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正误二则

<正>1.中华书局2016年修订本《辽史》卷72《义宗倍传》(第1333页):"义宗,名倍,小字图欲,太祖长子,母淳钦皇后萧氏。"按:此处义宗耶律倍生母非淳钦皇后萧氏。《辽史·韩知古传》:"太祖平蓟时,知古……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同书卷1《太祖纪上》载天复三年(903年):"冬十月,引军略至蓟北,俘获以还。"《资治通鉴》卷264天复三年:"阿保机遣其妻兄阿钵将万骑寇榆关。""阿钵"即《韩知古传》之"欲稳",则韩知古被淳钦皇后兄俘     

《辽史》勘误一则

标点本《辽史》卷十六《圣宗》七载:“(开泰七年闰四月)戊午,吐蕃王并里尊奏,凡朝贡,乞假道夏国,从之。”在这里,标点者认为,并里尊是吐蕃王之名,故称“吐蕃王并里尊”。我认为,这种标点法是错误的。     

《辽史》、《金史》评议

元修《辽史》、《金史》,后世赞毁不一,《四库全书总目》纪盷和《廿二史札记》赵翼之说出,学史者多信之不疑,至今仍不免。近读两史,以为对它们的评价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敢一抒管见于次。一《四库全书总目》评《辽史》说:“…潦草成编,实多疏略,其间左史右诎,痕迹灼然。…然其书以实录为凭,无所粉饰。…此三史所由并行而不可偏废欤?…纪盷还指摘《辽史》撰写,所据文献不足,又考证欠详等等。赵翼《甘二史·札记》则云:“辽史最简     

《辽史》点校考辨一则

正中华书局新修订版《辽史·圣宗纪》中有一处点校似乎还可商榷,其内容如下:(统和八年)六月,阿萨兰回鹘于越、达剌干各遣使来贡。~((1))上述文字还见于同书卷七〇《属国表》中,完全相同。新修订版《辽史》对这段文字的点校,是承袭前一版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依据此种点校,"阿萨兰回鹘"为部族名,~((2))"于越"~((3))、"达剌干"~((4))是该部族的两个官号,其文意为:统和八年(990),阿萨兰回鹘的于越、     

点校本《辽史》正误

《辽史》一百十六卷,元脱脱等人修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至四年(1344)三月,所用的时间尚不足一年,它是《二十四史》中成书最速的一部史书。这部《辽史》,是以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为底本,参考《契丹国志》、《资治通鉴》及各史中的《契丹传》等稍加修订编排而成。由于当时没有认真搜集资料,致使很多重要资料没被吸     

毌丘俭征高句丽战争过程考补六则——以《北史》《三国志》《三国史记》为中心

《三国志·魏志·毌丘俭传》《北史·高丽传》《三国史记·高句丽传》对毌丘俭征高句丽的战争过程皆有记载,将具体事件逐一比对,三部史书依次在随俭出征将领、毌丘俭是否有败绩、魏军行军路线、俭征高句丽时间及次数等问题上存在不足和差异;此外,中国史书《魏志·东夷列传》所记之王颀正始中至夫余征粮、古朝鲜史书《三国史记·百济本纪》所记之百济正始七年攻乐浪二事,《毌丘俭传》《高丽传》《高句丽本纪》皆无记载,发生时间亦有待考证。本文对以上六个问题进行探讨,以考证补充战争过程。     

《李和墓志铭》考补

隋《李和墓志铭》于1964年在陕西三原县城东北约20公里双盛村东出土.志石呈正方形,每边长86厘米,四边侧面线刻山石,树木和奔跪的野兽.志文楷书,共33行,行34字,原题是“大隋使持节上柱国德广郡开国公李史君之墓志铭.”志盖为覆斗形,额题“大隋上柱国德广肃公李史君之墓志铭”,篆书4行,行4字,四刹线刻花草和对称的青龙纹饰.该墓志于1966年     

《中州集》考补

<中州集>是元遗山编辑的金代诗歌总集,以独特的诗学意义与史学价值受到后人关注.目前,存世较早的版本有元至大三年平水曹氏进德斋递修本、明弘治九年李翰刻本.     

《辽史·食货志》所载辽代海事证误

《辽史·食货志》所载辽代海事问题有三点错误:其一,辽圣宗南京内果园宴饮之事是发生在太平五年(1025),而非太平之初;其二,圣宗时的燕地大饥是发生在开泰年间,而非太平九年(1129);其三,王嘉建议的海上运粮主张已经付诸实施,而不是由于水路艰险而作罢.     

