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骞《楚辞音》对《文选》版本的校勘价值——以《离骚》经及王逸注为例CSSCI

敦煌发现的道骞《楚辞音》残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它在《离骚》经方面的文献价值有三:一是异文,其中既有未见于其它版本的异文,也有虽见于他本,而《楚辞音》可对其有所佐证的异文。二是破除通假,还原本字,这一类以"某字宜作某"的形式出现。三是辨析异文,定夺是非。《楚辞音》在王逸注方面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提供了一种早期文本形态,并对《文选》各版本王逸注起到无可替代的佐证作用,同时也使王逸注在流传过程中的历史面貌有了更为清晰的展现。     

王逸《招隐士小序》各本辨误

目前人们研究《楚辞》最常用的版本即是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本,此本宋本不存,所存为明翻宋刻本。其中王逸《楚辞章句》,不论是序还是注都存在一定抵牾。这一点在《招隐士》作者及《招隐士小序》上反映尤其明显。本文拟从三种不同文献记载,对《招隐士》作者及王逸《招隐士小序》进行辨误,认为《文选集注》《招隐士小序》最近王逸小序原貌。     

胡克家《文选考异》指瑕

胡克家《文选考异》纠谬正讹、考信存真,堪称《文选》校雠史上的最高典范,但囿于时代与版本所限,其当日所见仅一宋刻尤袤递翻本和袁本、茶陵本,对《文选》各版本间的交叉讹混认知不清晰,未能真正厘清各版本的演变之迹,致使其多将版本流传过程中造成的异文误认为是尤袤所增添、修改。又因除李善注和五臣注之外,从未见及其他唐人《文选注》,如日藏古抄本《文选集注》所援引汇录之《钞》《音决》与陆善经注等,故而多将版本间的淆乱现象归咎于"五臣乱善",抑或是对李善注释义例认知有偏差而导致判断失误,在具体的参鉴过程中需要认识其时代局限性。     

宋代楚辞学概观

屈原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是战国中晚期,楚辞的主要作品和精华也都产生在这个时代。而认真地整理和研究楚辞却是在三百年以后的汉代。汉代学者于楚辞苦心孤诣,精慎注疏,寻绎钩沉,对楚辞的流传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汉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迄于宋代,近十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但就现存文献观之,在这一千年左右的时间里,楚辞学的成就却几近阙如,研究楚辞的著作所存寥寥。据《晋书·本传》和《隋书·经藉志》记载,晋郭璞撰有《楚辞注》三卷,原书已佚。近人饶宗颐将郭璞散在古书引文中的诸条文字集辑辨析,遂写成《郭璞楚辞遗说摭佚》一文,就中可窥见郭书之一斑。晋人徐邈撰有《楚辞音》一卷,这可能是第一部研究楚辞音义的书,惜其书久已亡佚。隋朝有皇甫遵训撰之《参解楚辞》七卷,据姚振宗《隋书经藉志考证》:“此殆取王逸、郭璞、何偃三家注本而参考为训解也”,然原书已佚,仪存此条记载。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隋僧道骞的《楚辞音》一书尚存残卷。据《隋     

《大招》的作者及写作年代考辨

《大招》的作者是谁?历来说法不一.大概在王逸注《楚辞》时,它的著作权就不甚清楚了.《楚辞章句》是这样说的:"《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日景差,疑不能明也."既说为屈原作,又说可能是景差作,没有肯定.后世的《楚辞》研究者也为此大伤脑筋,化了不少精力去解决这个疑难.不过,历来研讨《大招》的人,或者仅取景差作一说,把"疑不能明"变成了"明";或者取"《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一说;或者干脆抛开王逸之说,提出     

