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抗战损失的调查

半个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虽然流逝的岁月早已拂去战争的硝烟,但却无法平抑中国人民心中巨大的伤痕。无数有良知的人们,尤其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残酷战争的人,     

抗战期间贵州的贡献与损失

<正>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实施全面侵华战争。至1945年9月3日日本签订无条件投降书止,我国艰苦抗战达8年零两个月之久,时间之长,较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尤有过之。而且战争之壮烈,波及土地之广,财物损失之大,人口伤亡之众,出战兵员之多,可谓史     

论抗战期间桂林直接财产的损失（一）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是为了攫取各种利益,面对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残暴的日本侵略军不惜采取世界战争史上最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抗战时期边陲重镇龙州抗战损失初探

抗战时期日军两次入侵广西,对广西各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日军侵入广西是为了扩大侵华战争,并根据其军事战略目标有选择性地进行破坏活动。龙州作为边陲重镇,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这种代价与中国的抗战、日本侵略战争的变化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变化有关。     

抗战：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的枪声,点燃了全面抗战的导火索。赢弱之中国,在面对突然爆发的战争时,几无任何取胜的把握,也已经没有和平可以期待。然而,中国人并没有屈服。战争必须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敌人先倒下去,哪怕因此付出的代价是生命。     

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抗战财产损失是一个涉及范围广、调查与统计难度非常大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极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因为不同的调查与统计方法都会产生较为悬殊的结果.正因为此,战后60多年里,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总数便出现了多种说法.本文将战争期间一些学者的估算以及战后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的各种不同说法加以疏理,特别是对战争结束后由国民政府官方组织的关于中国抗战财产损失调查的各项材料作一个初步整理,研讨其数据之来龙去脉和前后沿袭关系,以期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抗战研究的方法与视野

正抗日战争是一场扭转近代以来中国命运的战争,也是一场改变中国社会走向的战争。经此一战,中国渡过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并从危机中浴火重生,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对于这场伟大战争的研究,尽管没有精确统计,但相关论著数量高居于近代各事件研究之首,应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那样,"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1)70周年的纪念活动已经过去,抗战研究的进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

抗战结束前夕,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相交织,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错综复杂的图景。日军已无法改变其所处之总体被动状况;国民党在局部战场的作战表现有了改观,同时力图遏制中共的扩张;中共向南方敌后发展的军事战略和推动民主联合政府运动的政治战略取得了相当成效。就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而言,国共合作对日,国方重正规军事,但因实力所限未有重大进展,中共重敌后蚕食,因广大空间而如鱼得水;日本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并举,同时亦不放弃利用国共矛盾以渔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虽在战后接收中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与支持,但并未能实现其遏制中共扩张之企图;中共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有利的态势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主导权,并以其正确的战略战术而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最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则成了最大的输家,以其无条件投降而结束了多年侵华的历史。     

支持抗战的日本人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思潮弥漫于日本全民脑海。但此时,一个名叫室伏高信一的日本报社记者于1931年11月完成的《满蒙论》一书,呼吁日本国民从战争思潮中警醒,指出日本的出路是从中国撤军,走与中国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这种认识,在日本狂呼“到满洲去”的战争痴迷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李宗仁谈八年抗战

李宗仁谈八年抗战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不可扑救的错...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