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休闲空间的变革:基于茶馆的考察

在晚清上海都市化的进程中,各类传统休闲空间发生了相应的变革。作为有着悠久历史且已日常化的休闲场所,茶馆同样发生了改变,在城市空间拓展主要是商业区域的转移和拓展之时,茶馆亦步亦趋、迅速发展,并以精致、富丽和娱乐多样化成为晚清上海重要的游艺场所之一。以茶馆为研究对象,可以反映晚清上海休闲娱乐空间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变革,进而审视都市文化和休闲空间之间的互动交织。     

“吃讲茶”:成都茶馆、袍哥与地方政治空间

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成为袍哥的活动中心,他们在那里联络、聚集和开会,成为袍哥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部分。袍哥在茶馆里活动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言和行为,"摆茶碗阵"便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联络方法。茶馆作为地方政治空间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不过,"吃讲茶"仍然是最为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活动,这个实践显示了市民的相对自治状态,他们试图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一种国家之外社会力量的存在。     

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

茶馆在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是非常理想的观察社会、经济、文化及地方政治变化的场所。 2 0世纪初 ,成都的茶馆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舞台 ,它们既是娱乐消闲的场所 ,亦为从事商业以及社会政治活动的空间。长期以来 ,茶馆被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 ,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因此从专制政权到社会改良精英 ,都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 ,然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既反映了社会对茶馆的需要 ,亦充分显示了其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探思茶馆文化与城市生活的互动——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是王笛先生继《街头文化:成都的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之后的另一部力作。该文既对中国近代城市史进行了深度剖析,也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索,深刻地反映出在20世纪中前叶\"天府之国\"—成都的茶馆文化和城市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乃是一部现代版和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晚清中国政治转型与公民教育思想的兴起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中国开始出现全面政治危机。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各领域相继产生了以自强御侮为主要目标的革新运动,公民教育思想的兴起即为重要代表之一。作为一种政治性极强的教育理念,源于西方的公民教育思想在晚清中国的生成,固然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向近代转型的必然结果,但却更体现了当时中国学习西方、改造国民性及国家建构等多重政治诉求。政治转型因素对晚清公民教育思想兴起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不但使得这种公民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有着政治性大于社会性、工具性大于价值性等教育救国性质,而且使其在基本内涵及时代特征等方面都与西方原生性公民教育思想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差别。     

晚清民国时期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认识

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晚清士人开始认识到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李端棻等开始在国内提倡创设博物馆,主张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以辅助格致实学,推动新式教育发展。1900年之后,以张謇、罗振玉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继承并深化了戊戌变法时期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认识,以博物馆辅益于学校。辛亥革命之后,随着社会教育思潮的引进和普及,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得到广泛的认识和重视,博物馆被认为是实施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     

小“茶馆”里的大“国家” 读——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是王笛继《街头文化》之后又一研究公共生活的力作。该书分别考察了茶馆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怎样在近代中国不断被国家现代化所吸纳并随之变化的"强国家驾驭弱社会"画面。本文分别对这三个部分进行分析并剖析作者的研究倾向。     

清代成都城市休闲文化的复苏与繁荣

成都是一座典型的内陆平原城市,位于中国四川省中部的岷江流域盆地西部龙门山脉和龙泉山脉之间的成都平原中央．秦汉以来就十分富庶,号称“天府之国”。成都人的闲适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隋书·地理志》说：其人“多溺于逸乐”。《宋史·地理志》也说：“其所获多为邀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元朝费著在《岁华纪丽谱》中也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明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入成都,号大西国。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中国城市的微观世界——从成都茶馆个案看都市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欧美城市史学者对公共聚集场所,诸如咖啡馆、酒馆、酒吧间等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那些地方陌生的人们聚集,交流信息,进行家庭和朋友之外的公共生活.     

晚清政治与新史学

晚清政治的变革对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挽救民族危亡的意识和政治启蒙的需要唤起了史学革命,以民主为指向的政治文化为新史学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政治改革不仅为新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清末民初新疆乡约的特点

清末民初 ,新疆传统的伯克制度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而乡约以其灵活的组织形式和日益强化的综合管理职能等长处 ,适应了当地特殊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 ,从而在新疆得到普遍推广。伴随着新疆乡约综合管理职能的强化 ,出现了乡约与官吏勾结 ,乡约养廉地渐被变卖 ,乡约设置过滥且多为当地头人把持等问题 ,故清末民初新疆乡约的危害极其严重。     

清末民国时期湖南的米谷市场和商品流通

湖南米谷向外省输出与省内的流通在清末民国时期持续发展,其水平要高于清朝全盛时期。杂粮也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粮。与过去湖南是“地主市场”看法不同,本文认为此一时期的米谷市场是“农民市场”。洋货包括洋米在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农村并不占多少比重,本文对中国农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至少是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效果表示了怀疑。     

近代苏南义庄的家族教育

近代苏南义庄普遍重视家族教育,其组织方式主要有三种:自办庄塾,助束脩之资,对求学应考者给予经济补贴和奖励。义庄对受助子弟实行严格的考勤及督查制度,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色。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义庄顺应时代变化,扩大助读、施教范围,接受新学制,更新教育内容,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新式义庄家族教育为苏南教育的近代化及这一地区近代初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一定基础,对今天的教育发展与慈善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晚清民国经济史丛书》出版

这套丛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香港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商务印书馆(香港)网上书店有限公司共同发掘近代史所图书馆馆藏、合作出版近代史珍稀文献计划的第一部分。丛书全部采用高精度扫描,字体格式均完全按原书原貌印行。本丛书包括三方面的书籍:一、中国近代经济史基本状况及相关统计数据这一部分所选图书,多为当年的权威性调查研究而今不易见者。例如1908年两湖总督署藏版的《中国经济全书》,系两湖总督署特意组织翻译的日本人著作,是对晚清经济的客观分析及民众经济生活的调查。民国初年农商部组织编纂的《中华民国第一至第四次农…     

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

关于明清时期宦官的研究 ,以往史学界多从政治史的角度入手 ,探讨宦官干政及其与皇权的关系。本文从黑山会这样一个宦官的祭祀组织出发 ,探讨他们塑造刚铁这样一个宦官祖神的意义 ,从新的角度理解宦官政治 ,并进而探索宦官与京师民间社会的关系 ,以及他们在宫廷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中介角色     

清末和民国时期华侨在厦门的投资

历史上华侨在厦门的投资是伴随着厦门近代城市的形成不断发展起来的。从1871-1949年的79年间,华侨在厦门及其附近的泉州、漳州等地的投资为1.28亿元人民币(建国初价格),约占同期华侨在福建投资的92%。华侨在厦门及其周边地区投资最多的是房地产业,约占总投资额的46%,其他投资领域依次为工业、商业、交通业、农矿业和金融业。华侨在厦门的投资符合当时厦门作为归侨、侨眷聚居的消费型城市的各种需求,对厦门现代城市规模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厦门近代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