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姚鼐的史学思想

姚鼐是清代桐城派的集大成者。虽以诗文名天下,却在所作笔记、传记以及文集中,蕴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纵观姚鼐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讲天命、更重人事的天人观;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直书观;为人物立传"当以贤能"的史传原则;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史学方法论。     

原经：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

“六经皆史”说井非章学诚始倡,却被他特别强调,是他学术理论中的重要命题。本文认为,章氏“六经皆史”说并非贬损经的地位,相反,而是借重史学“道不离器”的传统,矫正心学的积弊,恢复经学的本旨。“原经”成为章学诚毕生追求的学术目标。     

“知难”挑战下的阐释:章学诚解《诗》考论

章学诚一生治学处于"知难"的挑战下,而不被时人理解。在此心理事实基础上,针对考据学派、义理学派和辞章学派的解《诗》理论,他建构出以兴象和诗教解《诗》思想。包括重视《诗》的情感性和形象性;以《礼》约《诗》,设身处地的理解《诗》产生的时代语境。最终实现合考据、义理、辞章为一家的学术理想。章学诚的这种解《诗》思想以明道的角度,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源流意义,贯彻了与之相始终的"六经皆史"的学术思想。     

钱穆的学术史方法与史识——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

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最核心和基本的。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科)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读书当论道”还是“唯其真而已”?——清儒关于伪《古文尚书》废立的争论及困境

清儒关于《古文尚书》的争论大体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一为"真伪",一为"废立"。现代的研究者站在"文献学"或"史学"的立场,需要关心者只涉及"真伪"问题。但对清代的儒者而言,"真伪"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古文尚书》在儒学系统中的价值,因为在这个考据层面之上,还牵涉一层义理的问题。清儒大体公认《古文》虽伪却义理纯美,因此应当如何在考据与义理两边取舍——或以"伪"而废,或以"正"而立,成为他们长期争论的一个难题。"义理"基本已经淡出现代学术的关怀,惟其如此,如果能够将现代"史学"或"文献学"的回溯逻辑暂搁一旁,转而深入清儒因"义理"而来的关于《古文》"废立"的困境,那么通过这场伪《书》废立的争论所折射出的清代汉学(考据学)的思想史意义,也许就不再是其作为现代学术的源头活水,反而是它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巨大断裂了。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论《十七史商榷》的“经世”意识

清初倡导的实学仍为多数乾嘉学者所继承,但其内涵以及分析视角则有所变化。由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乾嘉学者已不可能像清初那样高扬"经世致用"旗帜,但其著作中不乏"经世"内容。王鸣盛代表作《十七史商榷》虽以考史为重点,但并未放弃史学的基本功用,其考据注重涉及国计民生方面的内容,评论历史人物、事件也从社会现实出发,折射出强烈的"经世"意识。     

宋代历史考据学的兴起及其发展演变

宋代学术以理学为特色,与之相应,在史书的修纂中形成了义理史学一类,以孙甫《唐史论断》、范祖禹《唐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等书为代表,主张在史学中以微言大义为旨,不太重视历史事实的考据.     

桐城派与《清史稿》的编修

民国初年桐城派学人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入史馆参与编修清史。他们久居史馆,主修列传,辅以书志,为成一代名史而兢兢业业。他们将"辞章、考据、义理"与"才、学、识"相联系,在编修清史过程中注重史料的搜集、运用,追求史事真实,在文辞上颇守家法。他们所修史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未被《清史稿》收入,但不能抹杀他们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宋代考据史学三题

宋代以前 ,历史考据学有一定的发展 ,但并不成熟不系统。随着唐宋之际思想领域里新儒学思潮的兴起 ,史学流派也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 ,那就是义理史学和考证史学的发展。其中 ,考证史学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 ,获得很大的发展 ,成为宋代史学一个值得注意的领域。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或论文出现。“疑古与考据”、“国史与考据”、“笔记中之考据”三个方面是宋代考证史学的三个有突出成就的方面 ,分析这三个方面 ,对于加深理解宋代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通变与励进

正当前有学者动辄以学术研究无涉"近功"和"名利"为名,批判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在他们看来,趋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与社会大众"急功近利"的风气互为因果,不可避免地给史学的成长带来消极影响。作为应对,这些学者主张学术与经世分离,惟强调"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显然,依据该立场,历史学的"经世"与"成长"为一种矛盾的关系。本文拟透过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尝试对此观点作一回应。两百年来,A中国边疆研究先后形成三次高潮:清朝中后期以"西北史地学派"兴起为契机,促发了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抗日战争时期以"边政学"之倡议为标     

