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国家疫病祭祀中的鬼神观念

镇花祭、道飨祭和疫神祭是日本古代国家神祇祭祀体系中的与疫病有关的祭祀。本文主要是分析这三个祭祀中蕴含的与疫病有关的鬼神观念。镇花祭体现了日本传统的"神作祟"观念,道飨祭是一个混合了中日两种文化因素的祭祀,一方面其思想依据是鬼魅、特别是中国的疫鬼观念;另一方面,道飨祭对于鬼魅的态度并非中国式的暴力威胁,而依然采取日本原有对待神的恭敬态度。疫神祭中的"疫神"则是把中国的疫鬼改造为日本式的"神",纳入日本原有的神祇信仰的话语体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疫病祭祀的角度对三个祭祀进行整体把握,发现道飨祭和疫神祭的鬼神观念均来源于中国的"疫鬼",以及日本原有的"神"观念对中国的"疫鬼"观念的改造,从而形成国家的神道祭祀中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共存的状态。     

铜器铭文所见白狄中山的天命鬼神观念

"天"字在中山王器铭文中频繁出现,为探寻白狄中山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提供了殊为可贵的材料。铭文中反应了"天"赐忠臣的缘由、白狄中山的祭祀对象以及祭祀方式等。最后我们认为白狄中山的天命鬼神观念源于华夏文明的同化。     

释"帚"

根据卜辞中"帚"参与战争、主持或参加祭祀、处理商王交办的事物、接受祭祀、与天帝或去世的商王交往、(灵魂)进入冥界等内容, 结合民俗、古代文化和造字表词依据等,可知"帚"是能与上天鬼神沟通的巫觋,而其中女巫则是周代宫中世妇的前身.     

郑州商城铜器窖藏坑性质辨析

关于郑州商城发现的三处商代铜器窖藏坑的性质,学界存在"祭祀说""动乱说"等争议,且论证简略,亟待进行深度辨析。考古发现的古代铜器窖藏坑性质一般可分为动乱类、祭祀类、陪葬类、仓储类等类型。郑州商城铜器窖藏坑性质之"动乱说"疑窦重重,埋藏状态与动乱类窖藏坑的紧急处置态势并不相符。从窖藏坑方位、地势环境、埋藏成因和程序、礼仪活动等方面综合分析,三处窖藏坑与祭祀类窖藏坑的特点颇为符合,应是商王基于尊神和以地通神的思想意识、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之后把青铜礼器瘞埋地下所致。祭祀的对象很可能就是城垣与护城壕,即后代的"城隍"。商王多次举行城隍之祭的原因与商代中期社会动乱、自然灾害频发、国势衰微有关,祭祀的目的是祈求鬼神保佑商都乃至国家的安全。     

诗言志观念的雏形——《尚书·尧典》“诗言志”浅探

《尚书·尧典》是"诗言志"最早的文字记载,显现了春秋以远先民的诗歌创作观念,其内容始初应当与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社稷的活动有关,这是"诗言志"观念的最早孕育。     

有选择地恢复传统年节祭祀

祭祀活动根源于鬼神信仰,本质上是将人际交往礼节实施于观念中的人神之间。然而,由此形成的祭祀文化,则完全超出了人神关系。陆游诗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家祭本是常规     

从《岭外代答》看宋代中国南方民族的鬼神观念——以广西民族为考察中心

透过《岭外代答》中的零散记载,以广西作为中心考察点,可以窥见宋代我国南方民族的鬼神观念比较盛行,从日常生活到宗教祭祀活动中都印下了浓重的鬼神观念的色彩,其表现形式多样,包括自然物人物的鬼神化、鬼魂存在的想象、占卜和巫术的盛行等。     

秦汉时期的祝官

秦汉时期的祝官属于奉常官系统,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处于中下层,是具有一定神秘色彩的宗教性官员。《二年律令·史律》提供了祝官培养和选拔的宝贵材料,是知在秦汉时期,祝官通常由太祝令、丞以及员吏、冗祝、祝五更、祝学童等人员构成。从文献记载来看,秦汉时期祝官的职事以祭祀鬼神为主,在祭祀礼仪中具体负责迎送鬼神、念诵祝词、献祭等,另外还包括为国君本人祭祀以求福免灾,或者帮助国君抵御来自臣下和民间的祝诅等。     

北大秦牘《泰原有死者》考釋

北京大學藏秦代木牘《泰原有死者》是近年公佈的一份珍貴出土資料,它以復生者口吻講述了死人的好惡及地府冥界中的價值取向,對於研究秦代的婚俗、喪葬、祭祀、死後世界及鬼神觀念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着重分析了如下內容:死而復生者的身份認定及女子的婚姻歸宿,死人的財富觀念及黃圈的象徵含義,古人的魂魄觀念及形"魄"拘閉地府的認知,鬼神亦須飲食的祭祀理念及後世道教的天廚、地廚觀念,强調以故衣殮葬及其背後隱藏的薄葬用意,以揭示秦漢時人的宗教信仰和民間習俗,期望有助於理解這篇牘文的深層含義。     

从三教合流到批佛辟道:论张载对儒家宗教观的建构

三教合流后,佛教和道教的地位日益上升,儒学地位日渐衰微。为了复兴儒学,北宋时期的理学家张载以气为本体,批判佛教和道教中对于轮回、鬼神的解释。通过太虚与气之间体用不二的关系,建构了儒家天道本体。与传统儒家宗教观不同,张载以气化实体论建构的儒家宗教观摆脱了鬼神、天命对于人性的束缚,从礼制的角度证明了祭祀的合理性。总之,张载对儒家宗教观的建构,促进了儒学在北宋时期的复兴,推动了理学体系的建立。     

