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庄及其发行的纸币

山西票庄及其发行的纸币吴筹中山西票庄在我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它从时间上讲,萌芽于嘉庆年间,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几乎控制了全国汇兑;从地理上讲,遍布全国各省市,其老号（即总号）都在山西,太谷帮设太谷,祁县帮设祁县,平遥帮设平遥。清末上海传教士艾约瑟,为海关外人编写《中国金融财政丛书》,其第三册为《中国银行与物价》,艾约瑟死时此书尚未完成,残稿由其友人替他在１９０５年发表,其中叙述了山西票庄的汇兑概况。１９１５年外国学者瓦格尔著《中国金融与银行》,其第四章＂中国的银行＂,对山西票庄颇为赞扬,说＂近代汇票和贴现的办法,是山西票在首先倡用的＂。１９１７年徐珂的《清稗类钞》十七册中阐述山西票庄的起源等,１９２３年马寅初《我国银行业历史上的色彩》,是一篇专门研究山西票庄的论著。１９４４年卫聚贤著《山西票号史》对山西票庄作了较为广泛的调查。１９６１年杨荣晖《山西票庄的性质与作用》,对山西票庄论述颇详。其他还有《晋商盛衰记》和《山西票庄成败记》等。山西票庄兴盛于清代后期。清政府共２６８年,其政府发行纸币的时间仅２０多年,但清廷不禁止民间纸币的发行与流通,各省地区的钱铺、银号、钱庄、店号发行的纸币很     

“汇通天下”——山西票号

一、票号起源及发展 票号亦称“票庄”。因其主要业务为汇兑,又称“汇兑庄”,因多为山西人经营,故又称“西帮”,而外国人则称之为“山西银行”。     

山西票号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

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开始时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     

山西票号

票号是一种金融组织,也如现在的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在晚清至解放前,这种组织是介于钱庄与银行之间的旧式金融组织,总号设在北京,分号遍于全国各省市,庄票随处皆可汇付。因为当时执事者山西人居多,所以也称"山西票号",或"山西票庄"。     

清代直隶山西棉花种植和蚕桑业的变化及分布

清代直隶山西棉花种植和蚕桑业的变化及分布李辅斌清代是直隶、山西经济作物种植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对直隶、山西经济作物的种植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长期占有重要地位的传统经济作物的种植日渐衰退，而另一些晚近传人作...     

清代山西溺婴问题研究简

清代山西溺婴风习盛行,由于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比例大,数量多,从而引发人口比例失衡、恶劣婚俗蔓延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为此,山西地方官吏和乡绅通力配合,采取法律严禁和社会救济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溺婴风习的蔓延,但溺婴之风在清代山西社会由于多重矛盾交织,难以彻底根除。本文试图以清代山西地区为例,结合地方志等史料,对清代山西溺婴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论述,以完善学界关于清代山西溺婴问题的认识。     

清代山西村规禁约与基层社会秩序

清代山西社会村规禁约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对村民的生产、生活、贸易等个体与社会行为的规范,对村民日常行为有严格的约束作用,是基层社会秩序有序运行的规则线,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代山西民间文化的特征。     

山西之最

我国第一家票号是清代嘉庆年间,由山西平遥人雷履宽开设的。乾隆及嘉庆年间,雷履宽在天津开设一个颜料铺,取名日升昌。在所经营的颜料中,有一种叫做铜绿,这种颜料只有四川生产,购买时要把现银运往四川支付,既不安全,也不方便。雷履宽就在四川设立日升昌分号,就地吸收现款,以支付购买铜绿的款项。这项措施不仅节省现银运送的费用,而且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损失,如被枪劫等,一举数得。由此为始,汇兑业务很快发展起来,并逐渐推广到其他商埠。道光初年(一八二一年),日升昌颜料铺正式改为日升昌票庄,这是我国第一家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在此以后,平遥的蔚字五联号、祁县的合盛元、     

“山西票号”与张家口

票号,亦称“票庄”或“汇兑庄”,后来统称“钱庄”。据《察哈尔省通志》记载：“民国12年(1923年)以前,张家口的票号、钱庄达42家。这些票号和钱庄都由山西人经办,并且全部由山西人一手控制和操纵。”山西票号在河北张家口百余年的经营活动中,始终掌握着这里的经济命脉。当时,张家口商业极为发达,桥西堡     

战乱中的金融：清末票号与清政府的互动

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最早由山西商帮创办,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重要信用机构之一。票号出现的时间至迟不晚于清道光初年①。在同治以后的30年间（1862-1893年）,票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开始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与当时的战事有着很大的关系。     

山西票号新探

兴起及原因 (一)关于票号起源的几种不同观点 关于山西票号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远溯隋唐,近迄道光之说,前后相差1200多年,现把几种意见介绍如下: 1.隋末唐初说 英籍的上海传教士艾约瑟提出票号起源于隋末唐初。他认为:盐和铁是古代重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山西商人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开始从事相关的长途贩运,并在长期交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至唐朝发展为票号。1923年,马寅初先生撰文表示同意此说:“尝考吾国银行业发轫于山西。盖山西出产,以盐铁为大宗,获利甚厚……不可无特殊之机关以任运送保管之责,于是票庄新兴…     