凌廷堪考据学发微

凌廷堪为乾嘉中后期一位颇有影响的考据学家。本对其学术宗旨和治学成就进行总结和阐述,这对于研究乾嘉考据学尤其是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和特征都具有重要意义。凌廷堪在治学宗旨上主张事必求是,重在由典章制度以通其道,既专精于礼学又博涉旁通。在义理之学上继承戴震由考据以通义理的治经宗旨,并在发展戴震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以“礼”代“理”说。     

驳章学诚“戴震不解史学”论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乾嘉学术的两座高峰,戴氏以典籍考证著名于世,章氏以史学理论自矜于时,二者学术路径不同,旨趣有别。而章氏以"戴君不解史学"攻击考证学派,引出了一个令后人长期争议的话题。通过对戴震著述的全面探讨可以考见,戴氏不惟甚解史学义例,而且在方志、家谱及史料考证方面成就颇多,在清代历史考证学领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历史理论与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沿和创新

为纪念《史学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缅怀白寿彝先生创办《史学史研究》的业绩,学习白寿彝先生的办刊思想,总结过去,开辟未来,本期特辟专栏,发表下面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在总结白先生办刊思想的基础上,所论各有侧重。易宁教授重点对历史理论、外国史学等栏目的编辑提出了看法,指出要在国际学术的视野下,研究学术前沿的动态和热点问题,通过对传统学术的扬弃,实现学术创新,表现出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汪高鑫教授从重视理论探讨、加强综合研究、倡导优良学风三个方面,谈到白先生对《史学史研究》工作的指导,认为这几点对开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周文玖教授从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的视角,论述《史学史研究》对史学史学科建设做出的贡献,并对《史学史研究》的特色进行总结。《史学史研究》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者的共同的家园。把《史学史研究》办得更好,是对前辈学者开辟这个家园的最好纪念。     

李文田与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

中国近代史学有着强烈的"经世"色彩,西北史地研究的勃兴便是突出表现之一。晚清西北史地学后劲李文田(1834─1895),撰述有《元秘史注》、《双溪醉隐集笺》、《朔方备乘札记》等行世,一生著作颇丰,其首先注解《元朝秘史》更受到学林瞩目。李文田与当时史地学者过从甚密,其在西北史地学上的成就是晚清经世思潮和乾嘉朴学方法的融贯,是清代学术的逻辑发展。在西学东渐和学术转型的浪潮下,以李文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也随分科治学而走向终结,同时亦为近代史学和地理学留下了丰厚遗产。     

超越战后日本中国史学模式的谷川史学

奥崎裕司氏在大作《从中国史到世界史——谷川道雄论》(1999年 6月、日本汲古书院出版 )对谷川史学给予了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笔者三年来一直追随谷川先生问学 ,亦有意于向我国同行介绍、宣传谷川史学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此仅就谷川史学是如何超越日本战后中国史学模式这一论题谈几点个人看法一、探索中国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两次超越本文所谓战后日本中国史学 1模式 ,指 1945年特别是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 ,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学术风气。所谓超越 ,即跨越流行思潮而达到更高层次的行为及其结果。概言之 ,战后日本中国史…     

“古人之遗意”与章学诚的史学革新论

正在中国史学史上,章学诚是最具变革精神的史家之一。他先于梁启超、章太炎等近代学者一百余年就中国历史的编撰形式提出革新的主张,有些见解至今依然可谓不易之论。关于章氏的史学变革主张与思想,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讨论。一方面指出他在史书体裁体例、内容铨配以及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具体见解,重点阐扬其不拘常例、寻求变通的学术准则;另一方面探讨其某些思想和观念(例如"六经皆史")在其探究史学变革过程中的意义。~(1)然而,这些研究所遗颇多,章氏许多治史理念     

论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教育

史学价值观是人们对史学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价值观以资治、教化、畜德、明智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标,并形成了以"不隐"为原则、以"书法"为追求、以史经世的史学价值实现模式。这使古代史家普遍具有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并成为历史教育主体。从清末开始,中国史家从内容、目标、方式等方面对古代史学价值观进行了更新与改造,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现代史学价值观。新历史考据学派重考据轻致用,以"求是"为目标,以学用分割为特点;马克思主义学派注重"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战国策派等重视史学的社会效用,以学用统一为特点。史学价值观的分歧反映出史家对求真与致用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教育的态度。主求真者对历史教育态度消极,坚持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二分法,造成了史学小众化,使史家在历史教育中缺位;主致用者为各自目的积极投入历史教育,推动了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但也存在以用害史的弊端。为推动历史教育健康发展,史家应成为历史教育主体,坚持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并摒弃精英意识,树立大众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