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张锡祺：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我于1953年考进安徽医学院（今安徽医科大学）,张锡祺先生时任学院院长,经常亲自给我们讲课;1958年我毕业时,先生亲自挑选我留校,并安置在他身边工作。1960年,先生积劳成疾,不幸辞世。在师从先生前后8年的岁月中,先生的品德、学问、业绩和他的人生追求,一直铭刻于我的心中。我的恩师,是一个道德文章皆高尚的人!     

失而复得的鲁迅题诗

1930年8月,我在朋友的劝告下,决定东渡日本,暂时避避风头.临行前,我和冯雪峰说,想请鲁迅先生题几个字作纪念.随后我便去了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到1932年4月初,雪峰给我送来了鲁迅先生题赠给我的一首诗: 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 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 松泉先生属 鲁迅 我高兴地接过鲁迅先生的题字,当即送到裱画店去装裱成一幅单条.先生这首诗,我的理解是借我的日本之行,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方国瑜先生的人品和学品——“方国瑜先生故居开馆庆典暨方国瑜先生与民族文化研讨会”发言

中共丽江市委和市政府给了机会,参加“方国瑜先生故居开馆庆典暨方国瑜先生与民族文化研讨会”,表示衷心感谢!方国瑜先生是我的老学长,也是我的老师辈。方先生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我毕业于1952年,是老学长。他跟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是同一辈人,是我的老师辈。白先生和方先生曾同在云南大学教书,多有交往。我曾多次听到白先生谈到方先生,钦佩他对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研究所做的贡献。方国瑜先生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尤专注于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著述宏丰,贡献巨大,有口皆碑,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他是云南的…     

我认识的安金槐先生

<正>安金槐先生是我敬重的著名考古学家。先生长我16岁,是我的前辈师长,又是我学业上的朋友。安先生于1950年进入河南省文管会,开始从事文物考古工作,1952年曾参加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进行深造。我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考古,上学期间,邹衡先生在讲授《商周考古》时,多次提到安金槐先生的名字,课上指定的参考书很多,其中安先生主笔的《郑州二里岗》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参考书之一。     

与邓友梅谈老舍

“老舍是相当平民化的” 傅光明(以下简称傅):您能否谈谈您与老舍先生是如何认识的?他最初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邓友梅(以下简称邓):我和老舍先生认识是1950年的十一二月份,大概我是他从美国回来     

刘仁文:法学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

认识法学家刘仁文先生有很多年了,当时我正在一家报纸编副刊,时常跟刘仁文先生约稿。他像一位老到的民国笔杆子,既给评论版写评论,也给副刊版写随笔,笔锋变化多端,常有惊人之语。我在报社服务七八年后离开,之后和刘仁文先生就少有联系了。     

与王世襄先生的一段文字缘

正人与人的缘分说不清。我当年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时,因为工作之便,与一些文化老人结下文字之缘,其中就有王世襄先生。今年是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谨以此文作为纪念。那是2002年春,中国社科院的周林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一个朋友是王世襄先生的学生,受王先生之托,想找个人给他写篇文章,是关于上世纪80年代王先生与文物出版社的一段公案。我曾于上世纪90年代,因为工作关系,加上某种机缘,写过几篇文坛官司的文章。这次一     

缅怀我最可敬的导师 东噶·洛桑赤列

回首一生,我曾遇到过许多令自己心怀感恩的人,他们对我的支持与帮助就像阳光给我温暖,令我一生都怀着坚定的信仰、炙热的情怀和奋进的动力。在这些人中,我的导师东噶·洛桑赤列先生,则是我最尊敬和钦佩的。东噶先生是国内外藏学界享有声誉的老一代藏学家,为新中国藏学工作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张大千赠周启人的画

约在1962年,客居台湾的名大画家张大千先生画了一幅画,通过旅居在香港的我的叔父徐正旅先生寄给我,让我转交给周启人先生。这是一幅水墨山水画,高约一尺六、七寸,宽约一尺二、三寸,画不大,但用笔粗犷雄健,水墨淋漓。     

先生引我入史苑

近年来,我越来越感受到能在白寿彝先生指导下学习、工作,是我的幸福。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这种感受愈益炽烈。先生耳提命面、谆谆教诲,指导我读书、行事。先生的道德、学问、文章给我熏陶。听先生语,如坐春风中,渐渐地领悟治学、研史的门径,品味出什么叫做治史的辩证法和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时代感。先生引我走进了这众芳争艳的史苑。十几年的学习和工作留下了一串串的难忘的回忆。撷采几缕思絮,以谢恩师情,也作为献给校庆九十周年和教师节的一丛小花。一、平添几分事业的自豪感第一次见到先生。是研究生复试的时候。先生和何兹全先生共同主持这次复试,没进考     