清中期数学名家安清翘

<正>安清翘，字翼圣，号宽夫，山西垣曲县华峰乡马村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考中进士。他是清代山西继傅山（1607—1684）之后，可与张敦仁（1754—1834）比肩的著名数学家、科学家、思想家。安清翘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乃至哲学、乐律学等方面均有较高造诣。知名学者李俨将他归入了清代算学家之列，大为推崇。续修的《四库全书·经部·乐类》收录了安清翘的《乐律心得》二卷。     

清代山西票号分布图

票号即票庄、汇兑庄,主要是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是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以前用起标运送现银的办法,费时误事,开支大,不安全;自嘉庆、道光年间,民间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汇兑取代运现,遂诞生了票号.票号的起源有几种说法,通行的说法是:山西第一家票号由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几年后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道光七年(1827),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票号存在约百年,前40年(道光、咸丰时期),是晋帮垄断时期;同治二年(1863),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设阜康票号,继有杨源丰等,为南帮票号;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初期),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山西民间信仰研究的一部力作——评《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

王守恩的《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是笔者近年来所见山西民间信仰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对清代、民国太谷县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做了具有开拓性的初步探讨,不仅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界民间信仰研究的相关成果,而且有不少新的发现和见解。该书扩展了我们对山西社会史的认识,并为当今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历史借鉴,可以说是山西民间信仰研究中一部多有创新的力作和一项很有价值的成果。     

清代山西会馆及山西会馆碑

清代山西会馆及山西会馆碑李中最近,河北省辛集市图书馆基建施工中,在原山西会馆旧址发现了一通立于民国七年的会馆记事碑。青石碑高２０３厘米,宽６３厘米,厚１８厘米;团云碑额,无碑座出土。碑阳为楷书字体,共１７行,满行５０字,计约６４１字。山西文水县清代太...     

浅谈清代山西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

契约文书作为我国民间社会的法律文件和私家档案,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在基层社会运作的直接反映,可补政书、典章、史志和其他公私文献的缺憾。近几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搜集到了清代山西5067件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种类齐全、内容丰富,主要囊括了卖契、典契、委托书、遗嘱、赡养文书、纠纷合同、分产文书、布告、归并地约、公议文约等类型。它们从时间跨度上来说,贯穿整个清代直至民国;就地区分布来说,遍布晋南、晋北、晋中、晋西、晋东南各个地区。这些契约文书细致地反映了清代山西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被誉为山西的"民间正史"。由此可见,清代山西契约文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简谈山西票号产生的原因

票号,亦称“票庄”、“汇兑庄”,因由山西人首创,又有“山西票号”、”山西银行”的称号。它的主要业务是办理国内商业汇兑。产生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我国历史上存在近百年,是清朝曾喧赫一时的封建金融机构。影响极大。这里就山西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略谈浅见。票号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常见的几种是: 第一,李自成从山西退兵时,在晋中、晋南遗留下许多金银,山西农夫得银致富,故创票号。第二,顾炎武、傅山动员山西富翁,组织票号,替他们建立规章,作为反抗清朝的金融机构。第三,山西盛产盐铁,在唐代山西用盐铁与外省交换频繁,进而产生票号。第四,票号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结果。以上诸说不无道理,但也有不妥。如第四种说法。从票号产生的时间看,当时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从票号的经营用人来看,票号具有一整套封建的规章制度。如果说,票号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后,票号却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消声匿迹了呢?     

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

从明清山西碑刻资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山西乡村社会存在的乡约形态。明代山西乡约主要出现在万历时太原、平阳二府与泽州,主要属于官方倡导的乡约制度,不过乡约也承担了宣讲以外的事务。清代山西的乡约更加深入基层,普及民间。本来作为宣讲制度、教化制度的乡约,在基层社会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成为一级乡村行政组织。乡约与地方连用,简化为"乡地",共同维护村社秩序是其核心。乡约与保正也连用,出现了"乡保"一词,地方与保也连用,于是出现"地保"一词。这些用法表明,乡约与地方、保在清代山西乡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组织。     

清代直隶山西口外地区农垦述略

清代直隶山西口外地区农垦述略李辅斌一清前期口外新垦区的发屐清代属于直隶和山西省统辖的口外地区包括热河、察哈尔及土默特等地。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大多没有被大规模垦殖，或虽有垦殖，也因种种缘故旋垦旋废，难得赓续长久。清朝建立后，案理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长城作...     

《山西地方志史》出版发行

<正>《山西地方志史》由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刘益龄所著。该书是一部较早、较为系统的省级区域地方志史,填补了山西的空白。这部专著共分八章,以时代脉络理清了山西地方志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并归纳各时期山西地方志编纂的总貌与特点,对明代、清代和民国时期山西地方志编纂的研究,尤为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