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北宋入閤仪与文德殿月朔视朝仪CSSCI

"入閤",为唐后期至北宋前期的朝参形式之一,其制始于唐玄宗一朝,历经五代宋初,内涵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至神宗熙宁三年得以废罢。而后,宋廷重新制定"文德殿月朔视朝仪",使五代以来月朔正殿朝参仪制"名实不符"的弊端得到了解决。本文主要以厘清唐宋时期入閤的内涵演变、解读仪制的具体内容为出发点,以期对这一议题作出补充性的研究。     

唐宋御朝班仪制度及其相关典故术语考释

本文以唐宋御殿班朝仪制及其相关术语为中心,就朝参仪制、班朝仪礼与朝参君臣相见礼仪及其相关术语、称谓等进行考释,进而解读这一仪制在唐宋两朝演变的历程。     

辽朝“入閤礼”考论

入閤礼在契丹传统礼仪生活和宗教信仰中找不到任何痕迹,其作为朝谒礼仪的一种起源于唐朝,与当时的内朝制度关系密切。唐末因乱礼阙,皇帝渐废正衙视朝,而入閤日重。五代之后皇帝于每月朔望日御正衙入閤成为定制,入閤礼遂成五代盛礼。辽太宗时期两次行入閤礼的实践,既体现了在辽初礼制建设中对中原五代礼制的继承,也是契丹国家性质转变的外在表现。辽朝中后期,在国家礼制建设日趋完善的同时,由于受北宋及契丹国家二元政治体制的影响,入閤礼废置不行。但是中央官系统中的东西上閤门司却得以保留,成为职掌辽朝礼仪的主要部门之一,在辽朝中后期国家礼仪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辽朝的东、西上閤门司探析

隶属中央官署的东、西上閤门司并不见于传统契丹社会,其设置与唐代的"入閤礼"有关。入閤起初是朝仪的一种,其后閤门逐渐演变为固定的官署。辽太宗会同初年,效仿五代职司机构始置东、西上閤门司,但其职掌并不以"入閤"礼仪为限。检阅史料可以发现,辽朝中期以后,东、西上閤门司的属官、品级及职掌等诸多方面,在对北宋制度借鉴、效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总体上看,辽朝时期的东、西上閤门司虽有不完善的一面,但作为职掌国家礼仪生活的部门之一,在辽朝中后期国家礼仪生活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从唐末入閤礼仪看洛阳宫城相关殿宇位置

唐代入閤礼仪制度,不仅存在施行兴废,其具体仪式空间也存在变动。就唐早中期而言,入閤所依托的常朝制度虽然时或改易,但是仪式地点为内朝的空间特征基本稳定。至唐末迁都,洛阳新出现以贞观殿为中心的前殿(正衙)入閤制度,但这一礼仪空间程式于天祐三年(906年)被取缔,转而另确立以崇勋殿为中心的内朝入閤制度。经对贞观、崇勋二殿位置之考证,可知天祐三年洛阳入閤之仪式空间,正衙、内朝殿南北贯通,但并非与宫城中轴线重合,而是处于此轴线之西侧。这对审视唐末洛阳实际政治空间格局、唐两京都城空间的对比研究等,提供了新的参考视角。     

北宋元丰后的内廷朝参制度

宋代的朝会,包含朝参与听政两个主要部分。朝参,是文武百官日常拜见君主的一套礼仪活动。神宗朝推行的朝参改革,一方面扭转了北宋前期朝参制度中虚实交叠的错综局面,有效缓解了糅合正衙朝见的旧体制与内殿起居的新趋向所带来的诸多弊病;另一方面,也奠定了元丰以后至南宋时期四等朝参的基本格局。元丰官制改革是朝参改革得以顺利推行的基础,基于等级体系所发生的结构性转变,元丰以后,等级安排以注入职掌的职事官为重心的趋势更为明显,朝参的务实性也得以增强。徽宗时期以编修礼典为契机,对朝参制度做了一定的调整,如进一步整合内廷与外朝的朝参形式、更改六参的频度等,这些变化也影响到南渡以后朝参制度的发展。     

葛陵楚简历日"癸嬛"应为"癸巳"解

新蔡葛陵楚简<寻阝>郢之岁夏夕之月的历日"癸娠"原释为"癸亥",与根据简文推知的该年八月朔丙辰或丁巳相矛盾.据文献记载,"嬛"与"巳"均有复返义,结合筮占的择日习惯等,可认定"癸嬛"为"癸巳",是当年的巳月巳日.     

况钟在苏州的遗迹

况钟(1383～1443年),字伯律,江西靖安县高湖乡崖口村人,二十四岁时被靖安县知县俞益选拔为礼曹,九年后,由尚书吕震推荐,明成祖任命他为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升任仪制司郎中。在礼部作了十五年京官。明宣德五年(1430年)七月,况钟任苏州知府,一     

西汉长安的丞相府

西汉长安丞相府的位置在未央宫东阙之外,府中设有百官朝会殿,供朝廷举办各种形式的"集议"以及上计、举谣言和习肄礼仪等大型活动,是周代外朝的遗存。相府采用"四出门",与皇家宫室宗庙陵园的布局形制相类;其内外以府门、中门、閤及所属垣墙分为三个区域,府门有阙、署,无塾、阑,不设钟铃、建鼓,东西门各有长史驻守。中门内为相舍,设有正堂、庭、后园与诸曹吏舍,黄閤之内为丞相燕居听事之地。     