“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孙家栋

1960年前后,我和我先生姚桐斌散步时,远远看见一位身材高、瘦,腰板挺得笔直的年轻人。我先生对我说：“他就是孙家栋,连苏联专家都佩服他。”这句话给我印象甚深,因为我先生平时少言寡语,不但对他的工作只字不提,也从不谈论他的同事,为何他对孙家栋却另眼相看呢？     

启功先生为我作题跋

<正>启功先生为我的书法习作题跋,倏忽之间成了二十一年前的往事。今年是启功先生逝世十周年,我要把这件深藏心灵深处、从未披露的往事讲述给读者们,借以纪念这位慈如菩萨、心似海洋的前辈。直抒己见获得先生赞许1994年秋,启功先生八十有二。当时,先生已誉满天下,求书者接踵,户限为穿,且已日呈难以挡驾之势。抵京当晚,在京的几位亲近的同道为我接风,当我把想请启功先生为我的书法习作题跋的心愿悄悄告     

忆李健吾先生

1950年印出我的评论集《意度集》后,我寄了一册给健吾先生的清华同窗钱钟书先生,他回信说：“你能继我的健吾(刘西渭)学长的《咀华》而起,且大有青出于蓝之慨!”健吾先生比钟书先生在清华外文系高一、二级,他称健吾先生为“学长”,是名副其实的,说我能继健吾先生的两本《咀华集》而起,对我已是十分抬举,说“青出于蓝”就是太过誉了!     

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史料

电话里响起陌生的声音。一问,才知道那是陈新桂先生的儿媳的一位朋友从京来沪,她托他来我家取磁带。我给了他4盒录音带──—既不是《济公曲》,也不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而是陈新桂先生生前跟我的谈话录音。那是我写《罗隆基传》时,赴京访问陈新枝先生,他一口气跟我谈了4小时,不仅谈他与罗隆基的交往,而且也细谈了自己坎坷多难的一生。就在我访问他之后不久,陈新桂先生与世长辞。他的儿媳听说我采访过他,给我写信,问那些录音带还在不在。对重要的采访,我都永久保存录音带。我当即答应复制4盒送她。她收到后,全家细细听了…     

陪沈虹光老师看汉剧

有句俗话叫"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看汉剧就属于典型的看热闹。两次看汉剧,都是受汉剧院王荔邀请,理由都是一个,沈虹光老师来了,请市政府领导陪同。我并不分管文化,但汉剧大师陈伯华先生住在我对门,涉及汉剧发展的一些事,找我比较方便。近十多年陈伯华先生一直住在医院,先生有信一般通过女儿陈晓华转交给我。     

关于《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的两点说明

拜读了耿云志先生的大作<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①之后,感到其中与我个人有关的一些事实有说明、澄清的必要,谨请借贵刊一角惠以刊布.一、文章说:"最近,昔非先生的哲嗣,北京师范大学的黎虎教授突然来信并寄一包复印的材料,要我为纪念其先父百岁诞辰写一篇文章,而且题目都给我定好了,就叫做<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所称"题目都给我定好了,就叫做<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并无其事.     

我和陈立夫的书信往来

上世纪90年代初,国民党元老“中华孔孟学会”会长陈立夫先生应我的邀请,在他90多岁高龄之际,先后寄来一些照片和墨宝给我。在此期间,每逢元旦、春节,我都以晚辈的身份,给他寄去贺卡向他拜年,祝他老人家新年快乐,健康长寿。陈先生也是见信必亲自回复,并回赠贺卡给我,共贺新春,我俩结成了忘年之交。我能和陈立夫先生进行书信交往,还得从上辈老人的结识交往说起。我是南京人,父亲冯祥麟,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后经该校经济系主任雍家源博士的推荐,到国民政府审计署做事,时任审计署署长就是陈立夫的三叔陈其采。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从重庆…     

我的台湾高山族挚友陈清山先生

我跟台湾高山族原住民陈清山先生之间的交往,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们二人始终肝胆相照,亲如手足。用陈先生的话说,“我们是终身的好朋友”。所以,我有责任、也很乐意把我所了解的陈清山先生辗转台湾和大陆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如实地介绍给台湾海峡两岸的各族同胞。     

编读往来

尊敬的编辑:您好!最早认识《旅游》杂志,是在六年前。因为我先生韩全红是摄影人,非常喜爱《旅游》每一期的精彩内容,他常常在读完后把大部分的精彩内容转述给我。不知不觉间,我也爱上了《旅游》,几乎每期必读。没想到,我们家从此和《旅游》结缘。2004年,酷爱摄影的先生放弃原先     

我听老师说鲁迅

我听老师说鲁迅［北京］李振生９５岁高龄的高向夫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师。７０年前,高先生在北京师大国文系读书期间．曾亲聆过鲁迅先生授课。３０年前．我在北京师大中文系就读期间,高先生虽未给我们开过课,但彼此还是认识的。前不久,我回母校访问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