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仍要持续推进.新时期的国家治理与传统的国家治理相比,有些新的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是建设法治国家,为此目的,我国要积极运用制度和法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全球化、大数据时代下,中国的法治建设还关系到中国的国际法治实践.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高度重视国际法...     

社会转型时期两代领导人的法治观的传承超越与立法的现代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的发展,可见国家领导人的法治观念对社会、法律及两者的现代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邓小平的法制思想发展了毛泽东的法制思想,在法律与治国、法律与政党、法律与政策、民族与法制关系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江泽民法治观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两次用全会文件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肯定了"依法治国"的权威地位。近20多年来,中国立法的实践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正确思想理论指导下,依法治国成为社会的共识,现代法制体系已基本建立,公民的法制观念已经有了质的进步。     

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

由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转变,是人类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大信”与“小忿”

实行以法治国，须当确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能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真正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因中国封建积习太深，权比法大、以言代法的人治现象，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这样，对处于掌权地位的领导者而言，如何认识并处理个人言行与法律规范的关系，就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坚持基本方略 推进依法治省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新的里程碑。青海省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依法治省进程。”依法治国、依法治省方略的提出,标志着治国、治省方式的重大转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依法治省是依法治国方略在省级行政区域的具体实践,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和坚持依法治省,就是使全省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地方国家事…     

当代中国公民法治意识探析

社会主体法治意识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和核心。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笔者从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现状入手,提出了对公民进行法治意识培养和教育的措施与办法。     

试论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统一性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深刻地向我们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这三个基本要素间又形成了三种基本政治关系，即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依法办事与人民民主。本文着重就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的统一性作些粗略分析。一、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依法治国所谓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管理国家事务，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     

浅谈促进农村文化繁荣发展的主要对策

研究农村文化需求要有大文化观念。文化研究要有开阔、宽广的视野,如果就文化研究文化,永远研究不清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和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使有道德的企业和个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使违法乱纪、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会的唾弃。     

论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

本文认为培养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对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前提。而现阶段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笔者认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传统的法律文化进行扬弃,严格依法行政,及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树立公民对法律的正确态度等是培养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经验和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充分认识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使其相得益彰形成有效治理的强大合力。     

从传播变革视角分析新时代政府信息公开所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些内容展现了党和国家对加强政府法治建设、社会法治管理的决心.其中,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及时全面地进行信息公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播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政府...     

卢梭“公共意志”论研究

"公共意志"是卢梭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概念,其关于公共意志的观点可见于《社会契约论》和其他著作中。在卢梭看来,社会建构的主体在于公共意志能否取代君主的个人意志成为社会的主要支撑力量。一个公共意志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才能称其为人民的国家。通过公共意志将人民的个体意志集合在一起,从而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这正是卢梭为我们揭示的重要思想。     

论法治的内涵

本文从法治是一种社会治理状态,即“社会公众能够依法享有应该享有的权利,自愿履行依法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法定义务后能够依法受到公正的审判”的法治状态的角度入手,归纳出法治社会的三个要件：信仰——法治社会的精神要件;良法——法治社会的物质基础;法律的可诉性一法治社会的行为要件。并系统的论述了信仰、良法、法律的可诉性对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性;同时详细的阐述了如何提高公众对法律信仰．怎样评价一步法律是否良善以及由谁评判．如何提高法律的可诉性等问题。最后,从法治社会的这三个构成要件出发,结合我国的法治现状,得出了几点对于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启示。     

基于传统无讼思想的法律思考

中国几千年的法律文化是一部以维护统治和社会秩序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法律史。古代法律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通过严刑酷罚来驱民畏讼、息讼以达到无讼的结果,从而震慑社会不稳定分子和政治对手。现代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所追求的法治秩序,应当是通过引导公民追求合法权利的秩序,而不是压制各类社会群体追求公平公正的畸形秩序。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无讼"不能成为当代维稳社会的指导思想。     

论中国法治的域外参照

外域法律文化及其法治化道路演进的理论与实践启示我们,中国法治化道路的现实追求在于如何通过借鉴进而整合外域法治资源,在于如何通过整合进而全面超越先进法治国家。良法之治、宪法至上、权力制衡、行政法治、经济法治、程序优先、法律平等、人权保障等法治重要原则,既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外域法律文化的重要借鉴内容。中国在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历程中,对外域法律文化和法治模式的资源取向,必须进行创造性转换,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吸取其成功的经验,总结其失败的教训,整合是手段,是超越的基础,超越是目的,是真正的价值追求。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法治对于防范应对重大风险能够起到有效、有序和有力的保障作用.运用防范应对重大风险的法治思维要求必须坚持法治原则,依法行事,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思维.用法治方式推动防范应对重大风险要求建立健全重大风险防范应对的法律规范体系,完善重大风...     

2015,为了理想!——新年献辞

时光漫长,道路宽广,我们拥有理想,我们还在路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即将过去的2014,细细品味,可以倾听前行的足音,可以感受潮流的激荡。在飞逝而去的日日夜夜里,依法治国的方略、正风反腐的张扬、发展新常态的开启、世界互联的融合、国际风云的变幻,乃至千千万万人的梦想与努力,交织成一幅幅跌宕多姿的时代画卷。我们走过的一年,饱含敬畏,充满力量。有知难而上的开拓进取,也有静水深流的战略谋划。从十八届四中全会建设法治中国的顶层设计,到设立国家宪法日弘扬依法治国理念,形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双轮驱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     

政府律师的服务职能探讨

政府律师是专门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保障政府依法行政的专业法律工作者,具有律师和国家公务员的双重身份.设立及完善政府律师制度,不仅是完善我国律师制度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尤其是政府律师可以在信访工作上发挥独特的作用.     

宪法至上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建设法治国家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是制定普通法律的基础和依据,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根本保障。     

政治和法治的钟摆——以国家观念(文化)史为视角

法治是人类经过长期的探索,才得以确立政府应该负责的一种信念。历史上,法治从对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承认发展而来。国家在认可个人的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同时规定了对自身的基本限制。西方现代法治进一步延伸了宪法控制政府行为的观念。法律制定是国家权力的明显体现,而被制定的法律是国家政策转化为行动的中介并对整个政府行为均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政府当局不能采取任何与议会或宪法相抵触的行动,意味着法律优先于任何的、所有的其他政府手段,受到立法机关法律的、政治的首要性的支持。借助国家观念史的演进历史来分析,可以说明政治和法治的钟摆始终是在回答为什么必须使用国家权力,然后才是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即权力守法)这两个问题所代表的倾向之间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