《楚辞全译》试评

一九八四年二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福建师大教授黄寿祺和贵州大学教师梅桐生合著的《楚辞全译》。全书包括《楚辞》各篇简介、原诗、简注和译文,二十五万字,印制比较精美,发行以来,已为学术界所闻知。 在历年已出版的许多《楚辞》注译本中,《楚辞全译》是有特色和长处的一种。首先一点就是“全”,是全译本,不是选注本、选译本。今人的许多注本大抵只注释和研究屈、宋作品;翻译更未有过全译本。郭沫若、文怀沙、陆侃如、龚克昌的译本都只是选本性质。《楚辞全译》则依照刘向、王逸对《楚辞》的编排,兼采战国、两汉,不但全部译齐屈原的诗篇,而且对宋王、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的“楚辞”作品都加以简注和翻译。而后者自朱熹以来,一向认为“自《七》以下,无足观者”（《楚辞辩证下》）,所以一直未为研究者、注释家所重视,至于今译,更是一向无人涉足问津。朱熹等古人的评价有一定片面性,《七》、《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等“代言体”诗篇固然比不上屈原诗歌重要,但也是文学史上知名的作品,对其加以研究和今译乃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全译本避免了选译本零碎、片断、不见全牛的缺点,对于想要综览《楚辞》全貌的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其二     

《同音》丁种本背注初探

本文是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失而复得的《同音》丁种本背注的探讨。《同音》丁种本保存了该文献的前33页,是《同音》乙种本系统中的一个版本,可以补充《同音》乙种本前面残缺的页面,更为重要的是,《同音》丁种本的背面有墨书小字注释。背注的内容是对正面文字的进一步解释,其中所涉及的有关西夏文字形、音、义方面的新材料,对于相关西夏文辞书以及西夏文字的深入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郑注与汉代别家《论语注》之比较

通过汉代各家《论语》异文资料的详尽比勘,在文献记载基础上,我们认为郑注是杂糅三《论》而成的,而不属于单纯的某一《论》。郑注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注重礼仪制度的诠释,注重交代孔子言行发生的具体背景,同其他《论语》注相比,更有助于我们再现历史的孔子形象。     

淮南王作《离骚传》考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作的是《离骚传》还是《离骚傅》,历来颇有争议。本文对王逸《楚辞章句》提供的材料进行了细致分析,并结合其他史料,论证了淮南王所作为《离骚传》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尹湾汉简《神乌傅》的出土并不能证明刘安所作就是《离骚傅》。这一事例提醒我们应以科学和谨慎的态度对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     

《楚辞》“灵修”解

“灵”、“修”(“脩”同)二字,《楚辞》多见,而诸家训释或异。如同一“灵”字,《离骚》“字余曰灵均”,王逸注:“灵,神也。”朱骏声则谓当为“良”之假借。同一“脩”字,《离骚》“恐脩名之不立”,王逸注“脩”云“脩身建德”,而洪兴祖则以为“脩洁”之义。同一“灵脩”,或二字分训。如《离骚》“夫唯灵脩之故也”,王逸注:“灵,神也,脩,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喻君。”或不分训。如陆侃如等说:“灵脩与后来所谓‘神圣’大意相     

《史记集解索隐》二注合刻本考

北宋本《史记》皆为集解本．至南宋产生《集解索隐》二注合到本。二注合刻本的产生,开了注本合刻之例,是《史记》版本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它反映了《史记》流传更加广泛,为《史记》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亦为日后三注合刻本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二注合刻本是《史记》版本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在《史记》版本系统中据有特殊的地位．研究二注合刻本产生的时期及其所属版本系统．对其后《史记》版本系统的考察具有重要的价值。（一）《集解索隐》二注合刻本产生时期考二注合刻本产生时期．尚未有定论,迄今为止有三说：1晚唐时期说此说出…     

《楚辞》与上古史研究

一《楚辞》是怎样一部书?《楚辞》是西汉末年刘向所编集的一部文学专著。此书以屈原赋为中心,裒辑自宋玉以下以至汉初人所作的旨在发挥屈原思想,在形式上摹拟《离骚》的所谓“骚赋”,再加上刘向自己的作品《九叹》合为十六卷。东汉王逸取刘向所编《楚辞》为之作注,再加上他的作品《九思》合为十七卷,这就是今天所见的最古的《楚辞》本子。此书既以屈原作品为中心,实际上就是屈原集。我们读屈原作品,就是读荟集在这里的屈原的作品。屈原的作品很多,而其代表作是《离     