邓名世与《古今姓氏书辩证》——兼谈宋代姓氏谱牒学的发展

郑樵<通志·氏族略序>在论及姓氏谱系之学的历史时曾做出这样的判断:"姓氏之学,最盛于唐",但他认为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受郑樵此说影响,学者亦多认为五代以后的姓氏谱系之学与前代相比已经式微,后继乏人.然而事实上,入宋以后,姓氏谱系之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一书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敦煌文书S.529《诸山圣迹志》所见淮颍水道交通

敦煌文书S.529《诸山圣迹志》记载了五代时期敦煌僧人巡礼全国所见"圣迹"。根据其中记载汴州入淮行进方向、里程,认为其所走路线是淮颍(蔡)水道,并非传统大运河通济渠段,文书中所载汴州到寿州一千里也符合事实,可勘正《元丰九域志》记载汴州至寿州九百里之误。根据汴州入淮水路的变化,也可以证明唐末五代时期南北交通的变革,淮颍(蔡)水道逐渐成为和通济渠同等重要的南北交通要道。     

讀《里耶秦簡(壹)》札記

《里耶秦簡(壹)》簡8——197■字應隸作"結",釋作"給";簡8——1345和簡8——2245的綴合值得商討;簡8———345可以和簡8———806拼合,復原"九月癸亥朔庚辰守府賢受少"。     

清朝卤簿仪制及避暑山庄外八庙卤簿初探

<正> 卤簿仪制是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体现其地位、尊严以及防护需要而建立的一种礼仪制度,它是绵绵数千年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和象征。清朝卤簿仪制在沿用、继承历代卤簿仪制的基础上,产生确立了自己的、具有独特民族色彩的卤簿仪制。避暑山庄及其周围的皇家寺庙曾收藏有清代卤簿。通过分析研究这些卤簿的使用及贮藏,以求从一个侧面反映避暑山庄及皇家寺庙在清代历史上的作用。     

柴窑真是“薄如纸”“声如罄”吗——五代天青釉钵盂遐思

<正>一个偶然机缘,笔者见到一件口径较大的钵盂。经过多方面探究后,才知道它产于五代时期,其釉色被称为"天青釉"。提起五代的天青釉瓷器,自然会联想到千古之谜的"柴窑",不由     

曹魏“改正朔、易服色”考

"改正朔、易服色"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曹魏的"改正朔、易服色"正是这一传统在汉晋之间发生变化的重要环节。魏文帝曹丕的"改正朔"不改历法而定服色、牺牲,奠定了由"禅让"所建的新王朝跟由"革命"所建的新王朝的不同的传统,即改历法与改服色可以不同步。此后,魏明帝"改正朔"恢复了历法和服色、牺牲同步改易的秦汉传统,这也是明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众多措施之一。魏晋禅代后晋袭用曹魏的正朔与服色,则奠定了中古"改正朔"的另一种更为现实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后的中古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只是限定在跟名分有关的领域内。     

甘肃宁县发现后周买地券

1991年夏,我馆在清理库藏文物时,发现一件五代后周买地券。该券原出处未详,今简介之。该券红褐色,石质,略呈方形,长38、宽33、厚5.6厘米。券文完整。自左至右竖行楷书,阴刻,共12行,满行13个字,全文142字。录文如下(图一)。维大周显德二年岁次乙卯十」二月乙丑朔二日丙寅亡人刘□」合为身亡(冖且)于宁州定安县神」福乡庞村人户张敬思边买得」(门卦)地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两件僧伽造像

正僧伽,西域何国人,唐龙朔初年入中原,在泗州一带弘法,后被中宗迎入内道场,景龙四年(710年)坐化于长安荐福寺,归送泗州,起塔供养川。其后僧伽信仰渐盛,延续至明而不绝。已发现最早的僧伽造像是元和十三年(818年)四川安岳石窟西禅寺中的"三十二化"僧伽和尚龛像~([2])。此后,僧伽的形象常见于石     

《苍颉篇》“霸暨傅庚”试解

阜阳汉筒《苍颉篇》中有"霸暨尊庚"一句,根据北大汉简《苍颉篇》应校正为"霸暨傅庚",水泉子汉简《苍颉篇》中也有相关内容。"霸暨"同暨霸,文献通作"既霸",此即俞樾、王国维等人所考证的古人对不同月相之称名。月相"四分说"失之粗疏,若细分之,则每月至少有初吉(朔)、哉生霸、既生霸、旁生霸、望、既望、哉死霸、既死霸、旁死霸和晦日十个月相。"傅庚"即伏庚,傅通伏,文献通作庚伏,指一年中最为暑热的伏日即三伏,因其首日均从庚日起算,故名。     

读江苏徐州新出土“太原王公德政碑”

江苏徐州新出土的"太原王公德政碑",记载了后周王晏因立军功被授予武宁军节度使之事以及其在任期间的功绩。碑记为讨论五代时期的封户、崇武倾向等问题以及还原五代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     

联合国军战俘：志愿军把我们当朋友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给了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沉重的打击,捕获了大量俘虏。这些俘虏除在火线陆续释放了一些、被美军飞机追杀炸死了一些之外,大多数都被转运到了朝鲜北部山区的碧潼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本文作者,老志愿军战士黄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