耶律俨《皇朝实录》与《辽史》

元修《辽史》多取材于耶律俨《皇朝实录》。《辽史.营卫志》实出自耶律俨《实录》,《百官志》中也包含大量《实录》佚文;此外,圣宗、兴宗、道宗三《纪》应也是依据《实录》写成。耶律俨《皇朝实录》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此前分别成书于圣宗统和九年(991)、兴宗重熙十四年(1045)、道宗大安元年(1085)的《实录》,这些内容应为研究辽史的第一手资料,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但从耶律俨《实录》来看,《实录》内容失之过略应是辽修《实录》的通病。有关辽代史料的匮乏,恐怕不能完全归咎于辽亡后史料的散失。     

《辽史·肖常哥传》补证

肖常哥,辽代外戚,北府宰相肖敌鲁之后。其次女师姑,被选入宫,为天祚帝德妃。常哥亦历官至北府宰相,官位甚崇。然《辽史》本传极为简略。近年幸有《肖义墓志铭》出土,经考证,肖义即肖常哥。《传》、《志》互校,足以互为补充者甚多。今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作《肖常哥传》补证。补者,补缺略;证者,证谬误。妥否,尚乞方家有以正之。     

《辽史·高丽传》勘误二则

中华书局版《辽史》卷一一五《高丽传》有两处都因一字之错,致使与同书《道宗纪》所记史实相互矛盾。其一,《高丽传》错载,高丽国王王勋览,辽廷于“大安元年。册勋子运为国王”。但是《辽史》卷二四《道宗纪》四则记,大安元年十一月。丙辰,辽廷二遣使册三韩国王助弟运为高丽国王”。是子或是弟,孰是?查《高丽史)卷八得知,高丽文宗死,其子王勋继位,称为顺宗。登基一个月后,顺宗又死去,所以记“八月顺宗掩,弟国原公运即位”。史称宣宗r.据此,王运是王勋之弟为是。其二,《高丽传》错载,寿隆元年十一月,高丽国王“王显病”。辽廷“命其子顺权知…     

《四溟诗话》考补

《四溟诗话》是明后七子之一谢棒的一部诗歌理论著作.谢榛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山东临清人.他生活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在当时诗坛中虽曾一度受到李攀龙等人的排挤,但其论诗主张影响颇大,后七子“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争摈茂秦,其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四溟诗话》集中体现了他以盛唐十四家为法的诗论,对于研究明代诗风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一九六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四卷点校本《四溟诗话》,与王夫之《姜斋诗话》合在一起(以下简称“人民本”).人民本以《历代诗话续编》本作底本,并用《海山仙馆丛书》本作了一些校补工作.人民本由于底本选择欠妥,原本中多处错讹与缺失,点校者又没有做更详尽的校勘,所以漏收,失校不少条目.对此,王季欣先生写有《四溟诗话校补》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丛刊》一九七九年第三辑上.作者据胡曾耘雅堂刻本《四溟诗话》对人民本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校补,共增补诗话六条,校改文字八处.其中卷四末条中一字,耘本原缺,作者校补为“青”,与耘本之祖本《四溟山人全集》不谋而合,可见作者的功力.这一工作对于研究者无疑是大有助益的.然而由于王先生未能见到这一祖本,致使校补工作仍不完全,笔者不揣冒昧,仅就见闻所及,略述《四溟诗话》的版本源流,并对人民本再作一次辑补,以使     

论冯家昇的《辽史》校勘

《辽史》校勘是冯家昇史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30年代,冯家昇在洪业、顾颉刚等老师的指引下走上了校勘《辽史》的道路,并拟定了详校《辽史》的计划。可惜他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详校目标,只完成了对《辽史》的初校。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在整个《辽史》校勘史上的地位。大体而言,冯家昇校订了《辽史》在文字、史实和编排等方面存在的错误,其校勘呈现出讲求方法、注重考史、强调史源、客观存疑、善于总结等特点。冯家昇的校勘实践是20世纪《辽史》校勘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辽史》二“秃里”

《辽史》中有两个秃里。《辽史》卷二五《道宗纪五》、《辽会要》卷二0《边域二·阻卜》：大安八年冬十月，“辛酉，阻卜磨古斯杀金吾哈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秃里耶律郭三发诸蕃部兵讨之。”《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穆宗应历十二年，国舅帐郎君萧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刺秃里年未及之女，以法无文，     

《全清散曲》曲家考补

谢伯阳、凌景埏二先生的《全清散曲》(增补版)①是迄今为止辑集清代散曲最多的集子.然而,清代文献浩瀚、个人著述繁多,加之文人喜题字号、或托伪他名等原因,致使对散曲家的生平事迹很难一一考订.     

《全明散曲》曲家考补

谢伯阳先生倾个人之力,历时近二十载编纂成帙的《全明散曲》①,洋洋数百万言,将有明一代之散曲囊括其中.此书乃谢先生继其《全清散曲》后的又一重大学术成果,其筚路蓝缕、廓拓区宇之     

俄译满文版《辽史》出版前言

敬请以历史科学、东方学为职业的专家和中亚、东亚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爱好者们注意,由Л.B.丘柳米娜首次从满文翻译成俄文的王朝编年史<大辽古伦苏杜里>-<大辽帝国历史>、契丹民族的历史将奉献给读者.     

《辽史·兵卫志·兵制》探源

元修《辽史·兵卫志》开首所记"兵制"一门,是现存文献有关辽朝军制最为集中、系统的记载,历来被看作相关研究的基石。然夷考其实可知,这篇重要文献并非如前人所论全为旧史原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乃元末史官根据宋朝国史《契丹传》及《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宋会要·蕃夷·辽》所增纂。在撰作文本的过程中,元人对南北两个不同文献系统进行了拼接、杂糅,使得本属南朝异邦有关一时一地的记载,被混同、拔高为有辽一代之常制,对今天的研究者产生了极大的干扰和误导。这一典型案例或可深化学界有关《兵卫志》乃至整部《辽史》文本来源与生成过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