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回忆

1950年九月,我从美国回国,经顾颉刚师八行书推荐,系主任白寿彝同志的接受,我到师大历史系来教书,一教就是四十年,而且还要教下去。但我和师大同学的友谊,比四十年还要长,要从1930年我来北京算起,是六十年了。 1930年暑假前,我山东六中(在荷泽)毕业,到北京来考学。这年大学取消预科,中学由旧制四年(接大学预科)改为高、初中各三年。我到北京,跳了一年考入辅仁大学附中高二插班,转年寒假后,我又转入文治中学高三。半年后,我文治高中毕业,考入北大。我在六中的好友,有朱启贤、沈秉钺、武鹤飞和王显琳。朱、沈、武中学比我高两年     

回忆父亲陈明仁

一 在我6岁以前的记忆里,对父母是没多大印象的。直到1928年春天,二舅告诉我,要送我到父母身边去,我这才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见到了我的父母亲。 1929年至1936年,我随父母在杭州、南京、苏州等地居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所知道的邓颖超往事（上）

1954年,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机要干部学校毕业后,转业到了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3月,我调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从此在西花厅工作了长达37年。其中足足有27年,我作为邓颖超同志秘书为她服务,直至她去世。这些年,她对我的培养、教育、信任、关怀与爱护,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     

摔完花瓶怎么办

亲爱的木木:我和丈夫相识17年、恋爱7年,直至婚前两年他都是我的崇拜者。我的学历和知识层面比他高,他社会经验和为人处事比我成熟,这是我母亲反对的原     

西藏,我的第二故乡

虽然我不是藏族,但我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西藏,想念那里的蓝天、雪山、草原、江水,想念那里的阿妈、阿爸和兄弟姐妹。因为,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房东阿妈我是６０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去西藏工作,在西藏工作的那些年,我结识了许多西藏人,特别是老阿妈和老阿爸。是他们的爱,让我这个早年丧父又早早离开母亲的人,重新尝到了人间的温暖。几年不去西藏,我就想得慌,总觉得那里有我慈爱的父母。最让我难忘的,是我第一位房东阿妈。那是１９６２年,我当时在《西藏日报》社的藏编部工作已经两年了。有一次下乡工作,住在一位藏族老阿妈的…     

我选择了她,她也选择了我——我和地方志的故事

<正>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从事地方志工作已经六年了。六年来,我和地方志从相识到相知、相依,我们之间,还真有一些浪漫、有趣的故事。当初,是我主动追求她2007年,我从处室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当我们的"一把手"张显丰局长找我谈话时,我主动提出做地税史志、年鉴工作。可能是我的要求出乎张局长的意料吧,他楞了一下,但很快就爽快地同意了——我想,他一定认为我做史志、年鉴工作挺适     

难忘的教诲——回忆在胡绳同志身边的日子

胡绳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老师,是我青年时代受益最多的老师。他的逝世,使我想起许多往事,止不住对他的深深的思念。当年他对我、对年轻人的谆谆教诲,我至今记忆犹新,终身难忘。从1951年到1957年,我担任胡绳同志的秘书共六年多。那时我刚从高中毕业不久,什么也不懂,所谓秘书,不过是做些接电     

恩师张锡祺：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我于1953年考进安徽医学院（今安徽医科大学）,张锡祺先生时任学院院长,经常亲自给我们讲课;1958年我毕业时,先生亲自挑选我留校,并安置在他身边工作。1960年,先生积劳成疾,不幸辞世。在师从先生前后8年的岁月中,先生的品德、学问、业绩和他的人生追求,一直铭刻于我的心中。我的恩师,是一个道德文章皆高尚的人!     