《周礼注疏校勘记》“惠校本”及其他

《周礼注疏校勘记》重要校本"惠校本"的异文来源包括宋刻八行本及余仁仲本异文,也包括少量其他版本来源或他校、理校之异文;而在《校勘记》中,"惠校本"与"余本"分立,夹杂"惠校宋本"、"宋本"之称,主要体现的是宋刻八行本的异文。由于《校勘记》仅据校本而未能亲见宋刻八行本,其对八行本的利用有一定局限。     

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释例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今文者,汉初高堂生所传十七篇是也。古文者,出于孔壁,《汉志》所载《礼古经》五十六篇是也。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凡遇今古文异文,都要作一番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从今文,则必于注中注明古文该字作某;从古文,则必于注中注明今文该字作某,     

《中说》版本源流考

本文考察《中说》历代叙录和今存版本,厘清其版本系统和版本源流。所考察之版本以清末为下限,著录今存四十种不同版本,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日本所藏宋刻本五种,其中北宋刻本两种。《中说》版本可以分为三个大系统:一、宋初通行白文本系统;二、北宋阮逸注本系统,此是《中说》版本之主流系统,又可分为4个子系统:北宋阮逸注原本系统、宋元纂图音注本系统、明清删注白文本系统、元明选本系统;三、宋明改编本系统。     

《史记》引书异文释例

引书异文,是指某一古书因引用原书所保存下来的而又与原书有异的书面语言材料。众所周知,司马迁在创作《史记》这部历史巨著时,曾引用过大量的先秦历史文献,如《尚书》、《周易》、《诗经》、《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引用这些历史文献,尤其是象《尚书》这样诘诎聱牙的上古文献,既要忠实于历史原貌,又要能让当时及后人庶几可读。这就需要在不违背原意的前提下,作某些改动,以消除时代所造成的语言隔阂,于是就形成了《尚书》引书异文。 清人王引之说:“汉人用经,改变者多矣。”（《经义述闻》卷七）似乎是汉人积习,其实乃时代使然。黄季刚先生说:“时代有浇淳,则文字有深浅。汉之于周楚,犹唐宋之于汉魏也。故凡后之引古者多改今语,以便通晓。”（《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史记》引书异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反映了这种时代变化对语言的影响,为我们研究汉代语言以及上古和汉代语言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史记》引用《尚书》等上古经典,从孔安国,采用古文经,自成一家,与今文说和马融、郑玄的古文说鼎立而三。因此,《史记》引书异文对于此三家的比较研究以及上古经典版本源流异同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证作用。     

李善注《文选》征引《毛诗笺》论析CSSCI

李善注《文选》征引郑玄《毛诗笺》异文甚多,大致有缺字改字、断章取义、引用其它著作而标为《毛诗笺》者。这种现象反映了李善注《文选》之时,《毛诗》抄本异文众多,文字并未统一之事实。对李善注《文选》征引郑玄《毛诗笺》进行探讨,既可以为《文选》研究提供更为准确的引文信息,也可以纠正唐代《诗经》学的某些成说。     

四库底本《记纂渊海》考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新发现的明刊本《记纂渊海》一百卷应为四库底本。本文从版刻特征、作为四库底本的依据、底本中留存的校勘痕迹和文献价值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藏明万历七年（1579）刻本《记纂渊海》一百卷进行了论证和考述，阐述了其作为四库底本的直接依据和相关佐证，揭示了该底本在四库学研究中的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     

《楚辞补注》校点举正

南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现存最重要的楚辞古注之一,其传世版本众多。中华书局在1983年排印出版了《补注》的点校本,该点校本以毛氏汲古阁刻本为底本,由白化文先生等人负责整理。本文通过比勘《补注》的各种版本,同时参校其他相关典籍,列出点校本中存在的校点问题三十多处,以就正于方家。     

余校本《广韵》“互注”补

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余校本)是迄今为止《广韵》众多版本中最完备的一种。它的校注最全面,应用价值最大,影响亦最为深远。但仔细考查,它在读音互注与校勘方面还存在些许不足。本文拟对“互注”作一些补充,先列出当补条目在余校本中的页码,然后指出其遗漏或误注的又音,并简要说明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