齐家文化祭祀遗存的初步研究

齐家文化发现的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主要有祭坛、祭祀坑、石圆圈遗迹、居址内火烧、涂抹和摆置现象，还有卜骨、特殊场合使用的砾石等。通过对这些祭祀遗存的辨识与初步研究，我们认为齐家文化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祭祀系统，注重对祖先神（人鬼神）的祭祀，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祭祀活动；动物在祭祀仪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砾石或为特定场合祭祀活动“通灵”的媒介。齐家文化既参与了以夏、商王朝为主的祭祀仪式和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也影响了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以降氐羌族的宗教观念。     

论朱熹建构鬼神理论的必然性

朱熹是宋代一位具有科学思想的理学家,但科学思想却没有使他走向无神论道路,反而使他接受鬼神,并建构了鬼神理论。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断之为倒退落后,如果对朱熹"了解之同情",则能理解他建构鬼神理论之苦衷。四大因素迫使朱熹建构鬼神理论:一是现实中的"鬼神"现象必须得到解答;二是儒学典籍中的鬼神之事无法回避;三是必须应对佛道鬼神论的挑战;四是道统的合法性辩护。     

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考释

北京大学藏秦代木牍《泰原有死者》是近年公布的一份珍贵出土资料，它以复生者口吻讲述了死人的好恶及地府冥界中的价值取向。对於研究秦代的婚俗、丧葬、祭祀、死後世界及鬼神观念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着重分析了如下内容：死而复生者的身份认定及女子的婚姻归宿，死人的财富观念及黄圈的象徵含义，古人的魂魄观念及形“魄”拘闭地府的认知，鬼神亦须饮食的祭祀理念及後世道教的天厨、地厨观念，强调以故衣殓葬及其背後隐藏的薄葬用意，以揭示秦汉时人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期望有助於理解这篇牍文的深层含义。     

东汉荧惑图像考

正目次一"荧惑"榜题考释二"荧惑"图像分类三"荧惑"图像组合及其意义四荧惑化童儿造谣言之说五荧惑之精为"风伯"释疑六结论秦以降,日月与五星一直被视为神而受祠祭。《汉书·郊祀志》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百有馀庙。"可知秦统一后,在关中建祠立庙祭祀日月星辰     

商代的拜祭与御祭

一商代的拜祭二商代的御祭商代崇尚鬼神,祭祀频繁。《礼记.祭义》: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根据殷墟甲骨刻辞的记载,商代的重要祀典除岁祭外,还有拜祭与御祭,二     

辛丑玉牛贺新岁

牛是中国农耕时期重要的牲畜,其忠厚老实、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优良品质,使之成为人们亲密的伙伴之一。远古时代,牛不仅要耕种养民,载重赴远,而且还是祭祀天地、山川和鬼神的牺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佤族·剽牛祭木鼓

佤族笃信万物有灵,认为鬼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木鼓乃佤族人崇拜的神圣之物,是佤族的象征,他们认为木鼓是"通神之器"、"通天之鼓","生命靠水,兴旺靠木鼓"。因此平时不能乱动,只有祭祀报警和节日喜庆等重大集体活动时才能敲打。佤族还崇敬牛,牛头象征财富、吉祥。"剽牛祭木鼓"是佤族最大的宗教活动,每逢重大节日时举行。这是对主宰一切的天神的最大尊敬,可以得到他的保佑。     

汉代墓地祠堂研究

两汉时期,墓地祭祀普遍.《论衡·四讳》记有:"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汉书·朱邑传》亦载:"起冢立祠,岁时祠祭."帝王陵墓建有陵(祠)庙,另有寝殿、便殿等设施,其他等级墓葬则修建祠堂以供祭祀,渐成风气,"广种松柏,庐舍祠堂"(《潜夫论·浮侈》)、"中者祠堂屏阁"(《盐铁论·散不论》)、"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汉书·龚胜传》).祠堂还有享堂、食堂、斋祠等名称,随着推广普及,其作用也得到延伸,蔡邕在《郡掾吏张玄祠堂碑》中即言:"先考积善之余庆,阴德之阳报,乃于是立祠堂,假碑勒铭,式明令德,以示乎后."[1]关于汉墓地祠堂,已有较多研究成果,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汉墓地祠堂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浅析汉画像石关于祭祀仪礼中的供奉牺牲

浅析汉画像石关于祭祀仪礼中的供奉牺牲李国华汉画像石是汉墓、祠堂、阙等为死人服务的建筑中刻绘图像的石质建筑材料及画像石停的特称。汉墓,汉代人称之“千万岁室”①;石椁与汉墓具有同等效用,是死者灵躯安附的天堂;祠堂是“鬼神所在,祭祀之所”②;阙则为“天门”...     

古玉精灵 礼法天地 武汉博物馆藏玉礼器赏鉴

<正>古玉中的礼玉在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承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我国近8000年的玉器发展过程中,人们最早注重的是玉器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出于对大自然的崇拜,玉和巫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玉被赋予某种神秘的力量,有着沟通天地鬼神的灵性,被用来作为部族的图腾物及部族首领的象征,并在祭祀天地、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