在我争取入党的日子里

在我生命的记忆里,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有几十年争取入党的经历。 1916年我出生在上海一个海员工人的贫穷家庭。学徒时期我曾读过鲁迅、邹韬奋、胡愈之、金仲华等人的文章,对我接受爱国主义思想和后来进行的抗日     

难忘恩师王憨山

<正>已逝著名画家王憨山是我中学时代的老师,在我心目中他给我留下了独特、大气,内涵深,平易近人的印象。其人、其画、其字都这样。1957年至1963年,我在湖南     

我在巴黎通电起义始末

1949年,国民党驻外使馆第一个发动起义的外交官驻法公使的亲身经历,亲自撰写…… 通电起义 1947年6月16日接到老友孟鞠如自巴黎来信,指出,大局已到转折关头,敦劝我想方设法,摆脱一切,出国以自救。继而1948年8月1日,我调任驻法大使馆公使。到任之日,鞠如又突然到我办公室与我密谈,劝我打破对蒋介石的迷信并以斯大林著《论列宁主义基础》法文本赠我,说是可以帮助我打破对蒋介石的迷信,……经过整整一年时间,陆续接触了陈立夫、蒋廷敝、宋子文、于斌等反动人物,亲自贪图了他们的言行。 从1948年8月至1949年8月这整整一年,这批反面教员的表演象…     

陆定一谈文革经历

我翻阅历史资料,发现陆定一同志在1990年11月30日,同我谈他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番话。现把记录原文照抄如下,供读者参阅。1990年11月30日下午,我到北京医院看望原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他这年85岁了,但头脑清晰,记忆力很好,仍然十分健谈。谈起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陆定一同志说:1967年10月9日这天,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九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     

难忘儿时跳年灯(苗族)

过去,我的家乡贵州修文、黔西一带的苗族人民为了送旧迎新、欢度新春佳节,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有跳年灯的活动。我五、六岁时亲眼看过跳灯。现已多年,但那精彩的场面还使我记忆犹新。提起跳年灯,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童年,那时我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最爱凑热闹,每逢跳年灯,不管天阴下雨,山高路滑,总是追着浩浩荡荡的灯队,走村串寨。我父母不放心,把我交给我的幺表叔,路不好走时,表叔就背着我。跳灯的队伍常常有二十来盏灯,     

卡堆——我的童年记忆的香格里拉

西藏,是我永远眷恋的故乡。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在那里,我渡过了美好快乐的童年时光,和充满朝气、理想的青少年时代;那里,有我的初恋,还有十年紧张艰苦的军营生涯。     

将军风范励后生

我是1988年9月任宋时轮院长秘书的,直到1991年9月17日老首长病逝。3年的秘书工作,使我对他的晚年生活有较深的了解和认识。时光流逝,并没有冲淡我对老首长的思念,他那艰苦朴素、清廉自律的一幕幕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我向毛主席上书提“过渡时期”

1948年9月,我考入华东大学学习,这是华东局主办的培养干部的学校。1949年4月,我随大军渡江南下,做支前工作。同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回地方工作,历任青年团的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地委秘书等职。1956年夏,响应党的号召,报考高等学校,考取了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58年下半年,我由学生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王院长,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历史所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说几句话,我感到十分荣幸,也是感慨万千。我想我是以双重身份在这里发言的,因为如大家所知,近十年以来,我已经不在历史所工作了（还有兼职研究员的名义）,但我确实是长在历史所,学在历史所,从20岁起在历史所学习和工作了整50年。我本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1952年被调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1953年底转来历史所,直至2003年8月调回清华,刚好是50年。这50年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50年,也是我永远引以为荣的50年。     

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的岁月

正我曾于1958年至1966年、1979年至1981年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在纪念彭真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忆自己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很多事情仍然历历在目。彭真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及对我的悉心教育与关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获益终生。上任之初,当面考试在担任彭真同志秘书之前,我曾经见过他,但没有直接接触。1958年,在我担任机要秘书第一天,他见到我时说:"噢,原来就是你啊!"他表示,在这之前对我是有印象的,但是不知道我叫岳祥。     

不像“文化”大革命,倒像“武化”大革命——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正>1966年,在神州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任湖北省应城县三合区区委书记。一、难忘我的那一百本笔记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养成了写工作、生活、学习笔记的习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写了一百多本笔记,满满装了一大木箱子。我把它视为宝贝。     

从人治到法治的历程

正1979年4月,全国人大新成立法制委员会,那时彭真刚恢复工作,任法委会主任,王汉斌任办公室主任,手下缺干部,就把我调去。我是50岁才调到法工委开始从事法律工作的,可谓晚年改行。从1979年到1987年,我在法工委工作8年,先后任理论组组长、民法国家法室处长、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秋,我想专搞学问,离开了全国人大到中国法学会,当了研究部主任,那年59岁了。干了一年就到60岁,一刀切让我离休。