大小不同的文书残卷。②因此,柏林藏品中的这一部分文献相对其它吐鲁番回鹘语文书收藏品来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些文书残卷中的主要成分是一些卷轴装书籍残片、梵荚装册子残片、不同形式的书籍和木版印刷品残片,③其使用的文字大部分为回鹘文。这种文字的根源,经亨宁研究,将推定于阿拉美(Ａｈｒｉｍａｎｓ)文字。④此说不无道理。只有一少部分用粟特文写成,此种文字是回鹘文的先驱。回鹘摩尼教徒既使用摩尼文,也使用回鹘文。此外还有一些残卷用突厥卢尼文字母写成,⑤…     

唐代的夹版印花——夹缬——吐鲁番出土印花丝织物的再研究

"夹缬"一词屡见于唐代文献,如《唐语林》卷四有"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结";白居易诗有"成都新夹缬"。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亦记有夹缬被子。然而"夹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使用什么样的花版,怎样进行操作,却没有记述。近人偶有论及,或语焉不详,或将印花工艺与印花设备及操作方法混为一谈,依然莫明其究竟。印花工艺与印花工具设备及操作法虽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同一概念。按印花工艺分,有直接印花、拔染印花、防染(防印)     

明内府刊本《灵宝天尊说洪恩灵济真君妙经》

明内府刻本《灵宝天尊说洪恩灵济真君妙经》,梵夹本,每面五行,行十五字。首永乐十八年(1420年)正月初一日明成祖《御制灵宝天尊说洪恩灵济真君妙经序》。次图像两面,即据《经》中所序"灵宝天尊在大罗天上五明宫中,……时有斗中、都水二使者,左执青节,右仗黄钺,侍立帝前。"及二仙     

六世纪中国僧装像之研究——兼说麦积山石窟造像

僧装像在佛教造像中以光头、螺髻、肉髻三种形式出现,包括弟子、比丘、梵天王、辟支佛等的不同身份。本文主要从僧装像的名义及造像仪轨、僧装像的称谓及其内涵两方面对6世纪中国僧装像进行探析,区分他们的不同称谓及示教内涵。作者认为,螺髻僧装像为梵天王,可能包括帝释天,与《维摩诘经》、《法华经》等经中梵天王“帝释天”说系统思想有关,螺髻僧装像为辟支佛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肉髻僧装像为辟支佛,主要与《法华经》等经中的“供养”及法华“四圣”等宣教内容不无关系,与《法华经》“三乘方便”、“一乘实相”、“会三归一”的思想关系不大。     

古书“旋风装”考辨

古书的装帧,从最初的卷子装,发展成为后来的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一直到线装,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每种装帧形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又都有自己的历史,而与当时书籍的制作方法、制作材料以及社会文化,人们对书籍的利用程度等,紧密相关。多年来,书史研究者对古书的卷子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装帧形式的特点,流行时代和演变过程,都有了较为明确的结论。唯有旋风装,由于文献不足,实物无征,所以对它的研究,至今还处在推想的阶段。     

敦煌遗书的再度流失与陆续面世

1920年以后,留在敦煌的敦煌藏文写经,最少有3000卷左右的卷轴本和2000多张梵夹页流失,但却一直未引起敦煌文物界与学术界的重视。虽然这批写本近百年来也在陆续面世,但目前所见卷轴本不过400卷,而梵夹页基本上十数页。继续搜集这批敦煌写卷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明代皇帝、贵妃、公主印施的几本佛经

一、《出相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图一、二) 梵夹本,每面4行,卷首有《如来说法图》,占6面;次为二金刚力士像,占两面。卷中有大小插图40幅,雕镂颇精,不取一般上图下文形式,而为图插文中,颇具宋代风格。其"咒诅诸毒药"面有题款作"优波塞沙福智",当是镂板人名。经后为《劝念<普门品经>记数图》,占4面。末有龙牌一,文云: "当今皇帝谨发诚心印造出」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一藏计五千四十八卷」专为保佑」圣体万万安增延」万万寿消灾保安凡向     

朱泥押尾黄金印 一自梯航朝上国——周肇祥旧藏琉球国中山王嘉庆十五年贺表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藏琉球国中山王嘉庆十五年(1810)贺表,系民国九年(1920)周肇祥旧藏。贺表精裱折装,6折,每折长16.8、宽34.1、总长100.8厘米。楠木板护夹,板上题签“琉球国中山王嘉庆十五年贺表”(图1)。每折3至7行不等,共计292字,落款为“嘉庆十五年九月初十日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灏谨上表”,上钤盖朱文印“琉球国王之印”。     

北京智化寺发现元代藏经

1984年以来,北京市智化寺文物保管所先后从如来殿佛(图一)脏中清理出三种元代藏经,为国内第一次发观,意义重大。现将藏经的版式内容浅析如下。一藩王印本与《普宁藏》藩王印本指的是高丽国王王璋印造的藏经,仅存《付法藏因缘经》一册(图版壹:1、2;图二、四)。经折装,千字文编号"飞"字号,硬黄纸书衣。书品高31.6、宽11.2厘     

遂宁梵慧寺摩崖造像

遂宁梵慧寺摩崖造像彭高泉,庄文彬,刘书林遂宁梵慧寺摩崖造像是遂宁保存较好、特色显著的唐代造像。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０月,笔者两次考察该处,对现有像龛摄影记录,兹介绍于后：梵慧寺位于遂宁城南６０公里处,南距安岳卧佛沟不足３０公里。造像共汁二十龛,上千尊,...     

慧琳《一切经音义》版本流传考

唐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典籍工具书,其网罗古训,音释梵经,摭拾极广,包孕弥富,保存了大量唐代尚存的古书佚文,在整理和研究有关古籍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颇为学者们重视.然关于此书的流传情况,学术界历来说法不一,颇多失实之处,本文不揣浅陋,对此作了一些考证,以就教于方家.     

记赵城藏零本

1976年,山西省博物馆收集到唐代大慈恩寺沙门窥基撰《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一卷(图一)。专家鉴定属"赵城金藏"。《疏》作卷子装,白藏经纸,赤木轴。全卷计二十一张(包括卷首《释迦说法图》),第十八张空缺,共长1028厘米。《疏》卷卷首附装《释迦说法图》一幅,状与赵城金藏     

回鹘文写本《慧远传》残页

1985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第三中学教师乌玛尔同志向我提供了13页梵夹式回鹘文写本残卷。据他介绍,这是鄯善县七克台村一位农民,于1984年9月从村旁古城废墟里发现的。七克台村位于鄯善县东北40公里处,东连戈壁,是古代"丝绸     

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七

释迦牟尼舍弃王位,专心修道传法,为后世佛教僧人作出楷模.后世僧人效之,既出离世俗,则"不干世事,不作有为"(<洛阳伽蓝记>卷2).<遗教经>云:"持净戒者……不得参预世事,通致使命."<梵网经>甚至说"不得国王地上行,不得饮国王水."至于从军征战,尤为僧戒严禁,<梵网经>说"佛子不得军中往来."     

试谈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甲骑具装俑的历史价值

甲骑具装是指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装骑兵,相关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丰富,甲骑具装俑也出土较多。但在唐代,这一现象逐步消亡,出土文物非常稀少。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一批甲骑具装俑数量多,保存完整,最具典型性,对于研究唐代时期重装骑兵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